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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去年以来，曹文轩的《我的儿子皮卡》、周国平的《宝贝，宝贝》、张洁的《四只等着喂食的狗》相继出版，加上2007年刘醒龙的《女儿是父亲前世栽下的玫瑰》，四位作家的视点都转向了对自己孩子的关注。或许只是巧合，但放到一起来阅读，虽然有的是小说，有的是随笔，抛开艺术上的成败，单就几位作家的创作姿态而言，有一点却是相同的——颂扬自由的生命力、抒发陪伴生命成长的喜悦。 从负担到珍宝 客观地说，长期以来我们社会所提供的并不是特别适于童年生长的土壤。基于生存的照顾和基于生命的热爱是两回事。在我们几代人的童年回忆中，有几个人没有“艰难”的记忆？有几个父母能够有余暇、有心思体会幼儿那种来自天国的、鸟鸣花香一样的纯然的生命快乐？不快乐的童年，是几代人的记忆。王朔曾经刻薄地说，那样一种养育根本称不上是“爱”。 除却传统意义上的儿童文学，我们一直没有发展出一种对童年普遍的关爱。儿童文学往往成为“关爱童年”的宣传大使。过去，我们看到很多回忆自己父母亲的名篇，却鲜见描写自己孩子的美文，像丰子恺那样。与其说是文学的欠缺，毋宁说是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欠缺所带来的必然后果。孩子是家庭的责任和义务，而很少是快乐的源泉。养育一个孩子，会使得原本就拮据的家庭更加捉襟见肘，父母没有从养育子女的过程中获得应有的乐趣和幸福。而在这些作品中，儿女不再是负担，而是家庭的珍宝。 王朔的态度或许是一个明显的对照，这位与“父辈”无法和解的儿子却在《致女儿书》中写下了这样的话： 你还是婴儿的时候，只要一笑，就像太阳出来，屋里也为之一亮。 我有了女儿后首先痛感儒家伦理有悖生活切实感受，孩子给你带来多大的欢乐，早就抵消早就超过了你喂养她付出的那点奶钱，这快乐不是你能拿钱买的，没听说过获得快乐还让快乐源泉养老的这不是讹人吗？她大可不必养我，我不好意思。 周国平直接以“宝贝”来作为书名，亦可见他那毫不掩饰的父爱： 宝贝，宝贝，在写这本书的时候，这个词一直重叠着在我的心中回响，如同一个最温柔也最深沉的旋律。 上帝赐给了我生命，竟还把照看你的生命的荣耀也赐给了我，这是何等的恩宠。面对你，我庆幸，我喜乐，我感恩。 而刘醒龙以为“女儿是父亲前世栽下的玫瑰”，以此表达对女儿的珍爱和呵护。 不单单是他们，就整个社会氛围而言，慈母严父的传统家庭氛围也在渐渐打破。现代的父亲，早已不是鲁迅“我们怎样做父亲”时代对家庭伦常和儿童伦理的理论探讨，而是将成人对家庭的呵护和对未来的责任融于具体亲情的养护中。作家有笔墨之便，把自己心中难以抑制的欣喜之情表达了出来，实际上，却是整个社会在改变的反映。 从孩子身上反思自身与社会 无意当中，这些作家都成了华兹华斯和蒙台梭利的“同志”。华兹华斯“儿童是成人之父”的说法被广泛引用，客观地讲，成人的确由儿童而创作，童年决定了我们的现在。而蒙台梭利的《童年的秘密》也从研究者、教育者等专业人士的案头走向普通家庭。蒙台梭利认为，童年时期是人一生发展的最重要的时期；儿童并不是一张白纸，而是包含了巨大的潜能和心理能量；对幼儿的生理和心理发展来说，准备一个适宜的环境是十分重要的，这种环境充满爱的温暖，有丰富的营养，在这种环境中所有的东西都倾向于欢迎他，而不会对他有害。这个环境应该具备自由、秩序、愉快、生气勃勃等特点。 显然，蒙台梭利所提倡的这种氛围是不可能在战争、贫困和家庭矛盾激烈的环境中产生的。