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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诞生于 20 世纪 60 年代，这与此一阶段的美国妇女解放运动和解构主义思潮有着密切的关系。有别于 20 世纪 20 年代争取妇女选举权的斗争目标，这一波妇女运动浪潮把女性问题指向美国的政治、社会和文化根源。这一时期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具有较为浓厚的政治化色彩，矛头对准以男子为中心的父权文化，同时受解构主义的影响 ， 反权威、反传统的思潮成为主流。因此，第一阶段，即 1960 年代至 1970 年代中期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所采取的策略主要是反叛父权文化、批判男作家笔下受到歪曲的女性形象，树立新女性形象、启蒙独立自主的女性意识，被称为“女性形象”批评。到 1970 年代中末期，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进入第二个发展高潮，主要表现为努力建设自己的文学批评理论，进入“女性中心”批评阶段，采取的主要策略是发掘被埋没的文学传统，建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随着美国黑人女性主义文学的勃兴，1980 年代以来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出现一支异军突起的力量，即黑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其性别、种族和阶级互为影响的理论补充了传统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关于性别压迫的认识，这是第三阶段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重大成果。黑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发展带动了其他少数族裔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建设，在 20世纪末，即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发展的第四阶段，少数族裔女性主义文学批评重视作者和读者的个体及群体文化身份。在文化多元的美国当今社会，不同种族、不同阶级的女性问题既有差异、又有联系，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进入“多元文化身份批评”的新时期。 一、“女性形象”批评 “女性形象”批评的主要策略就是通过对传统文学文本、特别是男性作家文本的阅读，剖析被歪曲的女性形象，启蒙独立的女性意识，以达到文学批评建构的学术目的和争取女性平等权利的政治目的。传统文学中 ， 女性形象可以归结为两类 ：要么是完美无暇的天使 ， 成为男性喜爱的偶像 ; 要么是危害人类的妖女，成为男人恐惧的对象。对于“女性形象”批评较早的经典著作当属玛丽·艾尔曼的《思考女性》（1968）。她在这部著作中总结出男作家笔下的十种女性形象 ：不定型性、被动性、不稳定性、封闭性、虔诚性、物质性、圣洁性、非理性、屈从性、固执性。“总之，女性是作为社交的、家庭的、被征服的性的角色出现，而不是作为社会的、职业的、独立自主的角色出现。”[1]（P6）对女性形象的歪曲体现出西方父权社会维护男权、实施性别压迫的计谋。这种虚假的女性形象在二战之后的美国仍然盛行。主流媒体试图通过创造幸福快乐的家庭主妇形象，鼓励女性回归家庭，实则是为了解决二战后男人的就业等问题。贝蒂·弗里丹有感于白人中产阶级家庭主妇的苦闷感受，结合自己的经历和社会调查，出版了《女性的奥秘》（1963）。弗里丹表达了美国女性对于男权社会意识的质疑和快乐家庭主妇这一女性形象的欺骗，该著作也因此成为“女性形象”批评的理论源泉之一。凯特·米利特的《性政治》（1970） 也为“女性形象”批评提供了扎实的理论和新的阅读视角。她认为性别差异已经成为一种政治手段，性别政治就是男性和女性在社会和家庭内部的权力关系。她用大篇幅详细解读了劳伦斯、诺曼 梅勒、让·热内等在二十世纪文学史上赫赫有名的男作家笔下刻画的或为性爱对象或为被动弱者的女性形象。 这一阶段的“女性形象”批评虽然没有系统的理论，但是拥有丰厚的思想基础，尤其是受到英国和法国女性主义思想的影响。早在 18 世纪，英国女作家玛丽 沃斯通克拉夫特就发表了《女权辩护》（1792）；另一部是十九世纪英国杰出的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和哲学家约翰·斯图尔特·穆勒著述的《女性的屈从地位》（1869）。这两部著作虽然出版的年代相隔半个多世纪，但其论述的核心思想是一致的，都是为当时英国女性所处的无权地位大声疾呼，批评和抨击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要求给予女性与男人平等的受教育权、工作权和选举权等。英国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是女性形象批评的先驱者。她运用了“屋子里的天使”（Angelin the House） 这个意象，喻指女性要独立生存，就必须毁灭掉维多利亚式的阴柔与顺从的女性形象。法国的西蒙 德 波伏娃的《第二性》从生物学、精神分析、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谈论女性问题、揭示女性为何被沦为“他者”地位，成为附属的人。以上著作对欧美国家的女性主义思潮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贝蒂·弗里丹的《女性的奥秘》、凯特 米利特的《性政治》是美国本土化的女性主义批评奠基之作。