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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艺苑囿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迎娶了女性文学叙事范式的异军崛起且诸多女性作家及其文学作品皆闪亮登场、争奇斗妍、绚丽多姿而争相演绎为世纪之交文苑笔触的一道独特的艺术景观。可以说，“身体写作”、“欲望话语”、“裸奔叙事”、“隐私窥探”等文本模式正渐趋成为众多女性作家群体的创作姿态、叙写策略和审美品位。 一、女性文学“私人化”写真的生命张扬 中国现当代文坛自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的女性意识就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文化观念而逐渐引入文学研究的审美视野。康正果指出“：从女性主体的角度来说，女性意识包含两个层面。一是以女性为眼光洞悉自我，确定自身本质、生命意义及其在社会中的地位；二是从女性的角度出发审视外部世界，并对其加以富于女性生命特色的理解和把握”[1]。诠释女性主义文学诸多惊世骇俗的叙事话语意在从本质上对“男性霸语论”加以荡涤、反抗、颠覆且推崇以女性意识的艺术展现而挣脱男权中心的社会意识的生命桎梏。可以说，中国女性文学在延绵悠长近半个多世纪的演义主题中始终不敢正视自己的女人之身。盖因世代沿袭的女作家群体皆在书写女人在精神和肉体分裂的痛苦、孤寂、萧杀中无望的挣扎、观望和徘徊。诸如道德欺瞒、父母之命、人言可畏、报复男人、保全名分、迎合异性等均导致将身体天然合理的欲望放置于众多名目的礼仪祭坛上而志愿牺牲自我欲望。因而女性文学创作倘若仅仅只是局限于爱情、婚姻、家庭等日常问题时的艺术视野就过于狭窄弱小。为此，女性文学的突破、超越、演进势必应是对自我观念、题材领域和女性意识的拓展、飞扬和升华。 新生代女性小说家群体所创作的叙事文本尊奉直接以当下生活进行叙事且与传统的“宏大叙事”模式加以彻底的断裂并以其对生活的热情和个人化写作的姿态或希冀将经典性叙事进行一番现象学的解构还原而展示了年轻一代崭新的人生追求、情感趋向和审美情韵。费尔斯克指出 ：“虽然承认朴素现实主义认识论和相信文本可以传达现实的真实映象是再也不可能的了，但这并不否认女性主义写作作为自我探索和社会批评的媒介的战略重要性。女性文学对男权文化所实行的批判和对妇女解放的倡导都有明确的现实功利目的 ，是一种关于现实的承诺”[2]。赞誉女性作家依凭“身体为笔”而戳穿男权“菲勒斯机制”的神话叙事且颠覆男性话语与权威以及抨击和反抗男性中心社会的历史和文化并张扬着现代强烈的理性批判精神和生命自审意识。观乎广义的女性文学若从指称对象和创作主体的视角加以考究是指女作家创作的表现女性的文学作品。而实质上指代女性文学体认着“：一是更明显地强调女性的性别差异 ：针对八十年代女作家创作的‘中性化’、男性化作出反拨，鼓励女作家书写女性独特的身心体验和她们在传统文学中遭到压抑的性别体验。即是更多地从文化角度讨论问题，认为女性身份并不是一种生理决定的产物，而是与传统男性中心社会的文化建构有关”[3]。孟悦指出：男权文化所塑造的女性形象是“一方面‘人伦之始’以男性秩序之始作为整个文明历史的起端，乃至以男性秩序取代抹杀了整个历史的由来，从而使历史仅仅为男性而存在；另一方面‘人伦之始’以‘人’这个貌似中性的泛指之词，抹杀了女性的真实历史处境。