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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美国作家雷蒙德·卡佛有一句话：“用普通但准确的语言，写普通事物，并赋予它们广阔而惊人的力量，这是可以做到的；写一句表面看来无伤大雅的寒暄，并随之传递给读者冷彻骨髓的寒意，这是可以做到的。”——这样的创作观让我怦然心动，也让我的周身泛着寒意。这几年来，当我提起笔要写小说，就有一种寒意，就情不自禁地想表现人性当中的那种“黑”与“暗”，我认为，这是让我们产生悲剧和痛苦的永远根源，我病态地迷恋这个。我知道，这可能与我一直在做记者有关。我尽量用像新闻体一般普通但准确的语言，写普通事物，而把“广阔而惊人的力量”，以及“温暖”和“光亮”，留给比我更坚强、更乐观的读者。 ２.有一天，翻阅几本旧杂志，集中地，在１９８０~１９８１年的《世界文学》上，读到了几个有意思的短篇小说，它们是：法国作家亨利·特罗亚的《最好的顾客》《凡尔赛归来》，匈牙利作家久?莫尔多瓦的《会说话的猪》《遭殃的机关》，意大利作家阿?莫拉维亚的《梦游症患者》《想象》，土耳其作家阿?涅辛的《逼疯》。印象最深的，是匈牙利作家久?莫尔多瓦的六个“一分钟小说”，篇篇精彩，入木三分。读到这些短篇小说，我恨自己的废话太多，恨自己的小说写得太长，想把不必要的东西坚决去除掉，力求做到海明威所谓的“只露冰山一角”。 ３.我一直固执地认为，在创作短篇小说时，每一个环节都非常非常重要。结构和语言重要；为何写？写什么？也重要。作家的生活面有多广、知识面有多大、眼界有多宽、境界有多大、懂的有多少、所谓花鸟虫鱼、吃喝拉撒、琴棋书画、人情世故、道佛基督等“信息”层面的东西对于我，更重要。有时，什么都想好了，就是因为没有想好如何才能写成一个短篇而迟迟没有动笔。——无论如何，都要写成一个“短篇”，成了我写小说前面临的最大难题和考验。发表了近三十个小说，仅有两次，我没有把持住，“不小心地”，把短篇小说写成了中篇小说。为此，我不感到欣喜，反倒是感到沮丧。 ４.本来以为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够短、够凝炼了，但读了迪诺?布扎蒂不足五千字的《鲨》，顿觉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失色。小说《鲨》中的每一个句子，每一个词语，都像一柄柄尖利的短刀一样，密密实实地插入象征财富、权利、爱情、厄运、疾病、死亡、幸福、好运的意象中，让人生未揭示的秘密，隐隐透着光亮，仿佛在遥远的地方，呼唤着什么，而人，始终选错时机。小说透过这只鲨身上永远互相矛盾的种种，来诠释一生。 ５.句子做到简短、洗练、朴实无华；用词做到独到、巧妙、含蓄。尽量把人物间物理上的距离缩小缩小，把人物心理上的内在结构无限地撑大撑大。找准互为映照对方的生存境遇，以此为切入口，让人性在人物身上发生复杂而斑驳的交织，渲染出物质与精神、身体欲望与心灵、现实与幻想之间的碰撞和撕裂。让人感到，在城乡的天空下，有爱的真挚与做人的尊严。面对生活的不公和环境的恶劣，仍旧葆有向上生长的力量，葆有对爱情神圣和纯洁的向往。或者，让短篇小说像一柄短刀，撬开一道窄门，那是一条让喜欢我小说的读者通向心灵的隧道。——从《理发师》《纸风筝》《看电影》《刀子》《红棉袄》《门口》到《剪子?石头?布》《爆炸》《你那边什么声音》，再到《鸟》《果》《后海２００８》，这些短篇小说的要旨和内容，多是如此。 6.构思了几个月、几年，甚至十几年，一旦要动笔了，却小心翼翼，特别是第一句话，更是处心积虑。当我写到两三百字时，就大抵知道这个小说是成了，还是败了。于是，更加不敢停笔，生怕这口“气”断了。有时，写到喘不过气来，恨不得让时光舒缓一点，让自己的体力、精力不要减下来，我希望这口气的力量也不要减弱，不要。我要让它保持一种飞扬的状态，一直勇猛向前，让它在最高峰戛然而止。 ７.时时问自己：我一年会读多少个中篇和长篇？为什么微型小说比中长篇小说受欢迎？读者真的是蠢的吗？他们难道不知道你想要讲什么吗？非要把话写“绝”吗？因此，我就愈加要把短篇小说看得“短”而“小”，我千方百计地，把“长”的东西奋力压缩，放在尽量“小”的空间里。在下笔之时，我花很多时间想：如何把无限“长”的时间和无限“大”的主题，放在最“小”、最“短”的空间和时间里。我相信：在很少很少的篇幅里，表达很多很多的东西，是可以做到的。 ８、最后，我想像一位我敬重的编辑一样，强烈建议：作家们要用毛笔加上宣纸来写小说，写得短些、短些、再短些，让短篇小说写得再苦、再累、再慢些。当然，也请给予短篇小说的地位高些、高些、再高些。 原载：《西湖》2010年第4期 原载：《西湖》2010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