这两部作品作为社会文化批评话语，不但对美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产生了广泛影响，而且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提供了重要的学术和理论资源。 二、“女性中心”批评 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初期发展阶段，“女性形象”的批评重心放在对男性作家创造的虚假的女性形象的批判上，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以后，转向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自身理论的建构，挖掘被埋没的女性作家，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角度阅读她们的作品，并进而创立女性文学史和女性主义美学。她们发掘了 19 世纪以来被历史淹没的女性作家及其作品，将这些一度缺失的作家进行研究，并对其作品进行女性主义的解读，使其“浮出历史地表”，努力将被尘封的女性创作、被压抑的女性声音、被忽视的女性问题，由边缘推向中心。有别于前期的“女性形象”批评，“女性中心”批评的主要方法是“在写、读、评上重新挖掘大批被遗忘的女性作家，重现其作品的连续性、一致性和相互连贯性，并将她们的作品提高到经典作品的位置上，使之与男性作家并驾齐驱、平分秋色。”[2]（P105） 对于被主流文学批评忽视的作家的挖掘和对其作品的全新解读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在此一阶段采取的策略，凯特·肖邦的《觉醒》（1899）可谓是一个典例。肖邦是最早描写女性意识的美国作家之一。小说首次发表时，作者受到强烈谴责，因为她塑造了一个反抗传统、不安于为人妻为人母的女主人公。在传统的母亲和妻子角色和追求自由的恋人角色之间挣扎的女性艾德娜，既不想安于传统的命运摆布，又无法追求到自己想要的爱情和生活方式，为了摆脱两难境地，她选择了自杀，终结了刚刚觉醒的生命。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兴起后，《觉醒》被奉为美国女性主义文学的经典之作。不同于肖邦的白人中产阶级女主人公的困境，蒂利 奥尔森的《我站在这里熨衣服》（1961）描写了工人阶级的单身母亲反省自己因为维持生计的压力未曾照料好她的长女这一后果，既有无奈的自察，也有对社会的谴责，作者让女主人公在简单平凡的生活琐事中表现出女性意识，体现了作家对普通女性的生活及命运的关注。西维尔亚 普拉斯的诗歌创作和生命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兴起前就不幸结束了，但是她的作品如诗歌《不安的缪斯们》、小说《钟形瓶》等已成为女性主义文学中的经典。她和同时代的安妮·塞克斯顿代表了这一时期女性主义文学的一些主要特点。她们的作品都融入了大量的个人经历，故事素材取自日常生活，流露着悲观绝望和抑郁混乱的情绪。两个人的生活轨迹也是惊人的相似，两人都结了婚，生了孩子，都有抑郁和发疯的经历，婚姻都破裂了，都试图在为人妻、为人母的传统生活和作家的生活之间调和与平衡，但都以失败告终，最终都选择了自杀。“对热爱她们、崇拜她们的读者来说，她75们的真实遭遇赋予她们的作品一种超乎单纯的文学声音的重要意义。”[3]（P523） 挖掘、评价女性主义作家和作品表现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由对父权文化的批判向探求女性主义文学自身特征的过渡。有别于很多男性作家的宏大叙事，女性主义作家更多地是坚持传统文化所忽视的日常生活，从自身体验中去寻找意义 ；鉴于女性主义文学作品中的一致性的方面，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感觉到需要创立一套新的评价标准，“这些新标准将适用于评价女性所理解的女性生活及其目的。”[3]（P523）20 世纪 70 年代也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著作的高产时代。埃伦·莫尔斯的《文学女性》（1976）研究和解读了从 18 世纪到 20 世纪的英、美、法的众多女作家的创作，莫尔斯一反把批评文本看作一个封闭系统的批评方法，重视联系作者个人经历以及她们在创作中反复出现的主题、意象、写作风格等，为女性主义文学史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伊莱恩·肖瓦尔特的《她们自己的文学》（1977）是发掘并谱写女性文学传统的开拓性著作，她提出女性主义文学发展的三段论 ：从模仿男性作家的“女性”（feminine）阶段、到反抗父权文本的“女权”（feminist）阶段，再到主动建构女性意识的“女人”（female）阶段的“三阶段”理论。肖瓦尔特的批评丰富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论。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古芭的《阁楼上的疯女人 ：女作家与19世纪的文学想象》（1979）是另一部研究女性文学传统的经典著作，她们通过重新阅读和评论 19 世纪以来的女作家 - 从简 奥斯汀、夏洛特 勃朗蒂到艾米莉 迪金森、西尔维亚 普拉斯等众多女性作家，发现她们虽然不属于同一个国家，但都受到时代的拘囿。她们的女性独特想象力和创作力难以直接发挥，所以往往采用迂回曲折的方式发出自己的声音，这是一个独特的女性文学传统。吉尔伯特和古芭提出了“女性主义美学”的概念，不仅弘扬女性意识、倡导女性文化和女性特定的文学风格，而且基于反对性别压迫、争取性别平等的主张、矛头直接指向男子中心主义的传统文学史。 “女性中心”批评标志着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由批判男性作品中的虚假的女性形象，逐渐转向努力建设女性文学史和女性主义美学。这一时期越来越多的女性接受大学教育，女性意识普遍觉醒，女性主义思想逐步开始由思想与学术边缘进入主流话语，女性主义批评家拥有了创立和发展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的更加肥沃的土壤。 