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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比德》、《简·爱》和《呼啸山庄》堪称为19世纪三部最杰出的女性小说。《呼啸山庄》出版于1847年，作者艾米莉·勃朗特是著名的“勃朗特三姐妹”之一。这部小说通过凯瑟琳和希斯克里夫的爱情悲剧，向人们展示了一幅畸形社会的生活画面，勾勒出被这个畸形社会扭曲了的人性。它被认为是英国小说史上最奇特、最具震撼力的小说之一。《简·爱》是十九世纪英国著名的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的代表作。小说通过对孤女简·爱坎坷不平的人生经历描写，成功地塑造了一个不安于现状、不甘受辱、敢于抗争的女性形象，反映一个平凡心灵的波澜与渴望，并藉由一个小人物反映出了一个社会群体—女性的渴望。《亚当·比德》出版于1857年，作者是英国另一位久负盛名的女性小说家乔治·艾略特，小说以乡村生活为背景，通过木匠亚当·比德、传教士黛娜、爱慕虚荣的海蒂·苏洛和富家子亚瑟之间的爱恨情仇，展示了19世纪上半期英国的乡村生活，以及资本主义制度之下人性的善恶与彷徨。 一、生态女性主义情怀 生态女性主义是19世纪70年代出现的将生态学与女性主义结合在一起的一种政治，社会和文化运动。它相信对女人的压迫与自然退化之间存在着某种关系。生态女性主义反对人类中心论和男性中心论，主张改变人统治自然的思想。它批评男权传统文化，赞美女性本质。它反对那些能够导致剥削、统治、攻击性的价值观，它批判以男性为中心的知识框架，目标是建立一个遵循生态主义与男女平等原则的乌托邦。［1］5而我们今天重新审视19世纪的这三部英国女性小说是为了解读这三位女性作家在小说中所流露出的生态女性主义情怀。 这三位女性作家对于城市文明下虚伪人性的鄙夷，对于人的本性和自然的渴望都通过对小说中故事环境的选择和对淳朴纯洁的爱情故事的赞美和描写得以抒发。亲近大自然，渴望回归简单纯朴的乡村生活正是三位作家想要表达的生态女性主义情怀。 1.故事环境的选择 与同时代的狄更斯、大仲马等人不同，艾米莉·勃朗特、夏洛蒂·勃朗特与乔治·艾略特小说中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将故事发生的大环境没有放在喧嚣的城市，而是放在了宁静的乡村、庄园之中，而这与女性的天性相关。如《呼啸山庄》为读者选择了一个独特的场景——一片狂风呼啸的原野。《简·爱》故事的发展是在一片宁静的庄园之中——桑菲尔德庄园。《亚当·比德》中每一个场景的展开都是在美丽的乡村之中，在这里人们的生活简单而淳朴。这种选择反映的是作者对于社会的一种呼唤，希望能远离喧嚣，回归自然，回到淳朴的自然生活当中去。她们的小说中反映出了对于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鄙弃，和对英国传统的田园生活的向往，而这正是生态女性主义的主张。 2.眷恋淳朴爱情，回归乡村生活 《呼啸山庄》中凯瑟琳由于世俗社会的影响离开了呼啸山庄，离开了她深爱着的希斯克里夫，投入了埃德加的怀抱，但是，在她自己的内心深处还是有着对过去平静祥和的乡村生活，对希斯克里夫的爱情的深深眷恋。即使死后，凯瑟琳的灵魂始终围绕着呼啸山庄而游走，不肯离去。这映射出作者对于乡村生活、对于淳朴爱情的眷恋。而《简·爱》中的简告别了孤儿院，告别了给自己带来痛苦的城市，走入了一片寂静的乡村之中，在这个宁静的庄园之中，她实现了自己的价值，找到了自己渴望已久的爱情。最后男主人公虽然变得一无所有，但是在瓦砾之中，简帮助他重新建立起了自己的世界，这传达了作者对于传统纯真爱情的渴望。《亚当·比德》故事的展开是一片宁静的乡村，虽然亚当·比德和黛娜之间的爱情发展一波三折，但这都在黛娜的祈祷和优美的自然环境之下得以化解。