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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能够否认，女权 / 女性主义理论是 20世纪最具先锋性的社会理论之一。它在进入中国文学界之后依然沿袭着它激进的锋芒，充满了创造性、叛逆性以及颠覆性。然而，在女性主义理论传播的开始阶段，它即遭遇被误读、曲解和篡改的文化语境，多数文学批评者、创作者以及接受者对女性主义思潮的袭来，持严阵以待并严加防范的态度。随着时代的发展，文学环境进一步宽松，一些先锋女作家开始直率地宣称自己女性主义者的身份，以女性主义话语主导创作实践，而同时，文坛上质疑与谴责的声浪也从未中断。尤其值得深思的是，致力于改善女性生存境遇的女性主义理论遭遇到来自女性的否定甚至批判。她们似乎更愿意认同这样一种说法：我是女性，但不主义，或者干脆宣称“我不是女性主义者”。张洁、刘索拉、王安忆、张抗抗、李子云、李小江、崔卫平等知名女作家和女批评家都曾作出过类似表述。 “反女性主义”症候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女性主义理论本身的不断完善，发生了微妙变化。曾经对女性主义理论持强硬态度或敬而远之的女性的态度有所缓和，即便仍然不愿承认自己即女性主义者，但至少不会忙于撇清，而能够以较平和的心态待之。女性主义理论与思潮在当代经历了从否认怀疑到宽容接纳的变化过程，并从边缘走向中心。在这一过程中，女性主义理论逐渐销蚀了原有的先锋品质，从“女权主义”的咄咄逼人，发展为佩戴着“微笑”徽章的“女性主义”，并出现了创作者身份上自认与指认的错位和创作实践上意图与解读的背离。女性主义与反女性主义的矛盾发展凸显出复杂的历史社会及文化的原因。 一、从“女权主义”到“微笑的女性主义” 20 世纪初期，人们将 feminism 译为“女权主义”，突出了女性在社会政治权利方面的主张和要求，也蕴含了女权主义运动初期激进极端的批评立场，而随着这一理论进入相对平稳的发展阶段，用“女性主义”取代“女权主义”，似乎更能概括女性除了已经基本获得的政治和工作权利以外的文化、教育、法律等方面的目标。从“女权”到“女性”虽然只有一字之差，却意味着中国女性运动思维和策略的调整或转换。然而，所谓“以两性和谐发展的意识替代两性对抗的意识”〔1〕 从另一种角度上看，也意味着女性主义理论思潮原有的先锋意识、颠覆精神及创造力和破坏力的逐渐消解。女性主义从“两性对峙”到“公正和谐”的发展过程，也显示出中国传统的中庸和谐思想的强大的潜在控制力，那么这到底意味着进步，还是意味着倒退，是个令人困惑的问题。 中国女性主义理论的传播以及女性主义创作实践的产生发展与西方女性主义运动紧密相连。同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的理论发现一样，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与实践成为我国文学界的又一方向标。然而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毕竟存在人文环境的差异。当女性主义理论来到中国时，西方妇女们亟待解决的政治经济问题都已经在新中国先进政权的领导下实现了，然而，面对传统文化中有着强大惯性和惰性的性别歧视的客观事实，中国女性却没有理由轻松，她们要面对的困难并不比西方女性在女权运动初期所面对的困难容易解决，而在这一点上，中国女性可以和西方女性主义达成完全的共识。因而，当西方女性主义的触角开始由政治运动领域伸向文化批判领域形成的诸多言论观点，正是与中国女性最能产生共鸣的地方。对于中西方女性同样适用的是：在文化层面上，女性的境况并没有因社会政治经济地位的提高而发生根本改变。