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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瑟琳·曼斯菲尔德（ Katherine Mansfield，1888 ～ 1923）是世界文坛著名的女性作家，新西兰文学的奠基人。她以女性特有的敏锐和女性的意识体验，刻画了众多女性形象，深刻细腻地描绘了菲勒斯中心统治下女性的生活和心路历程。她的很多作品并未涉及性别政治，却具不同程度的女性主义意识。正如凯特·富尔布鲁克所言，虽然曼斯菲尔德在写作中没有将女性主义思想“当政治原则来公开讨论，但是她的女性意识却潜移默化在每部作品中”［1］。 一 女性主义文学与曼斯菲尔德 女性主义文学是女权运动在文学上的表现形式。作品通过对女人生理和心理特征的展示，引起人们的喜爱和怜惜，通过对女性意识的展现，破坏现存的社会意识，达到惊世骇俗的阅读效果。女性主义文学还努力挖掘女性自己的文学传统，对女性生活、形象、主题等的性质进行重新定义。 19 世纪的英国曾涌现过一大批出类拔萃反映女权主义思想的女作家，但到 20 世纪初，女性文学慢慢被冷落，女性在社会和家庭双重压迫下的悲惨遭遇成了被遗忘的角落，只有曼斯菲尔德和少数女性作家继续坚持反映女性主题。 曼斯菲尔德 1888 年 10 月 14 日出生于新西兰惠灵顿，父亲是位成功的银行家，但刻板冷漠，母亲唯唯诺诺。为逃避这样的家庭生活，她不顾家人反对，只身前往伦敦追求作家梦。她同乔治·布朗仓促结婚，目的仅仅是想证明自己是正常的女人，却在婚后第二天就离开了他。后来，她爱上了费朗西斯·海曼，两人开始谈婚论嫁，但海曼家人却不愿接受曾结过婚的曼斯菲尔德，薄情的他就此结束了这段恋情，即使后来她知道自己怀孕后多次写信给他，他也不再露面，直到六年后两人才在一家餐馆不期而遇。曼斯菲尔德的一生美丽而凄凉，由于身体原因或是追求爱情的缘故，她频繁地搬家、旅行。自身独特的生存状态以及物质和精神的双重窘迫处境，使她一直游离于普通人的正常生存状态之外。作为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她无时无刻不得不面对这个凶险的男性社会，她的作品处处流露出与自己性别、身世相关的众多气息。尽管曼斯菲尔德从未标榜过自己是激进的女权主义者，从未撰写过女性主义理论的文章，也未公开表示过对女性问题的特殊关注［2］，甚至从根本上抵触女性主义这一概念，但她却以其个人抗争、她对女性生活的敏锐观察力流露出强烈的女性意识。 二 曼斯菲尔德作品中的女性人物形象 曼斯菲尔德一生写了近100 篇短篇小说，主题涉及家庭关系、社会关系、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及个体的内在体验和心理发展等。最早的短篇小说集《在德国公寓里》是 1909 年旅居巴伐利亚时的试笔，以后出版的有《幸福》、《园会》。她死后出版了《鸽巢》、《幼稚》等两部短篇小说集。从早期作品中激进的女权主义者，到后期作品中追求独立的女人，她作品中人物的女性意识从自发到自觉，经历了嬗变： （ 一） 激进的女性主义者。曼斯菲尔德在最早的小说集《在德国公寓里》，以第一人称手法塑造了一个激进的女性主义者，“这个人物明显地具有攻击性和政治上的防御性”［3］，她认为婚姻不能为女人提供保护，反而会使她们失去自由。她以批评的眼光观察和感知周围世界，并关注女性的追求及生活。在《弗罗·费歇尔》里，这位女性主义者无情鞭挞受传统观念毒害至深的费歇尔太太。这部作品虽然在写作手法上尚有待改进，但被认为是“一部对男性的抗议书”［4］。 （ 二） 为生计奔波挣扎的下层女子。曼斯菲尔德很多早期作品融汇自己经历，刻画了为生存而挣扎的女子。代表作有《罗莎蓓儿惊梦记》、《莫斯小姐的一天》、《帕克大妈的一生》等。 （ 三） 中产阶级女性。中产阶级女性的婚姻家庭生活是曼斯菲尔德作品常见的主题，最著名的有《幸福》、《序曲》、《在海湾》等。这些作品从单纯描摹外在生活现象转为精神探索，标志着她女性主体意识走向自觉。《幸福》是曼斯菲尔德的代表作之一，女主人公贝莎是个生活在梦幻中的少妇，心头燃烧着幸福的火焰，爱她生活里的一切。当她发现丈夫和密友有暧昧关系时，内心幸福的火焰被冰冷的失望和痛苦浇灭了。这种情节的陡转，突出了女性情感被摧残的严重性，反映了人物幸福的虚幻性，也透露出作者对两性关系的不信任。《序曲》里的伯尔纳是父权社会的代表人物，身强体壮、精力充沛。妻子琳达善解人意，三个女儿活泼可爱。琳达获得了父权制度社会给予女人的全部幸福，却没有满足感。她长期忍受着丈夫粗鲁的发泄，不断地生育，健康状况日益恶化，这是她痛苦的根源。《在海湾》里的凯博太太则是个有悖于传统的女人： 样子古怪、毫无生气，对生活没有幻想，不受传统观念束缚，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她被看作“放荡”的女人，谁也不敢跟她交往。但恰恰是她，却是女主人公琳达获得解放的形象。 在曼斯菲尔德笔下的大多数家庭中，很难说有直接来自男性的压迫，欺凌或暴力。相反，在她后期作品中，男性在女性的威慑下失去了自信和权威。有些（ 如《陌生人》、《摩登婚姻》、《理想家庭》等） 从男性视角叙述故事，却反映出具有现代意识的女性，将女性的反抗意识变为现实的反抗。这些男人在家庭中的处境，令我们想起曼斯菲尔德早期作品中女性的遭遇。作者自身的经历和个性在小说中充分扩张，传达了对传统女性价值观念的反思和破坏。 曼丝菲尔德的独特在于她对生活瞬间的发掘： 不管人物身处富足的上流社会，抑或贫穷的社会底层，她都能敏锐地捕捉到人物瞬间的顿悟，既丰富了对人物的刻画，也完成了人的心灵对自我，对人生，对命运的全新认识。 三 曼斯菲尔德作品中的女性主题特征 曼斯菲尔德一直关注女性命运，她以鲜明的女性意识切入那个时代女性卑微的生活，撕开了表层的面纱，把隐匿在父权社会压迫下的女性推上历史舞台。 20 世纪初的英国还是以父权制文化为主导，社会期待并强迫女性在家顺从父亲的意志，出嫁后顺从丈夫的意志，照顾丈夫的饮食起居，满足他生理和心理的需求，以繁衍抚育后代为己任。女性主义认为，“自从女性传统地位丧失以后，特别是人类文明进入工业化社会以后，妇女生活便进入父权主义一统天下的漫漫长夜。女性作为男子的附属物和点缀物，其自然属性沦为被奴役的对象，女性被当作一个不完整的存在而遭到以男性为权力核心的社会的压迫。”［5］ 曼斯菲尔德冷静真实地走进女性生命深处，揭示女性作为弱势群体的依附性生存状态和世俗的悲剧化处境，突出女性人物的幻灭感、孤独感、恐惧感、顺从性和抗争性等，在颠覆父权社会、抗衡性别权力操控等方面，具有潜在的阐释力。 （ 一） 幻灭感。幻灭感是曼斯菲尔德作品中最常见的主题之一。她描述了众多不同年龄、不同社会阶层女性的幻灭感：如《园会》中富裕家庭的小姑娘、《罗莎蓓儿惊梦记》里贫穷的年轻女售货员、《幸福》里的中产阶级少妇。人生美好愿望和残酷现实间的冲击，最终导致了她们愿望的破灭。以《园会》为例，小说主人公是谢尔登家即将成年的女儿萝拉。曼斯菲尔德从萝拉天真又不带偏见的眼光出发，用小萝拉的眼睛观察生活和世界。萝拉在母亲的佑护下，对生活中不尽人意的一面懵懂无知。她觉得这个茶会什么都很好，那个工人的笑如此友善。虽然母亲教育她要与他们保持距离，但阶级地位的差别还不足以影响她单纯的心灵。