故此她们在象征和审美意义上，多展示了封建社会对女性以及两性关系的种种要求、现象和描述”[4]。认为女性人物形象业已转变成男性中心文化的话语演义空洞而不再反映女性的本真面目并渐趋成为男性“物品化”、“欲望化”、“私窥化”下的畸形玩物。 女性文学演艺可谓是刷新了男性期待视野下的温柔服帖、逆来顺受、忠贞隐忍、贤淑善良的“家中天使”范式而充溢着现代意识的生命活力。华莱士·马丁解析 ：“客观也是一个有各种不同定义的词。从某一层次说，客观是一切主观或武断的对立面 ： 作者不应让个人态度介入故事的再现。从正面设想，客观可能意味着作者应该不仅抑制他或她自己的个性， 而且抑制叙述声音”[5]。阐明现实主义文学所认知的“真实地描写”是以某个文化共同体的普遍经验和意识形态为基础、标准、规则且此“普遍经验”不仅指称世人感知、观照、体察世界的方式还孕含其表述世界的话语方式。诚如特里·伊格尔顿所言“：语言并非是一个规定明确、界限清楚，包含着表现者和被表现者对称单位的结构。它现在看来更像是一个无限展开的蛛网，网上的成分不断交换和循环，没有一个成分受到绝对的限定，每一种东西都受到其他各种东西的牵制和影响”[6]。表征着“女性”、“妇女”、“女性主义”正是女性文学发展拓进历程中的颇为重要的生命“网结”。 新时期女性主义小说创作中的女作家群族从直接或间接的女权立场出发而破天荒地以女性为欲望主体的“性话语”、“欲望叙事”、“躯体写作”范式形成了强大而凌厉的对于传统性别秩序、性文化观念尤其男权性禁忌的审美解构。即她们“在男性划定的话语禁区中开辟出自己的空间，把原来不可说、不该说的东西供奉在词语的圣坛上，建构自己的主体性和认识体系”[7]。恰如徐小斌所言 ：“写作是一种每时每刻也难放弃的对生命的关照，它关照着生命也预约着死亡，覆盖着生者也覆盖死者，它是时空消失之后的永恒存在，它是人类从远古走到今天的宿命和母题”[8]。米兰·昆德拉赞叹 ：“在历代的爱情诗中，女人总是渴望承受一个男性身体的重量。于是，最沉重的负担同时也成了最强盛的生命力的影像。负担越重，我们的生命越贴近大地，它就越真切实在”[9]。同样，女作家叶梦曾真诚地表白 ：“我把女人的快乐见诸文字，我对这种快乐的表达是我对生命的庄严歌颂。这是我走出怪圈 ，热爱生命的一个开端”[10]。讴歌着惟有热爱生命且从心灵审美的高度加以认识、把握、掌控着生命本质的人才能从两性和谐、畅美、通达的生命交流中去发现性爱之纯与人性之美的审美圣境。 新生代女性文学叙事真正关乎女性的性意识的重新认识、理解、悟化又切实体现了一定历史文化环境中的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程度以及社会对女性生命、价值、追寻的认同程度。张抗抗呼吁“：女性文学有一个重要的内涵，就是不能忽略或无视女性的性心理。假若女作家不能彻底抛弃封建伦理观念残留于意识中的性等于丑说，我们便永远无法走出女人在高喊解放的同时又紧闭闺门，追求爱情却否认性爱的怪圈”[11]。像林白在《一个人的战争》中曾翔实、客观、细腻地叙述了女主人公林多米自童年到初为人妻的一段重要的生理和心理的包孕着严重的自恋倾向和恋父情结的成长体验，诸如幼儿自慰、模仿性交、迷恋身体、渴望服从、甘愿被奸等众多变态的心理、行为和举止以及身体的本真痛楚。凡此种种，小说叙事征用了“战争”如此颇具进攻、激烈、抢眼意味的话语加以命名女性躯体的琐细感觉而充满了热烈、长久、亘古的爱与吻的生命气息。