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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性别(gender)是在20世纪70年代女权主义第二次浪潮中出现的概念。社会性别理论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强调性别的社会文化建构性，主张人的性别角色是社会化的结果。凯特·米勒在《性别政治学》中指出，从幼儿时代起，社会文化和制度就将男女置于不同的领域进行规范和训练，将两性的行为模式及角色要求内化为个体的行为规范。[1](P36)在性别机制的规范之下，男性和女性都不自觉地用固有的标准来规范自己的思想和行为，使自己符合限定的、社会认可的气质、角色和社会地位。女性被限制在家庭有限的空间，她们必须温柔、被动、顺从、忠诚，而男人则必须强悍、胆大、具有进攻性和侵略性。这种机械划分的社会性别角色不仅使女性处于从属和弱势地位，也同样束缚了男性，使男性成为隐蔽的受害者。用社会性别理论解读《尤利西斯》，发现乔伊斯对性别角色和性属关系表现出的关注和审视。《尤利西斯》中性别角色的模糊乃至跨越，男女主人公对自己传统性别规范的焦虑、对社会定义的理想男女气质的质疑乃至反叛，以及男女主人公各自跨越性别角色的气质，揭示了乔伊斯对束缚女性和男性的不合理性别规范的批判，并试图重建更民主自由，更符合人性的性别机制。 《尤利西斯》中对于传统性别机制的批判和嘲讽，对性别身份的模糊在第十五章中尤为突出。在第十五章，乔伊斯通过布卢姆的易装，极具讽刺意味地颠覆了社会性别身份，模糊了性别界限。拥有男性身体的布卢姆被迫穿上了典型的女性服饰，紧身胸衣和裙衫，这些极具女性特征的桎梏不断提醒布卢姆穿上这身衣服后所具有的性别身份。贝洛要求布卢姆：“身上要用带子狠狠地束紧，好穿上老虎钳一般的软鸽灰帆布紧身胸衣……你那个比不扎东西的时候显得丰满的身材，就要受紧如网子的裙衫的羁束，配上漂亮的二两重的衬裙，流苏领边”[2](P749)在这里，易装成为了模糊社会性别界限、跨越男女性别气质的一种象征。弗吉尼亚·伍尔夫对服装和性别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这样的分析：“性别之间的差异是一种最深奥的区别，服装只是深藏在下面的某种事物的标志……在每一个人的身上都发生着由一个性别到另一个性别的摆动，而且经常地仅仅是服装使人保持了男性或女性的外表，而在服装下面的性别和上面所表现的恰恰相反。”[3](P118)这种性别的摆动表明了社会性别的不定性和可变性。布卢姆身着女装，顛覆了身体性別与文化性别(衣服)之间的对应，充分表现了性別的流动性和多变性。布卢姆的身体从性別中解脱出来，游离于社会性別及布卢姆的“真实”(生理)性别之间，突显了男女二元性別论的僵化，表明身体与性別特质并无必然的联系，女性未必具有阴柔的身体，而男性未必具有阳刚的身体。乔伊斯让处于所谓高人一等的男性地位的布卢姆降低自己的身份，去扮演一个“次等”的性别，更具革命意义地颠覆了男性主导的社会性别机制。 在批判传统性别机制，模糊性别界限的同时，乔伊斯通过男女主人公的塑造试图瓦解传统性别机制对男性和女性的束缚，探讨了重建多元化的性别特质的可能性。在传统西方文化中，男性的进攻性、竞争性是界定理想男子气概的重要标准。如果说“女人味”的社会性别规范束缚了女性的自由发展，那么男性气概的要求和规范也同样束缚了男性，使得男人不得不在一切场合，特别是公共领域，为了赢得认同和尊敬而展示“理想的”男性气概。这种社会期待和男性自我的规范使男性同样生活在无形的焦虑和压抑之中，成为男性人格异化的根本原因。《尤利西斯》开篇，乔伊斯就暗示了传统性别机制对男性造成的焦虑感。男性化意味着与母性世界的分离，进入男人的、象征荣誉及斗争的世界。男人必须除去一切女性特征，逐渐“男性化”，成为社会认可的具有男子气概的男人。男人不得不从事那些证明所谓男子素质的运动。《尤利西斯》第一章，斯蒂芬就将自己置身与赌博、赛马等所谓的男人游戏[2](P52)之外。听到球场传来的声音，感到所谓男子气概对男性的束缚和所造成的压力，“又进了一球。我就在他们中间，在他们挤成一团、混战一场的身体中间。