出于孩子的本能，萝拉觉得这些下层人可亲，可爱，有活力。在听到邻居有人死了的消息后，她又吃惊又慌乱，情急中直觉地要取消茶会，母亲对此表现出的无动于衷让她困惑不解。邻居的悲惨命运使萝拉产生了幻灭感，这是对她价值观的考验，她于直觉中领悟到生活中除了美好和祥和，尚有死亡和哀伤。 （ 二） 孤独感。曼斯菲尔德 15 岁就背井离乡，在异国的生活孤独、冷漠，缺少理解、关心。生活所带来的孤独感成为她创作的主题之一。《布里尔小姐》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布里尔小姐》像一幅素描。小说展示的是个和其它日子并无二致的星期天，布里尔是个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女人，静坐在公园长椅上观看别人的喜怒哀乐。她心底深处那被压抑的软弱的哭泣不能痛痛快快释放。整个短篇象一张速写，但对人物的诠释，对生活的揭示却深沉而厚重。 （ 三） 恐惧感。在传统西方观念里，女性处于被动地位。女性在精神和肉体上都遭受着以男性为中心的文化的、社会的压迫，严酷的现实使得她们时刻处于惶恐不安当中，因而对社会、对男性产生难以言说的恐惧感。《一杯茶》里的罗斯玛丽是位时髦、阔气的少妇，在街上遇见一个向她讨要一杯茶钱的小乞丐，罗斯玛丽为显示自己高尚的人格，满足无聊的猎奇心理，邀请她回家喝茶。小乞丐“吓得直往后退”，而罗斯玛丽亦恐惧自己的丈夫。社会地位的不同并没有从本质上改变女性的恐惧感。《序曲》里的琳达对丈夫的性要求怀着强烈的恐惧感。她对丈夫的强壮体魄根本不感兴趣，需要的是丈夫对她人格的尊重及男女在精神上的平等。这种对性的恐惧，让她感到和丈夫仿佛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他们间是那么陌生和遥远。 （ 四） 顺从性。在曼斯菲尔德的时代，女性经济上不独立，不得不依靠男性生活，因此她们处处顺从男性，一切思想、言语和行为都以男性的意志为转移。《已故上校的女儿》成功塑造了两姐妹的形象。故事主要描写上校的两个女儿在父亲去世后的悲痛和不知所措的境况。作为家中的经济支柱，加上多年军旅生涯造就的飞横跋扈的性格，上校父亲绝对是独裁者，整个家庭在他的专横控制下，死气沉沉、与世隔绝。父亲长期的压制使得两姐妹胆小怕事、毫无主见。父亲去世后，她们很难走出他的阴影和影响，连辞掉女佣的决定都很难作出。在父权制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下，女性甘愿顺从男性的愿望，受男性支配，按照男性的道德标准衡量自己的思想和行为，从而集体“失语”。《莱曼一家》中的莱曼太太顺从的则是丈夫的命令。她每天在丈夫经营的咖啡店里辛苦工作，可怀孕后，丈夫就开始嫌弃她。而她所能做的，唯有接受女人在婚姻中可悲处境。 （ 五） 抗争性。曼斯菲尔德后期的作品融入了对女性生存窘境和出路的思考，通过表现男女在家庭中的冲突和对立，塑造了一批反传统的新女性形象，不露声色地反映了广大女性追求独立女性人格和自身价值的心声。《陌生人》描述了哈蒙德先生去码头迎接外出旅行的妻子琴纳的情景，刻画了他一系列的心理变化： 等待时的焦急、见到妻子时的激动以及听到有男旅客死在妻子怀里的痛苦。琴纳并不象传统女性那样害羞、胆怯、被动，而是大方、自信、主动。当琴纳告诉哈蒙德有男旅客心脏病发作死在她怀里时，就预示着其女性意识与哈蒙德男权思想对抗的开始。《摩登婚姻》里的威廉是个非常传统的男人，其妻伊莎贝尔则一反女性温柔体贴、善解人意的传统形象。她不满足于仅仅扮演妻子和母亲的角色，而要追求丰富多彩的生活。