三、黑人女性主义批评 20 世纪 60 年代兴起的“女性形象”批评和70 年代末的“女性中心”批评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独特贡献，但多局限于关注与白人女性，尤其是白人中上层阶级女性相关的生活和经验，而对于美国社会中的黑人女性形象和黑人女性主义文学则较少触及。随着民权运动取得胜利，社会大环境改善，涌现出一大批黑人女作家，同时黑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脱颖而出，她们在挖掘被埋没的黑人女作家的同时，研究种族、阶级和性别互为影响的关系，关注黑人女性长期承受的来自白人社会的种族压迫和种族内部的男性压迫，寻找一种对自身处境的更确切的表达。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美国文坛上涌现出一批杰出的黑人女作家，如艾丽斯·沃克、奥德·劳德、托尼·莫里森、保拉·马歇尔等。她们的作品不但体现了美国社会对黑人的种族歧视和压迫，而且更多地关注黑人女性的生存状态。托尼·莫里森的《最蓝的眼睛》（1970）、《秀拉》（1973）、《所罗门之歌》（1977）、《柏油娃》（1981）、《宠儿》（1987），艾丽斯·沃克的小说《紫色》（1985） 等作品获得了很大的社会反响并成为文学批评的热门对象。艾丽斯 沃克获得普利策奖，托尼·莫里森获得诺贝尔奖，这标志着黑人女作家已经登上世界文坛。这些作品再现了黑人在 20 世纪上半叶所遭受的种族和性别压迫，同时表达了黑人女性探寻自我的过程。这个时期也涌现出一批颇有影响的黑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其中芭芭拉·史密斯的《迈向黑人女性主义的批评》（1977） 可以说是黑人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的奠基之作。她指出了建立以黑人女性文学为研究对象的黑人女性主义批评的必要性 “：由于以白人男性为中心的主流批评和以白人中产阶级女性为主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甚至包括黑人男性的文学批评，均忽略了黑人女作家的存在，因此建立黑人女性主义批评势在必行。”[2]（P118）芭芭拉 史密斯是黑人女性主义批评的代表，对于黑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发展有着重要的贡献，她认为“承认黑人女性创作中性政治与种族政治和黑人女性本身的存在是不可分离的，同时还必须承认黑人女作家们已经形成了一个拥有自身特点的文学传统。”[4]（P107-108） 在艾丽斯·沃克等女性主义作家及文学批评家的大力推介下，佐拉·尼尔·赫斯顿等黑人女作家的文学作品得到发现与重读，推动了黑人女性及其文学成就进入公众、文学和文化视野。有感76于黑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有别于主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特质，艾丽斯·沃克在其名作《寻找母亲的花园》（In Search of Mother’s Garden，1983）中使用了“女性主义者”（womanist）一词，她描写了“黑人女性先辈们在恶劣的种族歧视、性别歧视下依然表现出来的人性的纯真与尊严及其赋予当代女性的精神力量 。”[5]（P193）“女性主义”（womanism）由“女性主义者”演变而来，用来表达黑人女性主义与主流女性主义的区别。有别于白人女性主义，黑人女性主义批评家认为“女性主义”是黑人女性追求主体精神和生存的关键。“黑人女性主义”与“女性主义”成为同义的批评术语。芭芭拉 史密斯、贝儿 胡克斯、德博拉 E 迈克多尔等成为黑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的代表。她们认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应该置于黑人文学和黑人文化的语境中进行。她们反对抽象的思辨和笼统的概括、提倡结合黑人女性的具体经历、研究黑人女性文学的具体语言、研究种族、阶级和性别的内在联系、批判社会的种族偏见和女性研究中的白人偏见。黑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也在发展着其独具特色的理论。在《种族理论》一文中，芭芭拉·克里斯廷指出有色群体一直在创造着理论，但是它的形式与讲究抽象逻辑的西方范式不同，“我想说我们的理论经常是叙述性的，存在于我们创造的故事、迷团和谚语中，存在于语言的游戏中，因为我们更中意于变化的而不是固定的观念。我认为我们需要用多种方式阅读作家的作品，并对文学中的语言、阶级、种族和社会性别的微妙交叉秉持开放的态度……因此我的方法，用新的‘文学批评’用语，不是固定的，而是与我的阅读有关，与我所阅读的作者写作的历史语境有关……”[6] （P41）芭芭拉·克里斯廷倡导黑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应当基于具体的历史与文化语境，而不是盲目追随经典或潮流。 黑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以性别、种族与阶级互为影响的理论丰富了传统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议题和内涵，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黑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认为性别不是影响女性命运的唯一因素，把种族和阶级因素引入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这样丰富了传统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视域，同时带动了第三世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发展。 