这就是生活的拼搏。你是说那个妈妈的宝贝疙瘩，那个外罗圈腿的，似乎有点反胃的孩子吗？拼搏。时间受了惊吓，弹跳起来，一回又一回。疆场上的拼搏、泥泞和酣战声，战死者临终的呕吐物冻成了冰块，长矛的矛尖勾出血淋淋的肚肠子的狂叫声。”[2](P52-53)球场的搏斗成为男性身份和气质的象征，男人必须为自己的身份而厮杀。 为了确定自己的男性身份并得到社会的认可，男人必须威武善斗，这正是古典英雄奥德修斯所具备的最重要的品质。在《男性统治》中，布尔迪厄指出：“男子气概既被理解为生殖的、性欲的和社会的能力，也被理解为斗争和施暴的才能(尤其在报复中)”。[4](P69)和奥德修斯不同的是，布卢姆不是一个暴力的复仇者，为了维护自己不可侵犯的男人尊严而杀死所有向妻子求婚的人。布卢姆反对男性世界的暴力和斗争，面对自己被妻子背叛的处境，布卢姆使用的不是暴力的搏斗和厮杀。虽然布卢姆妒忌博伊兰强悍的肉体和旺盛的精力，但他摒弃了狭隘的仇恨，放弃了以暴制暴的传统男性取胜的行为模式。然而，男人们惯于以武力解决冲突的方式在人类历史的文化和人们的观念中根深蒂固，一个不善搏斗的男人往往被视为弱者。在《尤利西斯》的第十二章《独眼巨人》里，布卢姆所坚持的和平、爱和宽容与周围男性群体的野蛮、残忍、侵略性显得格格不入，布卢姆也因此受到了冷嘲热讽和排斥。当约翰怀士认为应该“象男子汉一样用武力反抗”时，布卢姆却坚持认为武力和仇恨都是徒劳的。他说，“侮辱与仇恨，那不是人应该过的生活，男人和女人。谁都知道，那是和真正的生活完全相反的。”[2](P506)在布卢姆看来，只有爱，“仇恨的反面”，[2](P506)才能拯救这个世界，才是真正的生活。布卢姆与男性群体相悖的观点不可避免地遭到了冷遇和鄙夷，他本人也成为众人取笑的对象，在他们看来，布卢姆长着一张“象女人一样”的脸，根本不可能在枪口前表现英勇、挺身而出，[2](P506)而只配得上大扫帚和保姆围裙。布卢姆被男性同伴归为弱女子，把他从男性气质圈中驱逐出去，而同“大扫帚和保姆围裙”的典型女性范畴相提并论。 布卢姆不但更认同和平宽容等女性价值观，更具有诸如敏感、忍耐、感情丰富、这些往往被定义为女性气质的特点。贯穿《尤利西斯》始终，布卢姆对于动物、死人、盲人、老妇人、产妇、甚至是恶棍都充满了同情之心，这种丰沛的怜悯之心常常使布卢姆孤立于男性群体之外。在小说第十四章《太阳神牛》中，布卢姆对于产妇的同情使他与周围男性团体的不动感情甚至冷漠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这一章，布卢姆为看望难产的普里福伊夫人来到了霍恩产院，深切体会到女人分娩的痛苦，心生怜悯之情，“心中默念者，妇人何其苦也。”[2](P578)虽然斯蒂芬和医学院的一帮学生们都沉浸在自己的言论中，在产房外高谈阔论，大声喧哗，布卢姆却无法真正加入他们之中，从产房传来的痛苦的叫声让布卢姆“心情仍及沉重。。。。。。悲悯不已。”[2](P581)布卢姆忍受周围的男人以在痛苦生产中的可怜女人作为谈资。在最后的时刻，当产房传来产妇分娩成功的消息，布卢姆终于松了一口气，“如果听到此次产妇临盆成功喜讯而不欢欣鼓舞，必是铁石心肠、冷血鬼怪。”[2](P601)布卢姆跨越了男性的身份，更多的是以女性的身份在体念分娩之痛。 布卢姆的这些女性品质使他远远偏离了传统性别机制对男性的定义，然而，这个“有女人气的男人(womanly man)”[5](P176)却最终战胜了妻子的所有假想和真实情敌，那些具有“男子气概”的男人。《奥德赛》中的奥德修斯凭借暴力赢回了自己的王国和家庭的团聚，而“女人气”的布卢姆同样赢得了史诗般的家庭团聚，赢得了妻子的爱与回归，获得斯蒂芬的认可从而成为其精神上的父亲，重新找回久以存在却已在物欲横流的现代社会日益被淹没的亲情。在《尤利西斯》的结尾篇章中，乔伊斯通过莫莉不断重复的“yes”，充分肯定了布鲁姆所具有的传统性别定义中属于女性的特质。使布卢姆胜出的，正是他的温柔体贴、敏感细致和宽容善良，这些被认为是女性气质的品质。乔伊斯并不认同传统性别机制对男性气质的定义，他敏锐地意识到把男子气概和无情冷酷相等同的文化准则是不合理的。对布鲁姆所具有的女性气质的肯定，表明了乔伊斯赞同把女性气质融入男性气质之中。 