正如小说描摹所言 “：我们斜躺在床上，阳光照在我们身上，热烘烘的像人的舌头，这舌头在一个巨大的人的嘴里，那人四肢并用在我们的身上奔驰，舌头像春天一样柔软娇嫩，气喘嘘嘘地掠过我们的身体，那是一种致命的接触，湿漉漉的温热，像闪电一样把我们的欲望驱赶到边缘，我们的身体如同花瓣，在这热烈的风中颤抖。我们的面前是春天的野兽，它通过太阳把一个器官插进我们的身体，它刚刚抵达又返回，在往返中唱着一支蜜蜂的歌，这歌声使我们最深处最粉红的东西无尽地绽开”。即运用隐喻、象征、暗示等修辞手段将性爱时段刻画得既优雅美好而富含诗意的仙境并切实体认着关乎女性身体的大胆的铺陈、表述、畅言似乎较为成功地实践了西苏所提出的“身体写作”的宣言且暗合着女性主义挑战男权文化话语霸权的精神内核并蕴藉着特定的深刻性、反叛性和写真性。林白如斯评介自己内心渴盼的诗性化的欲望叙事 ：“我一直想让性拥有一种语言上的优雅，它经由真实到达我的笔端，变得美丽动人，生出繁花与枝条，这也许与它的本来面目相去甚远，但却使我在创作中产生一种诗性的快感”[12]。陈思和指出“：林白以唯美态度的写作把文明社会中人们难以启齿的经验写得如此美好和不忍。她全然依赖于自己隐秘而散乱的个人经验创造出文学的生命之美，一开始就在美学上接近和把握了那些隐秘的经验。常人感到猥亵困惑的经验在那些美丽的文学段落下让人受到一次感情的净化”[13]。此皆阐释了林白的确是以诗性写作载誉文坛且成为女权人性化写作的主要代表作家并善于运用“写意的欲望”的叙事模式而充分体征着诗性写作的美学风范。 二、女性文学“躯体化”观照的艺术取向 新时期女性作家在运用“身体”加以实施、挑战、颠覆、抨击男权文化霸权的过程中的对于女性“身体”心灵和私秘体验的过分展示又往往使女性命中注定地陷入男性欲望化“窥视”的艺术陷阱并使得女性叙述再次重蹈男性话语的悲剧覆辙。然则其间虽说具有女性作家的主动迎合，但过多的却是男性中心文化的视为“黄色”或“半黄色”的不怀好意的篡改、扭曲、误读和炒作。孙绍先评价“：女性收回长期被剥夺的性自主权是男女实现真正平等不可缺少的一环。不充分尊重女性的自然权力 ，女性社会权力的获得也是不稳固的。男女分享相似的性平等权力，也会使人类的两性关系尽快摆脱‘性猥亵文化’的腐蚀走上健康自然的清新之路”[14]。然则当下女性文学文本所刻意描摹的身体崇奉却仅仅是身体而不再是通往精神性灵的生命桥梁且致使“身体写作”缺乏坚定的现实立足点并在与强大的男权文化进行正面交锋时显得极为脆弱或通常会为男权文化施以击破、俘虏和嘲弄。即“身体写作”背负着“沉重的肉身”的叙事模式经历了从灵魂到肉体、从精神到物质、从写真到感悟的审美嬗变。但创作灵魂却被逐渐剥离出肉体且沦为纯粹的欲望化对象而成为市场文化、商业文化和消费文化的同谋并匮乏光明璀璨的话语演义前景。埃莱娜 西苏曾如是呐喊：“妇女必须参加写作，必须写自己，必须写妇女。就如同被驱离她们自己的身体那样，妇女一直被暴虐地驱逐出写作领域，这是由于同样的原因，依据同样的法律 ，出于同样的目的。妇女必须把自己写进本文，就像通过自己的奋斗嵌入世界和历史一样”[15]。呼唤女性“自我”形象的构建尚须通过特定的“角色”加以呈现，但这个形象又不完全是她自身且不可能全然体现她潜在的心灵感受，而且女性形象在男性笔下又常常成为厌女主义策略的具体呈现者而匮乏女性的生命灵聚。伊丽莎白·詹威指出 ： 由于女性文学来自被抹煞的人类“另一半”的生活经历，需要“用一种不同度数的镜片才能清楚地看到它们”[16]。