此外，《逃避》、《黑色便士》中的女主人公，也是尽力想从妻子的角色里逃离开来，追求自身的独立人格。 四 结 语 女性如何在浓厚的父权制文化氛围中谋求自身权益，维护独立的人格和尊严，从而获得解放，是女性主义者一直谋求解决的问题。作为一个女性作家，曼斯菲尔德在她的写作生涯中，一直关注女性的生活意识和生存状况，她的许多作品都体现出对女性问题的思考。她运用平实含蓄的文字，令人信服地刻画出众多栩栩如生的女性形象，描绘众多女性细腻的内心世界，控诉男性对女性身体和精神的双重压迫，成功展现了女性主义的立场和主题。她虽不是激进的女性主义者，却以特异的姿态否定了传统的女性成见。对曼斯菲尔德作品的女性主义解读发现，她以女性独特的视角和体验方式，用女性的话语，唱出了女性自己的歌声。 注： ［1］拉曼·塞尔登： 《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刘象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22 页。 ［2］牛建伟： 《曼斯菲尔德短篇小说的女性主题特征》，《齐齐哈尔大学学报》，2002 年第 5 期，第 70 页。 ［3］Katherine Mansfield． Collected Stories of Katherine Mans-field． London： Constable，1980． 119． ［4］Sydney J． Kaplan： Katherine Mansfield and the Origins ofModernist Fiction．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1991． 127． ［5］何亚惠： 《曼斯菲尔德的女权主义思想》，《徐州师范大学学报》，1998 年第 1 期，第 117 页。 凯瑟琳·曼斯菲尔德（ Katherine Mansfield，1888 ～ 1923）是世界文坛著名的女性作家，新西兰文学的奠基人。她以女性特有的敏锐和女性的意识体验，刻画了众多女性形象，深刻细腻地描绘了菲勒斯中心统治下女性的生活和心路历程。她的很多作品并未涉及性别政治，却具不同程度的女性主义意识。正如凯特·富尔布鲁克所言，虽然曼斯菲尔德在写作中没有将女性主义思想“当政治原则来公开讨论，但是她的女性意识却潜移默化在每部作品中”［1］。 一 女性主义文学与曼斯菲尔德 女性主义文学是女权运动在文学上的表现形式。作品通过对女人生理和心理特征的展示，引起人们的喜爱和怜惜，通过对女性意识的展现，破坏现存的社会意识，达到惊世骇俗的阅读效果。女性主义文学还努力挖掘女性自己的文学传统，对女性生活、形象、主题等的性质进行重新定义。 19 世纪的英国曾涌现过一大批出类拔萃反映女权主义思想的女作家，但到 20 世纪初，女性文学慢慢被冷落，女性在社会和家庭双重压迫下的悲惨遭遇成了被遗忘的角落，只有曼斯菲尔德和少数女性作家继续坚持反映女性主题。 曼斯菲尔德 1888 年 10 月 14 日出生于新西兰惠灵顿，父亲是位成功的银行家，但刻板冷漠，母亲唯唯诺诺。为逃避这样的家庭生活，她不顾家人反对，只身前往伦敦追求作家梦。她同乔治·布朗仓促结婚，目的仅仅是想证明自己是正常的女人，却在婚后第二天就离开了他。后来，她爱上了费朗西斯·海曼，两人开始谈婚论嫁，但海曼家人却不愿接受曾结过婚的曼斯菲尔德，薄情的他就此结束了这段恋情，即使后来她知道自己怀孕后多次写信给他，他也不再露面，直到六年后两人才在一家餐馆不期而遇。曼斯菲尔德的一生美丽而凄凉，由于身体原因或是追求爱情的缘故，她频繁地搬家、旅行。自身独特的生存状态以及物质和精神的双重窘迫处境，使她一直游离于普通人的正常生存状态之外。