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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儿童文学史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出现了“几部填补空白的扛鼎之作”，如蒋风主编的《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1987)和《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史》(1991)、张香还的《中国儿童文学史》(现代部分，1988)、陈子君主编的《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史》(1991)、金燕玉与吴其南的《中国童话史》(1992)、张之伟的《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稿》(1993)、蒋风与韩进的《中国儿童文学史》(1998)、王泉根的《现代中国儿童文学主潮》(2000)、朱自强的《中国儿童文学与现代化进程》(2000)等。但是，与数百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相比，儿童文学史与少数民族文学史、港台文学史一样，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仍然是中国文学史研究领域的薄弱环节。杜传坤《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论》的出版，让我们看到了年轻一代研究者在这个领域的再次努力。 《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论》引入了“大历史”观念，从而使儿童文学史写作的史识向前迈进了一大步。研究者一般会选择高峰性、经典性、“含金量高”的点进行深度开掘，这些点经过多年深耕耙犁已成为“显学”，而那些相对薄弱的点则“门前冷落车马稀”。但是，学术史又告诉人们：平凡的题材往往成为真学者的拓荒地带，从宏大叙事中得出人所共知的通识固然重要，从冷僻处小题大做独辟蹊径进行学术发掘，更显发现眼光与学术功力。在这方面，历史学家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给人以深刻启示：他以“大历史”观研究一个常人看来“没有意义的年份”，得出了“超过党派的分别，也超过国际的界限”的规律性结论。黄仁宇的“大历史观”改写了被遮蔽的历史，显示出独到的功力与史识。杜传坤显然受到了“大历史观”的影响，她知道“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并非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黄金时代”，却能沉潜往复从容含玩，在一块贫薄的土地上精耕细作，从而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她发现：“既有儿童文学史论著的首要问题即儿童文学史观的问题，其后果主要体现在以政治话语取代或凌驾于文学话语之上的‘非文学性’。”因此她不仅对“绝对的历史进化论和历史决定论”提出了质疑，也对静态与孤立的儿童文学史叙述方式进行了改变；她提出了自己的文学史写作目标，即“批评它的‘非文学性’与‘非儿童性’，批评它闭锁于特定历史文化语境中的意识形态话语的褊狭”；同时对“纯文学性”研究的审美本质论保持警醒和审慎态度……因此，读完这部《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论》，读者不能不对她六年来在儿童研究上养成的史识、才华与耐力表示敬佩。 学科交叉研究与新理论的应用，保证了这部著作能够史论结合。杜传坤本科读的是学前教育专业，后又攻读中国现代文学硕博士，因而她能从教育学和文学两方面搜求最新理论与方法。她尝试着运用了海登·怀特的后设历史学、福柯的新主体性理论、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吉登斯的现代性理论、鲍尔德温的文化研究理论，以及叙事学和“新叙事理论”来解释儿童文学作品和现象，将“大胆的假设”与“小心的求证”有机结合起来，从而使这部著作充满了新发现新见解。即使一些看似老生常谈的话题，她也能在新理论指导下找到新的学术增殖点。比如，她一方面充分肯定叶圣陶童话的成就，同时指出他的作品阅读中“不真实感”的叙事学根源；她借助症候式阅读，发现“五四”儿童科学文艺虽非空白却相对沉寂的深刻原因，等等。更难能可贵的是，她能在对个案进行新颖独到分析的同时，揭示出文体形式变迁的文化意味及其根源，从而发现儿童观与文学观念的嬗变。如果作者没有交叉学科的学养，没有前沿理论的支撑，是很难有这样新颖而精深的见地的。 《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论》给人最深的印象，就是作者强烈的问题意识。杜传坤的问题意识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发现意识。这是一种文本阐释与学术命名能力，是建立在对史料的深入分析与细致梳理基础上的规律性总结，比如她发现阻碍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最大问题倒不是历史语境，而是“文以载道”观念导致的“游戏精神”缺失；她对儿童本位论的文学现代性反思，不但揭示其本质论的内涵，且引申出其对当代儿童文学“既是救赎，也是枷锁”的省察……诸如此类的致命伤都是值得儿童文学理论界认真研究的大问题。