最终亚当和黛娜的自然结合，体现了作者对于乡村社会淳朴而神圣爱情的赞美和祝福。 二、对父权的挑战和对现实的批判 1．对父权的挑战 三部小说中生态女性主义的萌芽其实是十九世纪英国政治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维多利亚时代提出的“妇女问题”关注的是女性在政治、经济、教育及社会生活等方面的不平等。这个问题的提出使得提高妇女的地位问题逐渐成为舆论讨论的对象。随着两次工业革命的相继展开，劳动中对于性别的限制开始逐渐模糊，妇女开始逐渐走出家庭，步入社会，开始从事生产劳动工作。妇女开始拥有独立的经济地位，但是，妇女的职业仅仅局限于一些报酬低廉且地位低下的工作，如家庭女教师、女仆、缝补女工、工厂女工或在农场劳动。例如，艾略特在开始小说创作之前虽曾担任过《威斯敏斯特评论》的助理编辑，然而这一职位却是工作重且报酬低，性别的歧视依然存在。 而在社会上存在的同工不同酬的现象，以及男女之间不对等的地位使得女性作家开始在自己的小说中寻求自己的解决之道，她们试图打破这种父权统治，寻求自身的解放。例如《亚当·比德》中的黛娜。小说中的她纯洁、善良、忍耐，有自己的职业——卫理公会教徒和布道者，是英国文学中第一位以公开布道为职业的女性。黛娜颠覆了维多利亚时代女性的典型形象——即温柔、顺从、忍耐的贤妻良母，男性的陪衬，“家里的天使”形象。她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上帝的“天使”——成为了卫理公会布道士。在那个时代里，女性布道意味着对于男权的挑战，意味着女性拥有了对于《圣经》的解释权和话语权。在法国思想家福柯的理论看来谁掌握了“话语”，谁就掌握了权力。由此看来，戴娜的布道不仅有悖于“家里的天使”的角色，而且有违于《圣经》的规定，是对于父权的挑战。［2］18黛娜甚至为了自己所钟爱的传教事业，再三拒绝了亚当的求婚，因为她害怕家庭负担会成为其传教的阻碍，她说道，“你占据了我的心，让我的灵魂失去了自由，成了世俗感情的奴隶，这让我感到不安，担心有什么事儿会降临在我头上 毫无疑问，我必须努力对抗这种巨大的诱惑，我得到的明白指示，我必须离开。”［3］576而黛娜在得到亚当婚后并不会干涉其传教活动后，才答应了亚当的求婚。这体现了艾略特对于女性独立的渴望和对传统父权制的反抗。 《简·爱》中的简则是在逃离孤儿院里的种种折磨后，来到乡村当起了家庭教师，过起了独立的生活。而当她感受到由于所处的社会阶层不同，罗切斯特对她的感情并不像她对他那样强烈时，她说 ：“你难道认为，我会留下来甘愿做一个对你来说无足轻重的人？你以为我是一架机器？——一架没有感情的机器？能够容忍别人把一口面包从我嘴里抢走，把一滴生命之水从我杯子里泼掉？难道就因为我一贫如洗、默默无论19世纪英国女性文学中生态女性主义意识闻、长相平庸、个子瘦小，就没有灵魂，没有心肠了？——你不是想错了吗？——我的心灵跟你一样丰富，我的心胸跟你一样充实！要是上帝赐予我一点姿色和充足的财富，我会使你同我现在一样难分难舍，我不是根据习俗、常规，甚至也不是血肉之躯同你说话，而是我的灵魂同你的灵魂在对话，就仿佛我们两人穿过坟墓，站在上帝脚下，彼此平等——本来就如此！”［4］329借简之口，夏洛特·勃朗特发出了自己挑战父权，女性独立的坚定宣言。同时，文中最后疯女人放火后坠楼身亡，罗切斯特也受伤致残的这一场景也可以看做是夏洛特对于父权的宣战书。在这里夏洛蒂·勃朗特想表达的是自己对于城市文明下虚伪丑陋人性的深切厌恶。最后，桑菲尔德庄园的焚毁实际上是工业文明、城市文明下丑陋人性的焚毁。作者选择了让罗切斯特的妻子焚毁庄园并自杀身亡表示了其对于城市文明下父权的反抗。只有打破了一个旧世界，才会建设起一个新的男女平等的新世界，而这正是夏洛蒂·勃朗特的生态女性主义情怀的抒发 ：建立一个遵循生态主义与男女平等原则的乌托邦。 