比如说，张抗抗可谓是以躯体性爱行为的真实摹写、性爱体验的真切畅达、视觉冲击力的强烈震撼的“写实的欲望叙事”模式而蜚声文坛。恰如《情爱画廊》所说 “：水虹已被她自己的欲火烧去了圣沾之美；她窈窕的身体上燃烧着世俗和欲望的火焰，急切地邀盼着他的侵袭。周由犹如站在一条幽深的画廊敞开的入口处，鲜艳和光滑的廊壁激起他甜美的想象，他将用他强劲而饱胀的画笔，去触摸她深入她，去探询那从未领略过的美的奥秘。后来他听见水虹在他耳边发出了一声声痛快淋漓的喊叫，尖脆而锐利，像是来自遥远天堂的回声”。诠解着女性作家以赤裸放纵的情欲写真且对女性的性享乐加以由衷地赞美并闪烁着人文主义的女权光晕。林白曾如斯评介 ：“集体记忆常常使我窒息，我希望将自己分离出来，将某种我自己感受到的气味、某滴落在我手背上的水滴、某一片刺痛我眼睛的亮光从集体的眼光中分离出来，回到我个人的生活中”[17]。推崇女性作家以“个人记忆”投身于文学创作就真正悟化了人与世界真实、厚重、契合的生命关联。 中国现当代文学艺苑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女性作家试图充分挖掘业已为社会传统的群体经验所压抑、遮蔽、雪藏的真实的“私秘空间”且尽力突显忌讳莫测的性别和话语的权力结构及性别冲突并重新加以哲理性地把握人类的生存状态。罗瑟琳·科渥德认为 “：性欲总是一次次成为揭示人的‘真实’和‘重要’本质的要素”[18]。譬如说，铁凝小说就以肆无忌惮、真诚无比、孤芳自赏的性爱剖白而肆意披露了两性的性爱演义中所蓬勃四溢、难以遏制、浮荡放纵的生命原始激情。展示着女性对自身美妙的发现、情欲意念的开掘、自我意识的觉醒，具有无可替代的性别、艺术、心灵的审美功效。王又平评介“：当一个原本统一的文化共同体被性别分解后，女性主义者有理由在亮出自己的主观性的同时，提出自己的现实主义主张，以区别于建立在男性普遍经验基础上的现实主义”[19]。强调文学摹写客观的叙述、显现、写照历来是传统现实主义的审美特质。 新生代女性作家虽说一味地逃离宏大主流叙事且更多的关注当下生活的平庸化、世俗化、私人化而走向迷茫、虚无、轻狂的无奈时空。即对理想、正义的盲目解构却伴随着结构的过于松散和艺术美感的匮乏而使文艺作品缺乏审美的内涵、情调与意味。解构主义者福科指出 ：“话语不仅仅是思考和产生意义的方式，而且决定它所力求控制的主体的身份的本质、意识与无意识思想及情感生活。身体和思想感情都不能外在于它们的话语的描述而拥有意义”[20]。阐释女性书写的女性生命、性爱、愉悦及其创造诸种欲望的实现终究有赖于写作上语言意义的实现和话语的权力并真实再现着生命生存的根基和诗意栖息的家园。可以说，女性主义作家笔下的“私人化”欲望叙事蕴藉着丰富、深刻、广袤的历史文化旨趣且体现着对男性霸权话语的大胆挑战以及对长期被剥夺的女性话语权的有力争夺。换句话说，女性文学切实印证了对男权性禁忌的彻底解构且尊崇对女性长久被压抑的生命本能的全面释放并表征着无所畏惧的女权希冀。由此观之，女性主义作家笔下的身体欲望叙事文本依托诗性语言的运作而显得纯粹、清新、恬适而富有诗意并与粗俗的秽言亵语、露骨的色情描写、煽情的性爱摹状可谓是迥异有别而令人玩味不已。正如西蒙 波夫娃所言：“女人不是天生的， 而是被塑造出来的”[21]。坦言女性意识在豪情四溢的男性话语霸权面前被完全地忽略、遮蔽、藐杀。即女性形象的自主意识业已被压抑、转换、重组且致使女性的基本生存权利、愿望、期盼被男权主义所抹煞、剥夺、置换和淹没并继而导致了女性形象“自我”的空洞化体征。