如果说布卢姆只是在某些方面超越了传统性别机制的约束，女主人公莫利·布卢姆的塑造则是在多方面超越了性别机制的束缚，消解了传统的男性的主体身份/女性的客体地位二元对立。作为其原形的Penelope在荷马史诗《奥德赛》是一个完全符合传统社会性别机制的理想女性：忠贞、顺从、勤于织补、默默地等待流浪的奥德赛回家。乔伊斯笔下的莫利却是一个对丈夫不忠，对男人想入非非，对性大胆主动的女人。莫利的气质、行为举止和道德意识都远远偏离了传统的规范。莫利也因此而被指责为“不合体统”，甚至是荡妇。然而乔伊斯却让莫利的生日和圣母玛利亚的诞辰之日相同，这种安排嘲讽了男权社会性别机制中所定义的女性典范。莫利与圣母玛利亚的形象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圣母玛利亚维护着处女的圣洁，这不仅是宗教的要求，更是男权社会的伦理要求，用以规范女性行为，满足上帝(男权)的统治需要。莫莉这一形象的塑造则充分体现了乔伊斯反对固守女性贞操的传统观念。 贞操、对性的被动，向来是传统性别机制对女性的最起码的要求和规范。勒纳在《女性经验》中说道：“社会造了一道墙，将女性封闭在家庭生活的圈子中，而被女性视为离经叛道的恐惧，视砌成这道墙的最后一块砖头。”[6]对于“离经叛道”的恐惧使很多女性在思想上和感情上顺从社会的要求。而莫利则丝毫不恐惧所谓的离经叛道，她最不同于传统女性的是她在性方面的坦率和大胆。在男性主导的文化里，女性应该是纯洁无欲的，女性的作用只在于满足男人的欲望，根本不允许表达自己的欲望。乔伊斯对这种禁锢女性的文化准则进行了大胆的批判。在《尤利西斯》中，性“就是自然的事。”[2](P1051)备受压抑的女性欲望在莫利的独白中自然地流露。莫利回忆着她曾经遇到过的男人，她的青春和激情，批评家们指责她的不贞，甚至列出她与二十多个男人发生了关系。而实际上，莫利只是在潜意识里幻想着男人和性。作为一个女人，莫利如同男主人公布鲁姆一样，都是有欲望的凡人，并敢于大胆地表达自己的欲望。莫利不是一个完美的女性，但更不是一个思想空洞的肉欲动物。在她对布鲁姆的赞同中，莫利拒绝了作为男权社会代表的博伊兰对她的操作和物化。 女性在性别角色上受到的灌输、训练与她们自己实际的经验，让大多数女性都接受并内化了一些观念。这些观念影响了她们的思想意识，使他们甘于在男权社会中居于被动、服从的地位。正如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所说：“人们教导她说，为了讨人喜欢，她必须尽力去讨好，必须把自己变成客体；所以，她应当放弃自主的权利。她被当成活的布娃娃看待，得不到自由。”[7](P324)乔伊斯在莫莉身上则完全超越了这种活的布娃娃形象。莫莉思想独立，对女性在男权社会中的不利地位以及女性被强加的各种不合理的社会角色十分不满，不断地谴责社会对女性的限制和压抑。在她的独白中，始终贯穿着一个问题：是谁让女人过着这样的生活？她抗议社会对女性角色的规定，“是谁出的主意给女人派了这么个买卖怎么又是衣服又是烹饪又是孩子的[2](P1041)”。莫利深刻体会到男权社会对男女的双重标准，“他们可以到处乱跑碰上什么乱七八糟的穿裙子的都能随心所欲地要她们的而我们还不许问一问可是他们却要知道你哪儿去了你准备到哪儿去呢”。[2](P1008)莫莉指责女人的衣服款式对她们的束缚，“身上都箍得紧紧的你穿这种衣服在人群中间简直什么也甭想干跑啊跳啊都没你的份儿。[2](P1021)莫莉自己宁愿穿裤子。实际上，在1850年，阿米莉亚·布卢默由于穿上了酷似男性裤装的“灯笼裤”而遭到了人们的谴责，[8](P97)在莫莉的时代，敢于身穿灯笼裤象征着某种意义上的男女平等，莫莉用自己的衣着表达了对社会习俗的不屑与蔑视。 在男性社会里，女性被当作没有主体性展示品，身为女性从来都是被男性征服的对象，大多数女性往往甘愿成为男性的玩偶，成为被评判的对象，而从来不敢对男性做出评论。莫莉却是一个例外。她大胆地评判男性的身体，嘲讽男人对自己身体的自负，“好像那玩意儿是世界七大奇观之一似的”。[2](P761)对于男性，莫莉不嫉妒，不崇拜，更没有弗洛伊德所说的阉割情结。莫莉能以平等的姿态欣赏真正的男性美，并为之迷恋：“我可以整天地看他也看不厌的一头的鬈发还有他的肩膀……那才叫真叫美真叫诗意呢我常感到自己想吻他的全身[2](P1050)。