2.对现实社会的批判 在呼唤男女平等的同时，三位作家对于现实社会中的黑暗进行了近于无情的鞭挞。《呼啸山庄》的开头，年轻时的凯瑟琳爱上了希斯克里夫，而希斯克里夫在当时只是庄园主人的养子，在地位、财富上远远不及凯瑟琳。因为“门不当、户不对”及对父亲偏爱希斯克里夫的怨恨，庄园主的长子亨德利一直在坚决地反对并拆散他们。当长大的凯瑟琳见到了英俊富有的埃德加·林顿时，她的世界观和爱情观开始发生了改变，而这正是他们爱情悲剧的开始。随着凯瑟琳逐步进入上流社会，她开始徘徊于希斯克利夫和埃德加的爱情之间，她真心爱希斯克利夫，但又觉得与一个仆人结婚，有失身份。当埃德加向她求婚时，想到他的漂亮和富有，便答应了。但在她灵魂深处，非常明白自己错了，便向女仆艾伦·迪恩吐露真情 ：“我对埃德加的爱像树林中的叶子，当冬季改变树木的时候，随之就会改变叶子。我对希斯克利夫的爱却像地下永久不变的岩石 我爱的就是希斯克利夫！他无时无刻不在我心中，并不是作为一种乐趣，而是作为我的一部分。”［5］76凯瑟琳这种违背本意的选择及之后的悔恨矛盾的心态反映了19世纪女性在工业化社会下的一种矛盾和压抑。而凯瑟琳和希斯克里夫的爱情悲剧也是艾米丽·勃朗特对于城市工业文明下的现实社会的强烈控诉。 而《简·爱》中简在孤儿院的悲惨遭遇更是使作者对现实社会的批判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文中，简被送进了洛伍德孤儿院。孤儿院教规严厉，生活艰苦，院长是个冷酷的伪君子。简在孤儿院受到精神和肉体上的摧残。由于恶劣的生活条件，孤儿院经常有孩子病死，她最好的朋友海伦在一次大的斑疹伤寒中去世了。夏洛蒂·勃朗特站在女性作家的立场上，对于工业社会的牺牲品——妇女和儿童展开深入的描写。孤儿院长的冷酷，疾病对于幼小生命的摧残，正是现实资本主义工业社会对于妇女儿童的折磨。虽然在伤寒病之后，孤儿院的条件略有改善，但是并不能掩盖现实社会下妇女儿童的悲惨命运。心灰意冷的简·爱最后选择了离开，折射出作者对于现实工业社会的摒弃。 《亚当·比德》却是从另一个角度对于资本主义下的女性的悲惨遭遇进行了深入的批判。文中的海蒂有着一颗并不寂寞的心。出身低微的她把未来的梦想寄托在富绅子弟亚瑟身上。她外表娇美，但生性虚荣，整天沉浸在当贵妇人的幻想当中。后来海蒂被庄园主的孙子亚瑟诱骗而怀孕。在遭到亚瑟的抛弃后，她产下婴儿，却将它丢弃在树林里。而未婚先孕与杀婴是为当时英国国教色彩仍相当浓厚的英国社会所不可容忍的，她因这项杀婴罪，被判处绞刑。不见容于传统道德观的海蒂，实际上就是艾略特自身的写照。在小说的最后，海蒂自己孤独地死去，反映的是艾略特自己对于传统伦理道德的孤独而无奈的抗争。 三、作家的生态女性意识和当时社会的冲突 虽然从现在看来《呼啸山庄》、《简·爱》和《亚当·比德》是19世纪女性小说的三座丰碑，但是，我们却不难发现这种具有生态女性主义意识的作品或作家本身却并不见容于当时的社会。《呼啸山庄》因其书中人物在现实社会压迫下扭曲了的人性和强烈的批判精神并不为当时读者所理解。《简·爱》虽然一发行就取得巨大的成功，但是夏洛特·勃朗特的大多数作品用了柯勒·贝尔的笔名 ；而乔治·艾略特由于她与丈夫路易士反传统的爱情使得她本人被排挤于主流社会之外，和夏洛特·勃朗特一样，她的作品并没有使用她的本名玛丽·安·埃文斯，而是用了乔治·艾略特的笔名。虽然社会舆论不断提出提高女性地位，男女平等，但是，就当时的社会而言，对于女性的歧视依然存在。我们可以从骚塞给夏洛特·勃朗特征求意见的回信中窥见当时对于妇女写作的态度 ：“文学不可能也不应该成为一个妇女一生的事业。”［6］198这使得这种生态女性主义写作变成了孤独的抗争，然而这种意义下的创作显得更加具备开拓意义。 四、小说在生态女性主义表达中的局限性 由于时代和环境的局限，这些小说中的生态女性主义主张仍然是不彻底的生态女性主义。