作为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她无时无刻不得不面对这个凶险的男性社会，她的作品处处流露出与自己性别、身世相关的众多气息。尽管曼斯菲尔德从未标榜过自己是激进的女权主义者，从未撰写过女性主义理论的文章，也未公开表示过对女性问题的特殊关注［2］，甚至从根本上抵触女性主义这一概念，但她却以其个人抗争、她对女性生活的敏锐观察力流露出强烈的女性意识。 二 曼斯菲尔德作品中的女性人物形象 曼斯菲尔德一生写了近100 篇短篇小说，主题涉及家庭关系、社会关系、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及个体的内在体验和心理发展等。最早的短篇小说集《在德国公寓里》是 1909 年旅居巴伐利亚时的试笔，以后出版的有《幸福》、《园会》。她死后出版了《鸽巢》、《幼稚》等两部短篇小说集。从早期作品中激进的女权主义者，到后期作品中追求独立的女人，她作品中人物的女性意识从自发到自觉，经历了嬗变： （ 一） 激进的女性主义者。曼斯菲尔德在最早的小说集《在德国公寓里》，以第一人称手法塑造了一个激进的女性主义者，“这个人物明显地具有攻击性和政治上的防御性”［3］，她认为婚姻不能为女人提供保护，反而会使她们失去自由。她以批评的眼光观察和感知周围世界，并关注女性的追求及生活。在《弗罗·费歇尔》里，这位女性主义者无情鞭挞受传统观念毒害至深的费歇尔太太。这部作品虽然在写作手法上尚有待改进，但被认为是“一部对男性的抗议书”［4］。 （ 二） 为生计奔波挣扎的下层女子。曼斯菲尔德很多早期作品融汇自己经历，刻画了为生存而挣扎的女子。代表作有《罗莎蓓儿惊梦记》、《莫斯小姐的一天》、《帕克大妈的一生》等。 （ 三） 中产阶级女性。中产阶级女性的婚姻家庭生活是曼斯菲尔德作品常见的主题，最著名的有《幸福》、《序曲》、《在海湾》等。这些作品从单纯描摹外在生活现象转为精神探索，标志着她女性主体意识走向自觉。《幸福》是曼斯菲尔德的代表作之一，女主人公贝莎是个生活在梦幻中的少妇，心头燃烧着幸福的火焰，爱她生活里的一切。当她发现丈夫和密友有暧昧关系时，内心幸福的火焰被冰冷的失望和痛苦浇灭了。这种情节的陡转，突出了女性情感被摧残的严重性，反映了人物幸福的虚幻性，也透露出作者对两性关系的不信任。《序曲》里的伯尔纳是父权社会的代表人物，身强体壮、精力充沛。妻子琳达善解人意，三个女儿活泼可爱。琳达获得了父权制度社会给予女人的全部幸福，却没有满足感。她长期忍受着丈夫粗鲁的发泄，不断地生育，健康状况日益恶化，这是她痛苦的根源。《在海湾》里的凯博太太则是个有悖于传统的女人： 样子古怪、毫无生气，对生活没有幻想，不受传统观念束缚，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她被看作“放荡”的女人，谁也不敢跟她交往。但恰恰是她，却是女主人公琳达获得解放的形象。 在曼斯菲尔德笔下的大多数家庭中，很难说有直接来自男性的压迫，欺凌或暴力。相反，在她后期作品中，男性在女性的威慑下失去了自信和权威。有些（ 如《陌生人》、《摩登婚姻》、《理想家庭》等） 从男性视角叙述故事，却反映出具有现代意识的女性，将女性的反抗意识变为现实的反抗。这些男人在家庭中的处境，令我们想起曼斯菲尔德早期作品中女性的遭遇。作者自身的经历和个性在小说中充分扩张，传达了对传统女性价值观念的反思和破坏。 曼丝菲尔德的独特在于她对生活瞬间的发掘： 不管人物身处富足的上流社会，抑或贫穷的社会底层，她都能敏锐地捕捉到人物瞬间的顿悟，既丰富了对人物的刻画，也完成了人的心灵对自我，对人生，对命运的全新认识。 