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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思和先生认为,上个世纪以来,中国的学术文化分为三个形态:“国家权力支持的政治意识形态,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外来文化形态和保存于中国民间社会的民间文化形态。”①民间文化形态作为一个多层次多维度的文化形态,不仅包括中国农民所固有的传统文化,还有被知识分子精英文化抨击散落于民间的封建意识形态的文化毒素。处于偏远闭塞的农村宗法社会无疑是民间文化形态存活的沃土,生于斯长于斯的农村女性于民间文化形态有着天然的联系。 一、民间文化与农村女性 民间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男权文化。中国有着两千多年的农耕文化,在漫长的历史文明进程中,由于体力上的差异男性在社会生产中占据主导地位,女性在经济上只能依附于男性。社会分工的一主一从造成了男耕女工的社会角色定位,也造成了女性在社会和家庭中被奴役的地位。“这种社会分工或许有自然及男女生理特点的原因,但其内涵已远远超过了男女两性生理差异,它成为男性家长占有生产资料和生产力的依据,成为整个父系统治秩序中最基础的一部分。”②这种秩序反映在社会伦理上的要求便是“夫天也,妻地也,夫日也,妻月也,夫阳也,妻阴也,天尊而处上,地卑而处下,日无盈亏,月有圆缺,阳唱而生物,阴和而成物,故妇专以柔顺为德,不以强辩为美也”③。当这种男权思想经过时间的沉淀,被制度化、合法化,便成为一种思维定势,构成民间文化坚实的根基。 五四“民主与科学”现代性文化精神的传入,对传统伦理道德形成强有力的冲击。妇女解放、婚姻自主成为当时最为鼓舞人心的口号,城市女性高喊着“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迈出了女性解放的第一步。农村女性却由于深入骨髓的民间文化的影响,依旧蜷缩于纲常礼教、君神族夫的层层压迫下。新中国成立后人民翻身做了主人,男女平等被写进宪法,借助于国家权力支持的政治意识形态,妇女解放成为衡量社会主义现代性的一个重要标志。广大农村女性置身于激情、自豪的语境中投身大生产运动。恩格斯指出:“妇女的解放,只有在妇女可以大量地、社会规模地参加生产,而家务劳动只占她们极少的功夫的时候,才有可能。”④但我们应当注意的是:由于农村劳动的特点,女性必须克服心理生理上的弱势才能用柔弱的身躯“顶起半边天”。并且她们在投入大生产的时候并未摆脱繁重的家务劳动。在这里女性的觉醒表现为渴望与男性拥有平等的经济地位,但中国的女性解放思潮是由男性知识分子作为现代性的必有之义推广的,长期形成的无意识让中国女性习惯于男性的启蒙。男女平等没有真正渗入民间文化的核心,也没有平等、解放等现代性的应有之义,仅仅是迎合政治口号的工具。 改革开放以后时至今日,随着农业文明逐渐向工业文明过渡,女性主义思潮在城市找到适宜生存的土壤,城市化加强了社会对男女平等的认识。当城市女性在腾飞的经济环境与丰富的精神文化氛围中逐步发掘和培养成熟的自我意识,并由此实现人生的价值时,农村女性由于经济教育等因素与城市的差距和对城市生活的向往,她们走向城市,渴望城市为她们提供发展的广阔空间。长期以来农村地区物资的匮乏,使农村女性对城市现代性的精神实质片面理解为物质。对城市现代性缺乏理性的认识,走入城市后经济、性别上的双重弱势,以及长期在乡土文化影响下主体性的缺失,让她们把刚刚从父权、夫权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属于自己的身体置于商业文化中,成为城市中被消费的对象。在对城市现代性的曲解下个体意识的觉醒由于缺乏理性的引导走向了它的反面。 通过以上对民间传统文化与农村女性的探究,便可知:社会转型和城市化进程中,农村女性的平等与独立受制于民间宗法文化对她们根深蒂固的影响。农村女性缺乏城市女性所拥有的现代性精神和清晰的现代理念,而对她们进行启蒙的男性知识分子以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从自身的实际利益出发把女性从封建妇德中解放出来进行重塑,这一现象在一些男作家的文本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二、男性文本与农村女性 毕飞宇说,中国历史与文化有着一个怪圈:“每一场血和泪的呻吟之后,总要挑出两个人来买单——一个是农民,一个是女人。”⑤有着这双重身份的中国农村女性生活在国家权力控制薄弱的边缘地带,因此她们的伦理道德、人生价值的形成受民间文化形态的影响较深。民间文化形态不仅包含着勤劳、质朴、善良等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包含着两千年封建文化的男权思想。