例如，《亚当·比德》中的叛逆性人物黛娜在文中努力摆脱父权的束缚，但是却陷入了另一个新的束缚之中，这就是基督教的禁欲主义。在黛娜和亚当结婚后，由于“联合会禁止妇女布道”［3］576，使得黛娜不得不放弃了其深爱的传教事业，在家侍奉起了丈夫和孩子们。而这说明了在男权占据绝对优势的时代里，对于女性在思想和言行上的压制。失去了传教权在家专心相夫教子的黛娜成为了传统意义中的“优秀女性”，而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在黛娜的心中，上帝或许并不是她的精神支柱那么简单，在另一种意义上，上帝成为了黛娜灵魂上的丈夫，而当灵魂上的丈夫被剥夺后，黛娜回归成了传统的女性。而这也表现出了艾略特的生态女性主义意思在残酷现实中的无力。在《简·爱》中，女主人公有着另一种对于生态女性主义的不自信。当简·爱面对来自不同阶层的罗切斯特的求婚时，她接受了，但是镜子里穿着婚纱的她，却并不是想象中的圣洁美丽，简在朦胧中只看到一个面目可憎的女人在镜前披戴她的婚纱。在这里，一向坚强、自信的简在这一刻将自己内心深处的那一份自卑如实地表现了出来。而这一种不自信反映的是夏洛特·勃朗特对于生态女性主义这一命题的不自信。简·爱的人生结局实际上是一个孤独女性的爱情白日梦，是当时女性集体无意识的体现。在《呼啸山庄》中，希斯克里夫为了报复，娶了埃德加的妹妹伊莎贝拉但却对她百般虐待。伊莎贝拉忍受不了丈夫的虐待，逃到了伦敦附近，并生下了其与希斯克里夫的儿子林顿。尽管遭受到了种种不公与虐待，但是伊莎贝拉选择了逃避。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伊莎贝拉的软弱和对于父权的一种发自内心的恐惧。在强大的传统父权制对女性的压迫与虐待之下，这个时代的女性并不拥有足够的能力去抗争，她们本能地选择逃避，她们将自己的希望只是简单地放在了男性的良心与因果报应身上。而这反映了这个时代中的生态女性主义仅仅是一种流于文字的乌托邦，很难进入实际的操作层面。 尽管有种种的不足，从《呼啸山庄》、《简·爱》和《亚当·比德》中，我们可以看到19世纪英国生态女性主义的萌芽。勃朗特们与艾略特走出了亲近自然，批判现实社会，摆脱父权统治直至走向自身解放的第一步。可能她们并没有通过小说中的人物喊出振聋发聩的生态女性主义的呼声，但是她们用另一种方式——小说中人物的所作所为来表达出自己对于女性解放、回归自然的见解。从这种意义上来看，她们的小说在生态女性主义意识的张扬上是具有开创性意义的。 参考文献 ［1］左金梅，申复英. 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M］. 青岛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7. ［2］杜隽著.乔治·艾略特小说的伦理批评［M］. 上海 ：学林出版社，2006. ［3］乔治·艾略特.亚当·比德［M］. 周定之译.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1995. ［4］夏洛特·勃朗特. 简·爱［M］. 祝庆英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5］艾米莉·勃朗特. 呼啸山庄［M］. 方平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6］鲁宾斯坦，A. T. 英国文学的伟大传统（下）［M］. 陈安全等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 原载：《苏州大学学报》2011年第5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