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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早年我离家在外，刚从学校毕业，有了一份工作，却非常迷茫，看不到任何希望，那时期拼命写诗，也开始写小说，记得一个短篇是讲一个神秘女人的失踪，最后她不相信爱情，结束了生命。那小说笼罩着忧郁的气氛，与我当时的心情一样。 好在那时，能借到一些西方名著，便一头钻入，想在里面寻求答案，思考自己应该成为怎样一个人。 我经常带着英国作家莱辛的《金色笔记》流浪，也手抄不少她的诗歌，她的生活经验和内心世界就像一面镜子照着我。“他不爱我。一点儿也不爱。为什么要爱呢？”那种无奈和彷徨，与我一拍即合。像我的长篇《女子有行》，写一个女子在未来世界里，作为一个情人的身份的遭遇，那个小说包含了我所有的困惑。 我不能否认自己受到多丽丝-莱辛写作风格影响，以至于有评论者说我的小说与她的小说相似，一本书一种文体。 二 写长篇时，我关起门来六亲不认，得罪了许多朋友。我是一个完美主义者，有一种“改癖”，每部作品都是一改再改，不断改写，一直到满意为止。我认为自己二十四小时都在写作，因为是在用“心”写作。可以说，“心”的写作要较“笔”的写作花更多的时间。 九年前我陷入《饥饿的女儿》一书所谓的“一女嫁二夫”的官司里，白天卷在官司的纷扰里，夜里就疲惫不堪，没办法写作。于是，我改变上午和夜里写作习惯，在清晨写作。写《阿难》那部小说时，“凌叔华”的后人对号入座，又把我扯进官司之中。当时我在恒河边，真想一头跳入河里，一了百了，极端绝望。 可是，我忍住了。我决定用写作来抵抗这场官司所带来的压力。每天清早坐在桌前，心平气和，心静如水，试图跨越人世污浊的河，超越生死间的种种苦难。我把自己的感情融入《阿难》，阿难是我塑造的小说人物，也是我自己。小说进行得很顺利，有朋友见了我感叹地说，以为我已被官司打死，没想到完成了一部长篇。 这之后，我还发表了《孔雀的叫喊》、“重写海上花系列——上海三部曲”。国外这些书的外文版也陆续出版，对我也是一个鼓励。我承认命运的暴戾，只是不肯屈服。一直保持这样的心情，我于近日完成了新作《好儿女花》，这是《饥饿的女儿》的续篇，关于我自己的记忆，是关于我母亲的故事，那些长年堆积在我心里的黑暗和爱。 三 网络成了我最大的帮手，写小说时，需查大量资料，以前得去图书馆，现在可在网络上查寻。呈现给读者的10万字背后有100万字左右的资料累计。写作中涉及的场景需要亲自去过，甚至有的地方去了很多次，但一个地方无论去过多少次，也不一定真正了解，为求准确性，就上网查证，查不着，才去图书馆。《阿难》那部小说，涉及印度每12年举行一次的昆巴美拉宗教节。光为那节日，我查找了不可胜数的网页。幸好，网络发达，所需要的资料全可以在网上查到，不必去图书馆，省下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记忆库和知识库，往往如流星散落在脑海的某个地方，只要受到一些直观文字的刺激，那些流星就能被串联起来。我很幸运，不时相遇那些流星，一旦提起笔来，脑子里就将早已编辑成序的东西，源源不断地倾洒出来。 四 写作根本就没有男女之分。写小说是一件很苦的事儿，不少女作家便把大场面、大视野、大气魄让给了男作家，选择了一条容易走的路，避开写有历史背景的故事，借此自我安慰，自我怜悯，把女性写作当作了一颗定心丸。我认为自己之所以受到很多非议，就是因为没有按照大家认同的男女写作的规矩写，我所做的就是挑战自己的写作极限，努力尝试各种不同的方式，自然所花费的工夫往往比其他作家更多。 作家和别的职业不同，所需要的条件其实非常低，纸笔或者最普通的电脑就可以。不少人认为先写一些商业化的东西，赚够了钱再去实现自己的理想，那是他们没有弄清楚，只要陷入了商业的泥潭，很难从里拔出来，商业和自我追求格格不入。有位朋友在看了我的书后对我说：“虹影，你这写的什么啊，既不是畅销书也不是纯文学，还不是俗文学，我很失望。”我当时就说他，你可说到了点子上。 我的写作就像我的名字：虹影，空里东飘，地上西移，若现若隐。这样好，适合作家这样的职业。 原载：《小说评论》2009年第5期 原载：《小说评论》2009年第5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