二是前提追问意识。前提追问会使很多伪命题、看似宏大的假命题不攻自破。杜传坤对既成的儿童观、儿童文学观、进化论历史观、“工具论”文学观、僵化的二元思维模式等发出前提追问，从而使许多困扰中国儿童文学史研究的问题显出原形来。三是“往返质疑”的自我反思意识。她知道“文学史的权力”，因而她小心地使用话语的法杖，警惕着“正义的火气”，绝不扮演一元真理的化身。她带领人们直面如下问题：“儿童”、“儿童文学”是不是“被建构”、“想象”出来的“幻象”呢？童年有一个确定的本质吗？所谓的“自然的”儿童为何？儿童是否具有自身的本体论？儿童与成人的二分“诞生于何种语境？分离是必须的吗？分离对成人与儿童分别意味着什么？应该追求一种何样的童年？从而应追求一种何样的儿童之文学？”“童年的消失”是否只有悲观的一面？等等，这些问题使得这部著作如同一部复调小说，充满了“不确定性”与众声喧哗的意味。 令人深有感触的还包括“附录”的“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事编年(1875—1949)”，一方面显示出作者在史料搜求方面所下的功夫，另一方面则便于后来者寻找研究与阅读的线索——历史研究就需要这样的硬功夫与细功夫。 阅读杜传坤的《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论》，也引起我对儿童文学研究现状的一些思考，现将几点想法与方家讨论。 就我的文学史研究经验来看，中国目前的儿童文学史研究与成人文学史研究一样存在着结构、视野与方法等方面的问题。首先，中国儿童文学史应本着努力呈现历史整体本相的文学史观，不仅论述大陆部分，还应包括港台地区；不仅重写“左翼”主流部分，也应重述“沦陷区”、“国统区”的文学状况。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全面而客观。而在书写过程中，应以文学的审美功能为第一标准，认知、教育功能居其次；以“人性”(儿童性)为第一原则，以中国境内发生的文学事件与思潮为实存。“重写文学史”口号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提出至今已有近二十年时间，但是真正在文学史内涵、结构方面实践“重写”史识的还寥寥无几。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相比更具有超越性，离政治意识形态更远些，实践起来也许更具有操作性，因此值得研究者去探索尝试。 其次，儿童文学史研究应具有宏阔的比较研究眼光。一方面是加强纵向的中国文学(文化)传统与现代儿童文学关系的影响研究，从“发生学”层面找出制约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文化病灶，如“文以载道”观念制导下的教化训育思维、实践理性造成的现实主义原则、中庸之道造成的想象力缺失等。在纵向的比较中不难发现，中国在现代文学之前缺乏严格意义上的“儿童文学”，“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之类的记诵读物与儿童的天性相去甚远。而在20世纪长期的动荡不安的时代，中国一直处于救亡图存、翻身解放、文化革命、社会转型之中，传统断裂、战乱频仍、政治动乱使中国人形成了高度统一的战争思维，儿童也是全民皆兵战略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此情形下，儿童文学要担当培养“共产主义接班人”和“未来主人翁”的责任，因而强调其政治性与教化性，发挥其战斗的“工具”作用，其结果就导致了儿童文学缺少超越时代的审美价值。鲁迅说：“游戏是儿童最正当的行为，玩具是儿童的天使。”违背孩子天性的东西自然不受欢迎，这也是中国儿童文学长期存在的一个严重问题。比较研究的另一方面是横向的中外作家主体的比较研究和儿童文学本体的比较研究。在横向的比较中很容易发现，中国儿童文学仍然缺少刘象愚在《西方现代批评经典译丛总序》中所说的“经典性”(canonicity)：“首先，经典应该具有内涵的丰富性……其次，经典应该具有实质的创造性……再次，经典应该具有时空的跨越性……最后，经典应该具有可读的无限性……对于文学艺术来说，除上述原则外，审美性或者说艺术性的强弱，必然是一部作品能否成为经典的一个重要原则。”我们的儿童文学与世界经典的距离到底在哪里，这正是中国儿童文学作者与研究者需要研究、思考的问题，而寻找问题答案的途径中少不了比较研究。 第三，儿童文学史研究的理论方法需要不断更新。一方面，儿童文学史研究本身就是文学与历史学、教育学、心理学相结合的交叉研究，因而研究者需要涉猎不同学科的基础理论。另一方面，“儿童”与“儿童文学”等核心理念的“不确定性”(uncertainty)，则要求研究者不断汲取最新的理论成果以深化和推进儿童文学本体论的研究。否则，即使有政府的大力倡导、童书市场繁荣的推动，也不能从根本上促进中国儿童文学创作自身的真正发展，更无法与世界儿童文学实现真正的接轨。 总之，儿童文学史研究在目前实在是一个重要问题，它不仅是关乎重写文学史的学术问题，而且文学史写作过程中总结出来的经验教训，对于儿童文学创作也有着指导与启示意义。鲁迅早就说过：“为了新的孩子们，是一定要给他新作品，使他向着变化不停的新世界，不断地发芽滋长。”(《表·译者的话》)在新世纪，我们能给孩子们真正意义上的“新作品”吗？这需要儿童文学作者、研究者双边互动，从而促进儿童文学事业的良性发展。 原载：《文艺报》2010年5月7日 原载：《文艺报》2010年5月7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