四、“多元文化身份”批评 在多元文化已成现实的美国当今社会，美国华裔、拉美裔、印第安裔、犹太裔等众多少数族裔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借鉴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关于性别、阶级和种族等多元研究视角，并结合本族裔的历史、文化和文学创作发展着各具特色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当代美国华裔作家从多元文化的角度去审视美国、思考亚裔女性在中美文化冲撞过程中的“身份”问题，标志着华裔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进入了一个新时代。谭恩美、王玉雪、汤婷婷、任碧莲、伍慧明等美国知名的华裔小说家从她们自己的特殊身份出发，描写华人女性的生活情感，表现出华裔女性在种族、性别和阶级的三重压抑下寻找女性自我的努力，再现了女性从边缘化的“他者”形象逐步建构起女性主体的发展过程，反映出不同种族与文化之间的冲突与磨合。伊冯 雅布罗 本加里诺注重研究拉美裔女性主义文学的演变，强调文化群体身份，为少数族裔女性主义文学摆脱边缘地位摇旗呐喊。波拉 甘 艾伦、路易丝·厄德里奇等当代美国印第安女作家尊崇自己的族裔文化，表达了美国当代社会中印第安人，尤其是印第安妇女在多重文化身份之间的困惑与挣扎。犹太裔作家格雷斯·佩雷主张思想意识上的多元化，试图寻找本族裔与美国主流文化的契合点。后殖民主义理论家和女权主义者民哈 T 群在《女性、本土、他者 ：书写后殖民性和女性主义》一书中，表达了第三世界女性作家所面临的艰难选择 ：“一方面，不管她决定采用什么位置，她早晚必须从三个相互撞击的身份中加以选择。是有色作家？女性作家？还是有色女性？哪个身份是第一位的？她将自己的忠诚放置何处？”[2]（P121）可见，个体身份和文化群体身份已经成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所关注的议题。 如同 20 世纪 60、70 年代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借助于解构主义思潮，反叛父权和主流文化，后殖民主义理论也为 20 世纪末的多元文化身份批评提供了理论和方法论资源。后殖民主义批评的产生和发展为美国少数族裔的身份批评带来很好的切入点，因为在后殖民主义者看来，无论是作者、读者、还是评论者，都是站在一个由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阶级、种族、性别和个人等综合因素形成的立场来进行写作、阅读和文学批评，在从事这些活动过程中都不可避免地带进自己的价值观念，自觉或不自觉地刻下身份的印记。 美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从解构父权文化和对男性作家笔下创造的消极被动的女性形象的批判，到发掘被主流文学史埋没的女作家、重构女性文学史和建立以女性为中心的文学阅读和批评理论，再到黑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异军突起和其77他少数族裔的身份批评，美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近半个世纪的风雨历程中不断发展，既运用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等批评理论丰富自身的发展，也为其它批评理论提供了新的视角，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必将与其它理论形成互动的新局面。在这个种族、民族、阶级和文化多元的时代，传统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黑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少数族裔的身份批评只有互相借鉴、补充、渗透，才能发掘出更加全面的文学价值，进行更加丰富的理论建构，使自身的理论体系更加合理与完善。 参考文献： [1] 罗婷.女性主义文学与欧美文学研究[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2. [2] 刘涓.“从边缘走向中心”：美、法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与理论.[A].鲍晓兰.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评介[C].北京：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1995. [3] 丹尼尔 霍夫曼.美国当代文学[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4. [4] 巴巴拉 史密斯.黑人女性主义评论的萌芽[A].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5] Sheila T. Faces of Feminism[M].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7. [6] Barbara， C. The Race for Theory[A].In G.Bowles & M. G. Fabi et al.（eds）. New Black Feminist Criticism [C].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Chicago， 2007. 原载：《东方论坛》2010年第5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