三 曼斯菲尔德作品中的女性主题特征 曼斯菲尔德一直关注女性命运，她以鲜明的女性意识切入那个时代女性卑微的生活，撕开了表层的面纱，把隐匿在父权社会压迫下的女性推上历史舞台。 20 世纪初的英国还是以父权制文化为主导，社会期待并强迫女性在家顺从父亲的意志，出嫁后顺从丈夫的意志，照顾丈夫的饮食起居，满足他生理和心理的需求，以繁衍抚育后代为己任。女性主义认为，“自从女性传统地位丧失以后，特别是人类文明进入工业化社会以后，妇女生活便进入父权主义一统天下的漫漫长夜。女性作为男子的附属物和点缀物，其自然属性沦为被奴役的对象，女性被当作一个不完整的存在而遭到以男性为权力核心的社会的压迫。”［5］ 曼斯菲尔德冷静真实地走进女性生命深处，揭示女性作为弱势群体的依附性生存状态和世俗的悲剧化处境，突出女性人物的幻灭感、孤独感、恐惧感、顺从性和抗争性等，在颠覆父权社会、抗衡性别权力操控等方面，具有潜在的阐释力。 （ 一） 幻灭感。幻灭感是曼斯菲尔德作品中最常见的主题之一。她描述了众多不同年龄、不同社会阶层女性的幻灭感：如《园会》中富裕家庭的小姑娘、《罗莎蓓儿惊梦记》里贫穷的年轻女售货员、《幸福》里的中产阶级少妇。人生美好愿望和残酷现实间的冲击，最终导致了她们愿望的破灭。以《园会》为例，小说主人公是谢尔登家即将成年的女儿萝拉。曼斯菲尔德从萝拉天真又不带偏见的眼光出发，用小萝拉的眼睛观察生活和世界。萝拉在母亲的佑护下，对生活中不尽人意的一面懵懂无知。她觉得这个茶会什么都很好，那个工人的笑如此友善。虽然母亲教育她要与他们保持距离，但阶级地位的差别还不足以影响她单纯的心灵。出于孩子的本能，萝拉觉得这些下层人可亲，可爱，有活力。在听到邻居有人死了的消息后，她又吃惊又慌乱，情急中直觉地要取消茶会，母亲对此表现出的无动于衷让她困惑不解。邻居的悲惨命运使萝拉产生了幻灭感，这是对她价值观的考验，她于直觉中领悟到生活中除了美好和祥和，尚有死亡和哀伤。 （ 二） 孤独感。曼斯菲尔德 15 岁就背井离乡，在异国的生活孤独、冷漠，缺少理解、关心。生活所带来的孤独感成为她创作的主题之一。《布里尔小姐》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布里尔小姐》像一幅素描。小说展示的是个和其它日子并无二致的星期天，布里尔是个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女人，静坐在公园长椅上观看别人的喜怒哀乐。她心底深处那被压抑的软弱的哭泣不能痛痛快快释放。整个短篇象一张速写，但对人物的诠释，对生活的揭示却深沉而厚重。 （ 三） 恐惧感。在传统西方观念里，女性处于被动地位。女性在精神和肉体上都遭受着以男性为中心的文化的、社会的压迫，严酷的现实使得她们时刻处于惶恐不安当中，因而对社会、对男性产生难以言说的恐惧感。《一杯茶》里的罗斯玛丽是位时髦、阔气的少妇，在街上遇见一个向她讨要一杯茶钱的小乞丐，罗斯玛丽为显示自己高尚的人格，满足无聊的猎奇心理，邀请她回家喝茶。小乞丐“吓得直往后退”，而罗斯玛丽亦恐惧自己的丈夫。社会地位的不同并没有从本质上改变女性的恐惧感。《序曲》里的琳达对丈夫的性要求怀着强烈的恐惧感。她对丈夫的强壮体魄根本不感兴趣，需要的是丈夫对她人格的尊重及男女在精神上的平等。这种对性的恐惧，让她感到和丈夫仿佛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他们间是那么陌生和遥远。 （ 四） 顺从性。在曼斯菲尔德的时代，女性经济上不独立，不得不依靠男性生活，因此她们处处顺从男性，一切思想、言语和行为都以男性的意志为转移。