美国著名的女权主义者阿德里安娜·里奇（Adrienne Rich）在《生来是女人》中说：“父权就是父亲的权力，父权制指一种家庭——社会的、意识形态的和政治的体系，在此体系中，男人通过强力和直接的压迫，或通过仪式、传统、法律、语言、习俗、礼仪、教育和劳动分工来决定妇女应起什么作用，同时把女性处置于男性的统辖之下……”可见，进入文化批判的女性主义通过揭示人类文明中的父权制本质，强烈要求打破现存两性秩序，重新确立女性地位和角色，这一任务对于中国女性来说同样严峻而迫切。 中国女性主义者继承了西方女性主义先锋激进的姿态和颠覆男权的倾向。对于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和 90 年代的许多女作家——张洁、王安忆、张抗抗、残雪、徐坤、陈染、林白等来说，她们所进行的是一场文化批判，对立面不是男性，更不是某个具体的男人，而是父权制。她们在作品中用女性视角重新审视父权制社会的一切现象及一切价值判断，拒绝承认和服从父权社会强加的既定的价值体系，并潜藏着巨大的对父权体制的颠覆欲望。可以说这是两千多年来处于文化弱势和边缘地位的女性意识的总爆发。解构男性中心文化、解构男权话语，同时树立女性视角和女性意识，建构一种新的与之抗衡的女性文化。中国的女性主义者就在这一解构与建构中完成自我的蜕变。 一时间，女性主义在文坛上掀起了创作与批评的高潮。然而，也正是因为学界对这些作家们的所谓“极端”、“偏激”、“泄私愤”、“歇斯底里”等一边倒的恶评的出现，使女性主义理论的倾向开始调整，女作家们自觉做着反省，理论者们也忙着理思路，从而在进入 21 世纪前后，女性主义开始走向“和谐”，“双性同体”理论得到前所未有的普及和接受，对此，文坛上下一致叫好。 由荒林主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女性主义》更是举起了“微笑的女性主义”的旗帜，向男士们露出蒙娜丽莎式的笑容，表现出对男性的“关怀”。她们还说“男性批判”也是一种“男性关怀”。除了“微笑的女性主义”“、男性批判”和“男性关怀”，中国女性学界还提出“中国女性主义”、“双性视野”、“两性对话”等等，无不表明了中国女性主义策略思想的改变。有人认为，“这是中国女性学界成长的一个重要标志”〔2〕，但笔者却看到其潜含的危机。这一向男性社会示好的举动，是对以往“不成熟之举”的一个忏悔，它既消解了以往女性主义者们所作出的努力，也模糊了今后要实现的目标，可以说，这是由于对女性问题的严重性和女性主义创作取得的成绩认识不足造成的。我们应该记得并留恋，作为先锋者的女性主义曾经的“极端激进”、“歇斯底里”、“怒气冲天”给予过无助的女性多少力量与信心，让多少腐朽没落的男权价值观念无处遁形。 “她聚焦于两性关系问题，既探讨女性问题，也探讨男性问题，谋求两性的和谐发展；她批判男性，试图解构男权中心，同时又关怀男性，不激化两性的对抗和冲突；她不以偏颇激进的姿态，而以公正平和的姿态出现在国人面前。我们在这里所看到的是一种平权的女性主义，而不是霸权的女性主义。”〔3〕显然“，霸权的女性主义”不再的同时，激进的勇往直前的女性主义也不再，女性主义失去了锐利锋芒之后，已经堕落为一种圆滑世俗的社会学观点。先锋性的消解和战斗锋芒的退去，在第 6 期 张 赟：从“对抗”到“和解”：女性主义在当代文学中的发展与演变 79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 年印证了社会的发展或是女性主义的发展的同时，不能不说也留下了遗憾。因为新生的力量愈趋温文尔雅，但曾经那些混迹于人群、脸不变色但精神超拔的卓尔不群的先锋，好于先锋的缺阵。 二、女性主义者身份指认与自认的错位 近三十年文坛上出现了一些被指认为女性主义者的女作家，如张洁、张辛欣、王安忆、徐坤、残雪、林白、陈染等，她们的作品被研究者看作是对女性主义理论的最好印证和阐释。有关这些女作家作品的评论文章几乎都少不了要做一番女性主义的解读。但是人们忽略了这些女作家对女性主义理论的认识和理解并不相同，甚至相互对立。同样被看作性别色彩鲜明、女性意识强烈的她们在对待女性主义理论的态度上大相径庭。