换句话说，从社会环境来说，我们建立起这样的环境时间并不长。 《宝贝，宝贝》是蒙台梭利的知音。周国平是否了解蒙台梭利的教育思想并不重要，但他们在本质上却是契合的，这种契合正在于他们对婴儿切实的、细心的观察，对生命的热爱与尊重。周国平在书中写道：生命是人的存在的基础和核心；一个小生命的到来，是启示我们回到生命本身的良机；生命本身是巨大的喜悦，也是伟大的事业。而他对“本能自己在成长”的观察和蒙台梭利的观点更是惊人地一致：蒙台梭利即认为幼儿是一个包含了巨大潜能的精神实体，他们创造了成人，而非成人“教”会了他们如何行动。 不仅在哲学的意义上，这些作家因为对儿女浓浓的爱，对社会环境和自身也有了更高的要求，儿童的纯真让他们反思自己和社会： “当年和爷爷吵架，说过没有一个孩子是自己要求出生的。想到你，越发感到这话的真实和分量。你是一面清澈的镜子，处处照出我的原形。和别人，我总能在瑕瑜互见中找到容身之地，望着你的眼睛，即便你满脸欢喜，我也感到无所不在的愧疚。”(《致女儿书》) “女儿所意识到的应该是我们这些做父辈的从小被剥夺的独立与自由。这种面向孩子的剥夺，充满了文化特质，甚至不可避免地将会成为未来国民性格中暴力倾向的萌芽。”(《女儿是父亲前世栽下的玫瑰》) 儿童文学是一种“盛世文学”？ 集中阅读这几本书，让我有了一个新的视角去看待儿童文学。我们经常批评当代的中国儿童文学作家离经典、离欧美日多么遥远，如果从这样一个角度再去审视，我们的态度可能会有所转变：这样的距离不仅仅是艺术的距离，也是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的距离。 必须承认的是，现在确是儿童文学迄今发展最好的时期，这是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的不同之处。我说的儿童文学，并非仅仅指“儿童文学创作”，而是包括了阅读和出版等所有相关的方面。比如童书的装帧和插图，近几年的变化是非常明显的；当下原创虽不乐观，但世界经典和当代名作的出版在不断丰富，孩子没有理由仅仅去读最新创作的书，而且很多家长已经培养起了儿童阅读的意识。客观地说，就算是儿童文学先驱之地的北欧，近十年、五年也没有产生多少能让全世界为之瞩目的作家，但我们却无法否定这些国家在儿童文学方面的先进，因为他们有深厚的传统和良好的阅读氛围。再比如日本，现代儿童文学的发生和我们时间差不多，最初的作品也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是它能够崛起为儿童文学强国，和它的经济文化发展有直接的关系。还有前苏联，那些让我们深深叹服的作品也产生在它的“大国”时期，而现在俄罗斯儿童文学的影响力远不及欧美国家。 客观地说，中国社会的“童年景象”并不特别茂盛，长期以来，孩子的生命和存在似乎一直没有成为社会的主要关注点，更多的是作为家庭和国家的未来而接受着与此相关的教育和引导。而现在，孩子不但成了一个家庭的核心，而且其独立性也日渐被意识到。对儿童态度的这种变化，潜在地影响了作家的创作。经常有人批评现在的很多儿童小说是“迎合”孩子，毋宁说，这些作者的内心就是这样充满着热爱，甚至溺爱。他们放弃了早期的训诫，也放弃了问题意识的忧患(虽然二者都是儿童文学不可缺少的)，而拥有了一种欣喜。儿童文学，尤其是低幼文学，是需要福乐之地的。 原载：《文艺报》2010年06月04日 原载：《文艺报》2010年06月04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