虽然“五四”唤起了城市女性的觉醒,但建立在传统农耕经济基础上的农业文明仍然盘旋于乡村宗法社会的上空,农村女性依旧背负着男权文化给予的沉重负担。 第一批受“五四”思想启蒙的青年作家,当他们把目光从轰轰烈烈的城市女性解放运动中转移到乡土社会时,才惊异地发现:虽然孙舞阳(茅盾《动摇》)、张素素(茅盾《子夜》)等城市女性已受女权主义的启蒙自由操纵两性关系,但农村女性生活状态极其艰难,父权、夫权、族权三座沉重的大山压在她们柔弱的身躯上,挤压着她们生存的基本权利。怀着文化改造的理想,作家把笔伸向了农村女性,希望通过揭露、批判封建文化的愚昧无知来改造民间传统文化中对农村女性的奴役。《为奴隶的母亲》中的妻还在充当着传宗接代的工具,《竹山房》中的二姑用一生的幸福遵守着民间冥婚的习俗,她正常的生理欲望通过窥视新婚夫妇生活的变态形式释放出来。抱着牌位结婚的婵阿姨(施蛰存《春阳》)通过性需要的牺牲来换取食的需要,为了守住继承来的大笔遗产,努力克制体内的力比多,服从于三从四德的束缚。这些作品中的农村女性恪守着传统的妇道,为了生存自觉服从于以男性为中心的父权制文化,并自觉内化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安于男性指派给她们的地位,不去争取自由与平等。满怀激情宣传人性解放的作家以激进的姿态否定乡土文化中压抑女性的封建思想,表达出他们以文学参与改造社会和推进乡土社会现代化进程的愿望。由于时代的局限性,他们并未意识到农村女性受奴役的根本原因是缺乏必要的经济基础。归根到底,经济基础决定一切上层意识形态。农村妇女想要改变受压制的生存处境,必须从经济的依附状态中解脱出来。随后而来的全民抗战的社会环境,使倾向于展示城市女性的“革命+恋爱”小说风靡一时,农村女性的生存状态被压抑在历史的地表下,很少出现在作家的文本中。直到丁玲的出现才以其卓越的艺术才华塑造了贞贞这一女性形象。贞贞受命通过自己的身体获取日军情报,得到的却是男性村民猥亵的目光和女性村民同情背后的幸灾乐祸。丁玲以女性独特的体验呈现于文本:虽然贞贞的失贞是站在挽救民族命运的历史高度,也依然是“比破鞋还不如”。在高涨的革命形势下,贞贞发出的微弱的女性的声音淹没于宏大的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中。 新中国成立后,对农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改造,必然伴随着运用文学来想象社会主义时期的农村,作家们以积极的态度迎合乡村的现实变革情状。妇女解放依靠政治这一强有力的后盾成为中国当代小说的主题之一。《艾嫂子》中的刘艾珍,林斤澜《春雷》中的田燕、周立波《山那面人家》中的山村姑娘都是这一时期妇女形象的典型代表。在主流社会的宣传下,她们理解的平等首先是经济上的平等,为此她们努力克服自己生理和心理上的困苦去做本来更适合男人的体力劳动,奋不顾身地把自己融入集体之中,争当生产能手。“如果说五四女性解放是一种思想行为,注重个性意识的觉醒,因而不能对待生活的繁复重负。那么革命时代的女性解放则是在工业化建设需要大批劳动力前提下的生产者解放。”⑥外在环境的限制造成作家反思精神的匮乏,而深入他们价值体系的男权文化让这一时期的男作家默认“铁姑娘”存在的合理性。在他们的人文理念中,女性的主体性一直就是缺席的。杜拉斯说过,多少世纪以来,女人都是由男人教育的。对女性的重塑是男性的本职。波伏瓦提出:“一个女人之所以为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⑦社会文化所反映并塑造的女性气质不可能超越于被历史规定的女性形象。在那一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之下,使女人成为真正女性的超越本质的特征消失殆尽,女性解放在负载革命时代辉煌的同时,泯灭的却是妇女自我世界的其他情感。作品中的女性形象统一为:有男人一样的行为方式和结果,抛弃所有个人因素,为国家集体做出贡献。这种对男女平等的诠释并未使从家庭壁垒中解放出来的农村女性催生出女性的主体性,而是统一于集体这个强大的一元模式下。这使妇女解放的实际效果“没有真正落实到包括男性与女性的所有国民意识深处,这使中国女性的解放似乎只进行到某一组织表层:她们以主人的新角色集体参加了社会活动,但在个体关系中,她们也必须笼罩在从属于男性的阴影之中。”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进入转型时期,经济、政治体制的积极改革和思想上的空前解放之间相互促进,使得中国短期内在社会的各个领域内都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在农村,随着多余劳动力的增加,一部分年轻的农村男性离开农村到城市打工。