以王安忆、张抗抗、张洁、铁凝为代表的女作家强烈否认被视为女性主义者的说法，对于他人的“误认”、“误读”，她们表示出焦虑、无可奈何和不乏反感的态度；而陈染、徐坤、林白等人则毫不忸怩地、坦然地宣称或默认自己女性主义者的身份，她们用作品表明立场观点，显示出单纯、勇敢和热情。 琼·西蒙说：“有件永远令人心烦的事，就是媒体总散发出视‘女性主义’为负面词汇的讯息，使得女性害怕被称为女性主义者，即使她们是非常活跃的女性主义者，她们也否认女性主义……一旦被贴上女性主义者的标签，那么你的作品要获得曝光、提升、推动则会变得非常困难……现在的女性不喜欢被分类成女性主义者，因为她们害怕再次地被边缘化。”〔4〕但对于王安忆、刘索拉、张抗抗、林白等女作家来说，她只说对了一半。她们屡次否认自己是女性主义者，并非害怕“边缘化”。因为恰恰相反，对于当时的中国女作家们来说，如果主动声称自己女性主义者的身份倒会博得更大的关注。那么，为什么她们的作品中在客观上体现了女性主义理论的精神实质，却又极力摆脱被贴上“女性主义”的标签呢？下面我们以王安忆思想发展曲线为例进行分析。 早在 1989 年，王安忆在与台湾女作家李昂的对谈《妇女问题与妇女文学》里表达了自己对女性经验的理解。王安忆说，“真正意识到自己是女人这一点”，是“现在中国妇女面临的最重要问题”。她觉得“中国女人好像还不会怎样做女人”，因为她发现“我们有些女孩子非常粗鲁，她们在厨房里也不能做得很像样，对丈夫也不知怎样对待”。那么应该怎样做女人呢？她说：“一个女孩子总是应该温柔些吧，要有礼貌，对人要体贴一些”。与李小江反对“妇女回家”不同，王安忆“特别想回到一种自然的社会处境，就是男人在外面赚钱，而女人则把家里搞得非常美好，让他回来休息”。在此次对话中，王安忆反复强调了中国大陆由于经济发展落后，很多所谓的女性主义问题实际上是物质匮乏、经济不发达而导致的问题。如果以女性主义理论观照王安忆的言论，显然这是出于一位站在男权立场、被男权思想驯化并驯服的女性之口，翻出20 年前的语录似乎有失厚道，但遗憾的是，20 年后王安忆的思想发展还是稍显缓慢。 如果说在女性话语并不突出的 80 年代，王安忆表现出对男权社会对女性角色安排的认同和顺从并不奇怪的话，到了 2003 年，在王安忆发表了“三恋”系列、《叔叔的故事》、《长恨歌》、《富萍》等一系列被视作经典女性主义文本之后，她对女性主义理论的误读就让人匪夷所思了。 1997 年，王安忆说，“人们早在我写作‘三恋’的时候，已经将我定于‘女性主义作家’，其实要说自觉地以女性主义观点写作的，《姊妹们》是唯一的一篇。”“我只想就此说一句，西方女性主义概念难免有一股霸权主义的气味，所以，身处发展中国家的我，也无法与此认同。”〔5〕其实西方的女性主义理论流派众多，很难用“有一股霸权主义的气味”来概括，而且即使存在着某些带有“霸权主义气味”的西方女权主义理论，也不能成为中国不能有自己的女性主义文学的理由，更不能认为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必然也带有霸权主义气味。而另一方面，王安忆把《姊妹们》这篇小说称为“是自觉地以女性主义观点写作的”，很显然是对女性主义理论的误解。这部小说描写的是一群出阁前的乡村女孩子们的生活，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女孩子们一种顺从于命运安排的自然状态，当然，也可以说“很美”，但却体现不出丝毫女性自我意识。由此我们可以推测，王安忆理想中的“女性主义”应该是什么样子。 2003 年，王安忆又说：“我和张洁不一样，我对男性没有那么多仇恨。”“如果说女性主义，我觉得中国只有一个是女性主义，就是张洁，其他人我都觉得够不上。”这句话显然是不准确的——也与前面她对女性主义的理解相矛盾，对男性社会或某个具体男性的仇恨并不是女性主义的标签，因为女性主义针对的只是父权制。 在这次谈话中，王安忆还说“：性别对我的作用不是很大。