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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志英 (Russell C. Leong)是华裔美国诗人和小说家，亚裔美国研究重要杂志《亚美杂志》主编以及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英文系教授。他的短篇小说集《凤眼和其它故事》被《洛杉矶时报》选为2000年最佳小说之一，曾获美国图书奖，并被翻译成中文在台湾出版。近日，本报特邀英语学者王惠就该小说集的创作思路、组织结构和主要意象等相关话题对梁志英进行了采访。在访谈中，梁志英还对当代亚裔美国文学研究中的一些重要问题——如何挪用中国传统文化、如何看待亚裔身份政治的变迁以及如何解读族裔个体的自我与族群历史之间的张力等提出了独到见解。 ——编 者 王惠(以下简称“王”)：你的短篇小说集《凤眼和其它故事》(Phoenix Eyes and Other Stories)分为三部分，分别是“离开(Leaving)”、“轮回(Samsara)”和“天国(Paradise)”。能否谈谈你这么组织有何逻辑？ 梁志英(以下简称“梁”)：故事中的人物离开东方，抵达西方，在痛苦与天堂间挣扎着生活，挣扎着爱，渴望言说他们的感受。他们离开过去、离开家乡，却遭遇更多困难。我的故事想要表达的是这些人物的感受，他们离开一个地方到另一地方，带着梦想和渴望，得到的却常常是失望和沮丧。 王：第一部分题为“离开”，既包含空间也包含时间概念；既表示离开故乡，也暗示离开过去。 梁：是的。离开一个具体的地方，离开父母，你知道每个人都要离开。我觉得“离开”有多种方面，是人生旅行的一部分。还可以表示另一个概念，如清华大学王宁教授所说的“离散”(Diaspora)。第一部分有一个故事“菩提叶”(Bodhi Leaves)，所以这个标题“leaving”既可以指离开，也可以指叶子(leaves)，暗含生长之意。“Leaving”不一定完全意味着失去，同时也指一定的获得，依情况而定。“菩提叶”这个标题也可以指“Bodha Leaves”，与佛祖的故事有关：一个叫做悉达多的王子离开富有的家，见到现实世界。虽然失败了，但却认识了世界。我将这个故事作为一个比喻，但这是后来才意识到的。你知道，我写完这么多故事后，需要找一个办法将这些故事组织在一起。这种组织方式可能来自潜意识吧。完成作品之后，就浮现出来了。你不能在写作之前就计划这些，是不是？ 王：那么，第二部分“轮回”和第三部分“天国”有什么内在联系吗？ 梁：“天国”是第三部分。你知道，《西游记》中猴子寻求的是“西天”(western paradise)，美国有“金山”(golden mountain)，还有弥尔顿的《失乐园》。所有这些关于“天国”的典故，东方和西方的，都有不同的意思。而我试图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天国”。我意识到读者会有中国人和其他亚洲人，还有美国人。因此，我尽力包含了东方的意义，但并非字面的、或者东方主义的意义。我不想用异国情调，所以尽力避免它。但对于亚裔美国作家，如何做到描述亚洲(文化)而又没有东方主义色彩是一个难题。你必须用不同的策略。 王：第二部分的标题“Samsara”可以翻译为“轮回”，是一个东方色彩的词，而第三部分的标题“天国(Paradise)”带有西方色彩？ 梁：是，“轮回”一词含有东方色彩。我把关于性的故事放在这一部分。 王：你说用性作为一个策略，那么目的是什么？ 梁：人们读亚裔美国文学时，往往或将之当作民族志，或注重它的历史意义。比如，会这样认为：这部作品代表了第二代或新一代亚裔美国人，描述了族裔历史或移民的艰辛生活等。此外，还有一种角度——社会学角度，研究亚裔美国的经济和人口状况。但我认为，如果用人文的角度研究亚裔美国人，有三个方面不可忽视：精神、性和政治。但这些方面在亚裔美国文学作品中并未被深入探讨。 王：你的故事的一个引人之处在于你对意象的巧妙运用。你用了许多关于身体的意象，比如“手”，、“脚”、“头发”等。这些关于身体的丰富意象与人物精神方面的孤独和诉求形成了矛盾，发人深思。 梁：无论是好莱坞电影还是文学作品中，所表现的亚裔美国人的形象都非常狭隘。比如，女性被描述成美女，男性则是功夫明星。没有中间状态。我想塑造多元的亚裔美国人形象，有别于这些大众传媒建构的刻板形象。