这些怀着改变命运的热情来到城市的男性,把照顾家庭、农业耕种等繁重的任务抛给了留在农村的女性。很多作品中的农村女性被塑造为传统文化的守望者,显示出一些作家对现代性问题的守望思维理念,寄寓了作者在文化转型时期对传统文化的留恋。在莫言的《野骡子》中,父亲与野骡子私奔,母亲忍受着别人的冷嘲热讽默默地支撑着家。没多久,野骡子病故,父亲带着和野骡子生的女儿回到家。《西地》(吴玄)中的父亲因一个年轻女人和母亲离婚,却由于满足不了年轻女人旺盛的情欲而遭受打击,最后父母复婚了。两个文本有着相同的叙述模式:男主人公因第三者的介入先出走后又回来,被抛弃的女主人公不计前嫌宽容了悔改的男人。转型期经济的发展和生活的改善带来社会伦理道德的转变,作家以特有的敏感看到现代性对农村女性的伤害,但却没有给出清晰的答案,而是借女性的等待与宽宏大量来愈合道德沦陷的创伤。以后退的写作姿态简单地向封建传统文化复归,作家思想中的男权思想是这一共同故事结局的内驱力。 与在乡村守望的弃妇相反,一大批农村女性怀着改变生活的梦想涌入城市,这部分打工妹的生存主题成为作家关注的焦点。寇兰(尤凤伟《泥鳅》)和男朋友一同来到城里打工,为了给男友治病她开始了卖淫的道路。她也曾想停止这种营生,靠卖力气挣点干净钱,但当她把卖淫挣到的钱一次又一次交到“打工族之家”而一无所获时,终于顿悟:在这个金钱至上的城市,为了生存,她只有当鸡。九月(关仁山《九月返乡》)回乡后,把自己的身体和用身体挣的钱都献给了家乡的建设,她的这种近乎高尚的行为使民间文化以其独特的藏污纳垢性接纳了她。这些作品中的农村女性受惠于妇女解放所取得的成果,对身体相对有了很大的自主权,寇兰和九月已不像小福子(老舍《骆驼祥子》)那样屈服于父权,被迫通过出卖自己的身体养活全家。但必须注意的是:寇兰和九月貌似主动的性交易是迫于生计。作家敏锐地捕捉到了农村女性堕落的生存压力,在叙述者痛心疾首的情感描述中我们看到:现代性的女权思想带给农村女性无限的遐想与憧憬,它解除了传统文化对人的束缚,但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无论是以往的文化教育还是农村的生活给她们的人生阅历,都不足以提供给她们在城市立足的一技之长。唯一可利用的资源便是她们的身体。农村女性越想靠近城市,就越得无限制地利用自己的身体,当她们把自己的身体资源利用一空时,也离城市现代性的精神实质越来越远。由于作家现代性精神的制约,再加上男作家难以感同深受地对女性微妙的心理与独特体验进行书写,这些文本仅仅停留在对女性堕落的无奈同情之中。上述局限没有能力提供给作者明确的价值取向,帮助作品中的打工妹在迷茫的城市中找到正确的自我定位,更谈不上女性的主体性。 结 语 民间传统文化作为一种惯性文化制约着农村女性的个体觉醒,使农村女性在确立主体性的道路上举步维艰。呈现于男作家笔下的农村女性形象,或是阻碍社会前进的被启蒙的对象,或是服从于主流社会利益的被重塑的对象,或是卷入城市商业大潮的欲望化的对象,作家因深入骨髓的男权思想和现代文明精神的制约,对作品中人物的塑造缺乏独立、自强等女性解放的应有之义。并且文学对农村女性缺乏深切的关照精神,形成表现农村妇女题材的优秀作品在作家的笔下几乎阙如的现象。我们需要的是对农村女性有深刻体察和同情、对封建性别文化进行揭示和批判的优秀作品,同时希望作家深入农村,写出表现当代农村女性多元化的优秀作品。 作者简介:葛延峰,文学硕士,忻州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主要从事女性文学研究。 {1} 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关键词十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131. {2} 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5-7. {3} 转引自林丹娅.当代中国女性文学史论[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27.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58. {5} 毕飞宇.《平原》让我踏实[N].金陵晚报,2005:9.22. {6} 刘传霞.论中国50—70年代女性文学中的女性意识[J].济南大学学报,1994(4). {7} 西蒙娜·德·波伏瓦.第二性[M].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55. {8} 林丹娅.当代中国女性文学史论[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155. 原载：《名作欣赏.文学研究》2010/04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