《已故上校的女儿》成功塑造了两姐妹的形象。故事主要描写上校的两个女儿在父亲去世后的悲痛和不知所措的境况。作为家中的经济支柱，加上多年军旅生涯造就的飞横跋扈的性格，上校父亲绝对是独裁者，整个家庭在他的专横控制下，死气沉沉、与世隔绝。父亲长期的压制使得两姐妹胆小怕事、毫无主见。父亲去世后，她们很难走出他的阴影和影响，连辞掉女佣的决定都很难作出。在父权制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下，女性甘愿顺从男性的愿望，受男性支配，按照男性的道德标准衡量自己的思想和行为，从而集体“失语”。《莱曼一家》中的莱曼太太顺从的则是丈夫的命令。她每天在丈夫经营的咖啡店里辛苦工作，可怀孕后，丈夫就开始嫌弃她。而她所能做的，唯有接受女人在婚姻中可悲处境。 （ 五） 抗争性。曼斯菲尔德后期的作品融入了对女性生存窘境和出路的思考，通过表现男女在家庭中的冲突和对立，塑造了一批反传统的新女性形象，不露声色地反映了广大女性追求独立女性人格和自身价值的心声。《陌生人》描述了哈蒙德先生去码头迎接外出旅行的妻子琴纳的情景，刻画了他一系列的心理变化： 等待时的焦急、见到妻子时的激动以及听到有男旅客死在妻子怀里的痛苦。琴纳并不象传统女性那样害羞、胆怯、被动，而是大方、自信、主动。当琴纳告诉哈蒙德有男旅客心脏病发作死在她怀里时，就预示着其女性意识与哈蒙德男权思想对抗的开始。《摩登婚姻》里的威廉是个非常传统的男人，其妻伊莎贝尔则一反女性温柔体贴、善解人意的传统形象。她不满足于仅仅扮演妻子和母亲的角色，而要追求丰富多彩的生活。此外，《逃避》、《黑色便士》中的女主人公，也是尽力想从妻子的角色里逃离开来，追求自身的独立人格。 四 结 语 女性如何在浓厚的父权制文化氛围中谋求自身权益，维护独立的人格和尊严，从而获得解放，是女性主义者一直谋求解决的问题。作为一个女性作家，曼斯菲尔德在她的写作生涯中，一直关注女性的生活意识和生存状况，她的许多作品都体现出对女性问题的思考。她运用平实含蓄的文字，令人信服地刻画出众多栩栩如生的女性形象，描绘众多女性细腻的内心世界，控诉男性对女性身体和精神的双重压迫，成功展现了女性主义的立场和主题。她虽不是激进的女性主义者，却以特异的姿态否定了传统的女性成见。对曼斯菲尔德作品的女性主义解读发现，她以女性独特的视角和体验方式，用女性的话语，唱出了女性自己的歌声。 注： ［1］拉曼·塞尔登： 《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刘象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22 页。 ［2］牛建伟： 《曼斯菲尔德短篇小说的女性主题特征》，《齐齐哈尔大学学报》，2002 年第 5 期，第 70 页。 ［3］Katherine Mansfield． Collected Stories of Katherine Mans-field． London： Constable，1980． 119． ［4］Sydney J． Kaplan： Katherine Mansfield and the Origins ofModernist Fiction．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1991． 127． ［5］何亚惠： 《曼斯菲尔德的女权主义思想》，《徐州师范大学学报》，1998 年第 1 期，第 117 页。 原载：《求索》2011/10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