为此，女性的性别角色内容渐趋被功利化、规范化、合理化、模式化、程式化而普遍匮乏人文情趣。荒林评说“：不可压抑的女性欲望像夜晚当空的月亮，是女性的美和女性沉默的言说 ，女性话语之泉。女性欲望叙事体现了女性的美学原则”[22]。赞叹女性主义文学演义中的“欲望叙事”理当是一种涵括着丰富的人性底蕴和隽永的人格魅力且惟有站在人文、人道、人本的艺术高度并包容美好、纯粹、高尚的欣赏品味方能从性爱的心理本质加以突显人性美、性爱美、艺术美的生命佳境。新女性小说家并非拒绝人文主义或启蒙主义传统而其注重挣脱的仅仅只是隐匿于其中的男性霸权话语的精神束缚。切莉·雷吉斯特主张 ：“女性主义者经常强调，她们并不是简单地为妇女在现存社会秩序内寻找更多的空间。她们需要建立在‘人文主义’价值之上新的社会秩序，其中有些价值在传统上是‘女性的’， 在当今社会还未受到尊重”[23]。为此，后现代女性主义者普遍崇奉理性不能总结人类思维能力的全部，甚至不能代表人类思维能力中最好的要素。而是更加注重差异和尊重女性的经验并以此揭开现代话语中凭借元话语主体所掩饰的男权的伪善面纱。安吉拉·默克罗比指出 “：把女性纳入到启蒙和现代社会思想的正统哲学框架之中的努力仍然很困难，它需要进行大量的精神操练。如果她们的目标是把现存秩序颠倒过来，那么即使可以做到，历史也将再次重复，回到阳物统治制度，到那时，女人的性、关于她们的想象以及她们语言，都将不复存在”[24]。解析后现代女性主义重新设置自我形象旨在颠覆旧有的疆域、规则、范式的羁绊而实质上却是为女性创作觅求新的立足启迪、话语空间和审美愉悦。但在现代主义的社会演绎中的女性的危险在于其为了实现平等的参与竞争却转而“变成男人”并进而丢弃了自我表白的生命标识。事实上，中国传统社会的超稳定家庭的结构模式所演义的无爱、无奈、无望的婚姻似乎占大多数。但当《爱，是不能忘记的》的文艺争论打破了世人的思想文化禁锢时，性爱隐私就犹如决堤的洪水般蜂涌而来且成为一种生活时尚潮流。由此，隐私文学的产生亦为痛苦的世人提供了解脱的途径且心理压力越来越大的当下社会境况也只有把内心深处的痛苦情感加以述说方能得到他人的理解同情和自身的轻松解脱。譬如说，卫慧小说叙事正如其“新新人类”的女主人公一样而把“写作变得很酷很时髦”或“钻进欲望一代躁动而疯狂的下腹，做一朵公共的玫瑰”。体现了过多喝彩自己的故事而在写作镜子前不能真正地确证自己的灵魂。特别是“把自己的生活以百分之一百的原来面貌推到公众视线面前”且企图“以这种方式发现自己真实的存在”时就唯有自酿生命的虚象梦幻。故而“另类小说”的主要特征是以反叛的姿态面对传统或从颠覆传统的价值观角度一直到荡涤传统的艺术观而缺少审美趣味。故此，女性文学叙事无论是书写灵魂、身体、精神均理应暗含思想哲思的存在、人文主义的关怀和生命意蕴的升华。 综上所述，新时期女性文学所描摹的女子形象确实不再是以柔弱无力、羞羞答答、半遮半掩的身份忸怩呈现而是洋溢着对权贵、金钱、性欲的强烈渴盼并演进为“颇能折腾”的一代精英而充满了野性、生机和魅力。继而导致“母亲神话”叙事范式的颠覆、消解和重构，从而演绎着新型女性文学叙事话语的韵味隽永的文本情趣。 【参考文献】 [1] 康正果 . 女权主义与文学 [M].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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