有人问我是不是自己的经历比较顺利，所以我才没有感到性别的压迫，我想是这样。我虽然是家里的第二个女孩，但从来也没有受过什么歧视；相貌么也过得去，要是太漂亮恐怕也不好了”〔6〕。从这段话中我们看出，其实王安忆不是对自己的性别不敏感，而是对周围、对整个社会环境中的性别因素不敏感，并多少带有贵族式的优越感。 但王安忆又是矛盾的，虽然对女性主义持漠视态度，但事实上她并不是一个对周围世界漠不关心的作家。她描写女性的生活与情感，很少以男性为主人公，中性、大气、余裕的作品格局始终是她所追求的，而她所有的反感、偏见和厌恶只针对某些女性主义创作与批评的偏狭、局促和小家子气，理解这一点，即能理解她下面的话： 问：为什么您写了那么多女性？ 答：就是因为审美，因为女性比男性更有审美价值。因为对我们写小说的来说，决定写这个不写那个，就看他们哪一个更能进入小说。男性走上社会舞台比较早，他们简单。女性，可能比较是情感的动物，更丰富，有内涵。 问：中国的女作家里对谁比较认同？ 答：迟子建 问：外国的女作家呢？ 答：托妮·莫里森。她的女性主义是我最能接受的一种女性主义。她考虑的不单是性别，还有种族和阶级。 问：……比如铁凝的《玫瑰门》，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陈染的《私人生活》，她们都有一种非常自觉的女性意识，比较自觉地塑造一个女性特有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男性都是被放逐的，或者说被解构，被颠覆的。总之，这是一个纯粹的女性的世界。 答：我没有看过，你举的这些我都没看过〔7〕。 显然，王安忆“没有看过”的说法可以置换为对目前中国女性主义文学创作和批评不认同的态度，理由包括：女性主义创作和批评不应该把性别因素作为唯一的压倒一切的标准；女性主义的提倡不应使女性创作陷入狭小的格局；“仇恨男性”的女性主义是不能让人接受的。 王安忆的声音并不孤立，与张抗抗等人的说法大同小异。有人说：“正是在这种男权文化的长期熏染、浸淫之下，不光男性社会对女权充满蔑视，甚至连女性自身也对女权怀有莫名的偏见而缺乏正视的勇气。”〔8〕也有人认为“：这些作家对待‘女性主义’的认识上考虑到了自己的中国立场，而不是有些论者认为的那样是由于对‘女性主义’的无知，或是对女性主义心存‘曲解’。……这些作家在这个问题上作出了基于自身现实处境的认知判断。”〔9〕似乎都有一定道理。 王安忆们一再强调她们是站在“人”的立场或“审美”的立场，对批评界强加的“女性主义者”的帽子有很强抵触情绪，于是在《弟兄们》中，王安忆通过小说情结的发展，轻巧地瓦解了被女性主义者浓墨重彩渲染的姊妹情谊，证明了所谓的“姐妹之邦”是多么地不堪一击。她还写出连标题都极为男性化的《遍地枭雄》。全部人物都是男性，完全不涉及情爱，这在王安忆的写作中绝对是第一次。回顾王安忆的以往作品，从“三恋”、《流逝》，到《妹头》、《富萍》，到《长恨歌》等等，几乎都是以女性为主角，即使是《叔叔的故事》也涉及到女性配角，正如她所说的，女性身上更具审美价值。但这次她似乎嘲弄了那些热衷于将她的作品作“女性意识”、“女性立场”或“反抗男权”解读的批评者们。然而遗憾的是，这部作品并不成功。题材不是作家熟悉和擅长的，男性人物心理的把握也不出色，全篇琐碎冗长。由此可以看出，女性作家如果有意回避自身的性别气质、有意以“中性”示人并不是明智之举。 那么，王安忆等人究竟为什么要对“女性主义”敬而远之呢，从上面的阐述中，我们会发现其中最直接的原因还在于她们对“女性主义”内涵的片面、肤浅、僵化的理解，即仅仅将“女性主义”理解为女性对男性的“夺权”，是对男性剑拔弩张张牙舞爪地报仇。她们满足于在社会、政治层面上“男女平等”局部、表层的有限实现，并据此轻率地想当然地怀疑、忽略乃至取消“女性主义”存在的现实合法性。然而事实上，男女平等不仅仅指社会、政治层面上的平等，还必然包括文化、观念层面上的平等，就是说，“女性主义”所极力对抗和试图改变的是所有造成女性无自主性、附属性和次性地位的权力结构、文化传统和社会习俗，以争取享有身为人类的完整权利。