用“手”和“脚”的意象，可能因为我喜欢打太极。打太极时，全身各部位都会用到，比如手和脚。所以，你看“身体和精神”之间确有某种联系。还有，书的封面是我自己用手指画的一幅画。如你所说，我的故事用了身体的各部分。 王：你的作品中有许多中国传统文化的印记，比如太极、烹饪等。书写中国文化的危险之一是东方主义的陷阱。一些华裔作家为迎合主流读者，故意将中国文化描写为充满异国情调的他者。而你的作品虽描述了中国传统文化，却没有东方主义的色彩。你如何做到这点的呢？ 梁：作为作家，你必须用这些文化元素。但可以用不同的技巧来表现，比如用反语和讽刺，幽默和并置等。还有，用性或宗教，混合各种意象，这样的结果就是去除东方主义色彩。比如，故事“女儿”中的主人公海珊收集每一个曾虐待她身体的男人的头发，在庙里烧掉，把它当作箭，以此向那些男人报仇。我是从《三国演义》“草船借箭”中受到启发，产生这个创意的。这个三国故事讲的是一方因缺少箭，就施妙计，从敌人那里收集了箭，又向敌人发射回去。我挪用了这个主意。 王：你的故事人物都比较自我，好像你并不关心人物的亚裔美国身份，而是让人物说出他们的不同和自我。这也是故事的另一引人之处。人物并没被贴上族裔的标签。其实，你本人参加过上世纪60年代的亚裔美国运动，而且，你作为《亚美杂志》的主编，有很强的历史感，这与你的故事中人物所表现出的个人主义色彩很矛盾。 梁：可能是因为我个人对生活的态度比较倾向于个人主义，因此表现在作品中了吧。其实，作为个人主义者和有历史感也不矛盾。故事中的人物有时被历史所限制，不得不设法挣脱。他们意识到历史的影响，但为了不被历史所吞没，只好脱离历史。至于故事中的人物，我写的是他们心理的历史，或者说是感情的历史。正如一位作家所说，历史是关于事实的，可以被证实；而文学是关于一种感觉的，不能被证实。我写的不是历史书，但人物心中有历史。 王：总体而言，你的作品好像并不特别关注亚裔美国作品中的典型主题，比如集体记忆、族裔历史、文化冲突、身份危机等，相反，你对人性的关注更多一些。 梁：我的作品比较关注存在的危机。你首先作为人而存在。但这本书仍是亚裔美国作品。只是我与其他亚裔美国作家关注的有所不同。还有我在唐人街长大，我跟东方人的接触比较广泛一些。因为不是在中产阶级白人社区长大，我从小就没有身份危机。我是在上世纪50年代的唐人街长大，从小就知道自己是个中国人。我当时不把自己称为华裔美国人，因为没有这个意识。所以很奇怪，小时候我把白人和其他人当作美国人，而我自己就是个唐人。我的身份认识并没有什么(显著)变化，所以也没有想要寻找身份认同。可是，现在我的身份认识当然会更宽泛一些，更加国际化一点。 王：你很认同一些边缘群体，比如女性，同性恋，而你的主人公也多是从事服务行业的工人阶级。但事实是，你在学术界工作，又是一个杂志的主编，应该算是美国典型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吧。你的作品却充满了对边缘人的关注，不同于当代许多叙述中产阶级故事的华裔美国文学作品。能否谈谈你怎么产生这种意识的？ 梁：对，我比较认同边缘人。自己心理上也是个边缘人。我们可以从边缘人身上学到很多东西。举一个例子，我最近访问了一个研究现代戏剧的大学教授。我问他什么东西能代表现代中国文化，他说他认为打工者所创造的戏剧和歌曲就反映了中国文化。他很认同边缘人，他们能代表一个时代。我在创造人物的时候，故意与中产阶级保持距离，否则，就被吞没了。这也是我个人的选择。如果只认同中产阶级，不管是在物质、文化或政治方面，我就跟别人一样了。如果我有机会呆在大陆一段时间，也会多接触一些边缘人。所以在亚裔美国作家里，我应该是一个比较边缘的人物。 王：书的标题《凤眼和其它故事》突出了凤凰这个意象。台湾单德兴教授曾经在一次访谈中问过你类似的问题，能否再简述一下？ 梁：小时候在唐人街餐厅经常看到龙凤，龙代表男性，凤代表女性，龙凤一起，代表婚姻。可是我偶然在《山海经》中读到雄性凤凰，才明白凤凰也可以指男性。我觉得很有意思。一个男人也可以跳舞，也可以有这种风格。跟性别没有关系，只是不同的风格。我觉得用凤凰，与故事相关，风格也别致。 王：我们回归到初始的话题——本书的结构吧？ 梁：人物“离开”某地、某个阶段、某种情绪，目的地当然是“天国”，却发现不过是无尽的“轮回”。 原载：《文艺报》2010年4月30日 原载：《文艺报》2010年4月30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