当布卢姆在博物馆欣赏裸体的女性美时，莫莉以自己的标准，以主体的身份定义了女性眼里的男性美，从而将女性一直以来仅供展览的“被看”的身份变为主动，成为一个独立的主体。 作为一个特例，莫莉挑战了男权价值体系中对女性主体性的贬低，更颠覆了性别机制中对女性的定义。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定义是被动服从，而莫莉是主动积极，她敢于质疑并反抗女性被强加的角色，从不勉强同意男权社会的价值观，而用自己的视角去判断是非。莫莉的这种独立和自我主张使她具有了传统意义上的“男子气概”，不同与传统意义上的女性。莫莉有自己的独立见解，是自己身体的主人，她不认为自己是丈夫的财产，她需要男性但并不依附男性而存在，更拒绝被男权社会物化。显然，莫莉在气质、行为、思想意识和在家庭中的地位都超越了社会性别所定义的狭义范畴，在个体特质上获得了多样性。 在《尤利西斯》中，乔伊斯批判了社会强加给女人和男人，极其荒谬、有悖于人性的模式和规范，提出了其它的可能性，男性的阴柔，女性的阳刚都不被另眼相看，而是得到宽容甚至是认可，男性和女性也因此获得了更多的选择和自由。男女主人公各具特色的性别气质预示了重建性别角色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乔伊斯在对传统社会性别进行批判的同时，反对俗定的性别模式，并暗示只有通过对性别互补性的承认，男女才能够彻底得到解放，从而使两性达到和谐共处的理想状态。正如现代心理学大师荣格所指出的，“要想使人格和谐平衡，就必须允许男人性格中的女性方面和女性人格中的男性方面在个人的意识和行为中得到展现。”[9](P67) 参考文献： [1]Millett，Kate.Sexual Politics[M]. Garden Cit-y： Doubleday，1970. [2](英)詹姆斯·乔伊斯.尤利西斯[M].金瑅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 [3](英)弗吉尼亚·伍尔夫.奥兰多[M].韦虹，昊乐译.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1994. [4](法)皮埃尔·布尔迪厄.男性统治[M].刘晖译.深圳：海天出版社，2002. [5]Zimmerman，Michael. Leopold Paula Bloom：TheNew Womanly Man[A]. Literature and Psychol-ogy [C]. Teaneck，NJ29，1979. [6]Lerner，G.. The Female Experience：An Ameri-can documentary[M]. Indianapolis，IN： Bobbs-Merrill，1997. [7](法)西蒙娜·波伏娃.第二性[M].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 [8]O’Brien，John A.，ed. The Vanishing Irish：The Enigma of the Modern World[M]. NewYork： McGraw-Hill Book Company，1953. [9](瑞士)荣格.荣格文集[M].冯川译.北京：改革出版社，1997. [作者简介]彭珍珠(1975—)，女，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英语教育学院,讲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文化研究。(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英语教育学院，广东广州510420) 原载：《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34卷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