但就中国的历史传统和现实境况而言，这两个层面上的平等尤其是后者，都远未实现，因此，“女性主义”的存在完全有着现实的必要。 其实王安忆、张抗抗们大可不必与女性主义如此水火不容，她们没有意识到或不肯承认的是，她们已经代表了中国女性主义链条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她们已经在有意无意间具有了女性主义的意识、眼光和理论武装，成为多元化的女性写作中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三、女性主义创作意图与解读的背离 一些作家拒绝批评者将自己的创作作为女性主义文本解读的现象，说明在作家与批评者之间存在着自我确认与他人指认的矛盾。然而，在纷繁复杂的创作与批评中，还有与此相反的另一种情况，就是部分先锋女作家自觉站在女性主义立场上，创作出大量从女性视角出发，描写女性生命体验的作品，但却遭遇批评界一连声的“棒喝”，批评者们认为这些女性主义创作存在种种偏颇和局限性，也就是说，在文本的创作意图与解读之间产生了巨大偏差和背离。 陈染、徐坤、林白等女作家将对女性主义理论的理解熔铸到创作过程中，使得她们的文本别具一格令人瞩目。陈染的《破开》可以看作是先锋女作家在女性主义理论的影响下寻求女性解放的激进呐喊：题记“谨给女人”，写作主旨是对“他把女人往天上一抛，那女人至今还在空中悬浮”的女性文化无根状态进行“破开”。而写在《巫女与她的梦中之门》中的诗句“：父亲们 / 你挡住了我 //……即使 / 我已一百次长大成人 / 我的眼眸仍然无法迈过/ 你那阴影 /……你要我走出多少无路可走的路程 /才能迈出健康女人的不再鲜血淋漓的脚步”，更是显示出女性抗议父权制的一种清醒，一份自决。 徐坤更是在面对来自男性社会的挑战、污蔑时，勇敢地站了出来，发出女性主义的战斗檄文。1995 年 12 月 20 日，《中华读书报》上发表了丁来先的《女性文学及其他》，对女性文学中出现的某些性体验描写进行道德审判，暗示林白、陈染等人的女性小说为“准黄色”、“助纣为虐”，并作痛心疾首状。对此，徐坤在 1996 年 1 月 10 日的《中华读书报》上发表《因为沉默太久》进行了回应，她说：“当整个历史和现实都已变成了男性巨大的（实际上非常孱弱）菲勒斯的自由穿行场，未来的云层和地面上竞相布满了男性空洞的阉割焦虑的时候，女性以她们压抑已久的嘶哑之音，呼喊与细语出她们生命最本质的忿闷与渴望，……表明她们心底的不甘和颠覆的绝决，……若不在沉默中爆发，便是在沉默中灭亡。一旦铁树开花，哑巴说话，会招致一些惊异或怪异的目光，就显得十分正常了。”此事件成为女性主义作家回击维护男权制的保守势力的典型案例。 林白对自己女性主义者的身份持默认态度〔10〕。她的作品摆脱男性书写的逻辑，不欲给历史、给时代作证，她只愿给自己、给女性作证。她的《同心爱者不能分手》、《子弹穿过苹果》、《一个人的战争》等作品从历史的神秘黑洞中打捞起来的女性经验，使女性直面自身。而大胆展露女性的感受和体验，尤其是女性隐秘里向来不为人知的感受和体验，一贯都是女性主义者的立场。这样，天下所有妇女的经验就变成了凯米·莱特所谓的“共有财产，一笔可以互赠的遗产”。 无论是陈染、徐坤，还是林白，她们都将女性主义的颠覆姿态走向极致。走出历史的影像，走出镜像的困囿，使女性话语在对男权中心文化的反抗、颠覆中发出带血的长啸……但是，这些丰富的女性主义文本遭遇的是来自批评界的“棒喝”。值得深思的是，这“棒喝”声不单来自男性批评者，也来自同性的女性批评者。如果说，来自男性批评者的声音不可避免地带有男权中心的视角，他们对女性的“诋毁”是历史的、文化的，带有“第一性”一贯的霸权色彩和优越感，那么，来自女性批评者的声音又说明了什么呢？ 崔卫平的《我是女性，但不主义》成为很多女性作家的口头语，这里甚至包括林白、徐坤。而她的另一篇论文《我的种种自相矛盾的观点和不重要的立场》对女性主义文本与批评进行的反思中具有代表性，涵盖了现有对女性主义理论与创作反思的主要声音。 崔卫平对目前以女性主义理论出发所进行的文学创作产生忧虑，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一、作家看待世界的目光及所看到的世界都会发生倾斜。人们将无法看到这个世界中的许多其他东西，其视野将大受限制，一个受控制的、不自由的头脑是不适宜写作这种本质上是精神自由的活动的。二、将愤怒和积怨带进文学，会造成文学意义上的句子、段落、结构等不堪忍受的重负，会给想象力带来意想不到的损害。由于缺少艺术上必不可少的距离、尺度和分寸，到头来甚至分不清哪儿是真实的或想象的经验，哪儿是虚张声势、自欺欺人；从自白的愿望出发，最终变成了自我虚构、自恋和自媚。” 事实上，那些数不胜数的反思女性主义理论与创作局限性的文章里，都大同小异地表达了相似的观点。这样，林白、陈染、徐坤等作家在文本中所表达的性别意识遭到了怀疑，有人怀疑她们夸大了性别意识对文学作品的价值和意义，使她们在眼界上陷入狭隘的境地；人们还对她们描绘女性的身体、暴露性的感受不解，认为这种所谓的先锋与前卫，这种对男性权威的颠覆其实正好迎合了男性窥视的目光。其实，这些批评的声音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如果进行认真推敲，又会发现它们并非如其所自以为的或所显示的那么义正严词、公正客观。例如，女性主义理论是否就意味着女作家因此而“视野将大受限制”，女性主义影响下的女性作品是否就必然是“自恋和自媚”，“将愤怒和积怨带入文本”是女性主义文本中普遍存在的问题，还是以偏概全，以及文学创作是否有必要分清“哪儿是真实的或想象的经验”，等等。显然，这些理论问题并没有标准答案，然而，在批评界目前附和之风大行的今天，很少有人能耐心分辨其中的差别。 总之，持女性主义立场进行创作的女作家们在批评界的一片围剿声中，确实有很大震动，不管是主动退却，还是被动迎合，总之在客观上最终满足了批评界的期望：林白从自我的镜像中走出，写出《枕黄记》和《万物花开》；张洁消解了激越怨恨，发表以一幅古画串联起的爱情纠葛《知在》；王安忆、铁凝等人相继调整了写作方式，以深度写实主义的手法切入历史，将女性成长与时代历史的变迁结合，发表《富萍》、《笨花》等作品；陈染一度搁置小说创作，陷入长久的沉默思考，后在散文创作中释放以往的紧张压抑，显示出在迷失中超越的心态。这些作品“用准确的、简朴的、温润的、结实的方式来表达人的平凡生活”（铁凝语），标志着女性主义已经走过了巅峰时期，堕入平凡“和谐”。先锋不再，各种错位、背离与矛盾趋于所谓的“好转”，似乎皆大欢喜，只留下人们对先锋精神的无限缅怀。 参考文献 〔1〕陈骏涛. 中国女性主义：成长之旅〔J〕. 职大学报，2006，（1）. 〔2〕〔3〕陈骏涛. 微笑的中国女性主义〔J〕. 中国女性主义2005 年春季号“：女性主义学术文化沙龙”. 〔4〕廖 雯.琼·西蒙访谈〔A〕. 不再有好女孩——美国女性艺术家访谈录〔C〕.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54-59. 〔5〕王安忆. 最远和最近〔J〕. 文学自由谈，1997，（3）. 〔6〕张抗抗. 女性身份与女性视角〔A〕. 你是先锋吗？〔M〕. 上海：文汇出版社，2002.56. 〔7〕王安忆. 为审美而关注女性〔N〕. 中国妇女报，2002-12-11. 〔8〕金文野. 女性主义文学论略〔J〕. 文艺评论，2000，（5）. 〔9〕任一鸣.女性主义学术研究的价值〔J〕.昌吉学院学报，2005，（1） 〔10〕林宋瑜. 从《一个人的战争》到《妇女闲聊录》〔J〕. 艺术评论，2007，（3）. 原载：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11月第38卷第6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