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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对自己说，《妇女闲聊录》是我所有作品中最朴素、最具现实感、最口语、与人世的痛痒最有关联，并且也最有趣味的一部作品，它有着另一种文学伦理和另一种小说观。这样想着，心里是妥帖的，只是觉得好。如果它没有达到我所认为的那样，我仍觉得是好的。 它使我温暖。 多年来我把自己隔绝在世界之外，内心黑暗阴冷，充满焦虑和不安，对他人强烈不信任。我和世界之间的通道就这样给我关闭了。许多年来，我只热爱纸上的生活，对许多东西视而不见。对我而言，写作就是一切，世界是不存在的。 我不知道，忽然有一天我会听见别人的声音，人世的一切会从这个声音汹涌而来，带着世俗生活的全部声色与热闹，它把我席卷而去，把我带到一个辽阔光明的世界，使我重新感到山河日月，千湖浩荡。 所有的耳语和呼唤就是这样来到的。 我听到的和写下的，都是真人的声音，是口语，它们粗糙、拖沓、重复、单调，同时也生动朴素，眉飞色舞，是人的声音和神的声音交织在一起，没有受到文人更多的伤害。我是喜欢的，我愿意多向民间语言学习。更愿意多向生活学习。 这样一部书，我愿意把它叫做记录体长篇小说。 它部分地改变了我。现在我不喜欢优越感，无论是艺术的，还是生活的；我也不喜欢矜持，无论是文学，还是人之间。 曲折的心理、晦涩的意向、极端的情感、疯狂的表达、锐利的锋芒、嘶哑的叫喊，它们装饰了一些人的梦想。但另一些人，更多的人，是在真实的世界里。在恒久的日常生活里，大多数人就是那些随意生长的树木花草，它们漫无际涯，迎着灰尘和废气，在被污染的水和沙尘暴中。 这些碎片，既是我们的身体，也是我们的心灵。 大地如此辽阔，人的心灵也如此。我首先要做的事，把自己从纸上解救出来，还给自己以活泼的生命。 我爱你们。 二 《妇女闲聊录》是到湖北之后决定写的。 我在东湖旁边租了一间房子,朋友说请人给我写一幅字,问我写什么好。我脱口而出说,就写江湖二字。我说江是长江,湖是东湖,也有江湖之远的意思。我准备写一篇文章,题目就叫“向着江湖,纵身一跃”。 文章现在也没有写,却写了这部《妇女闲聊录》。 写作《妇女闲聊录》,最早是一种颠覆的冲动,无论生活,还是艺术。想要给自己的生命以某种冲击,在人生的中途,带给自己另一种震荡。 下笔之前曾经犹豫,是否写成传统的笔记体小说,如《世说新语》那样的。但总觉得,文人笔记小说对词语的提炼,对生活的筛选,对人物的玩味和修整,跟我所要表达的东西有很大不同。总而言之,从笔墨趣味到世界观,文人的笔记小说会不同程度地伤害到真的人生,伤害到丰满的感性。 但《妇女闲聊录》是一个有生命的东西,像一株野生的植物,蓬勃、顽强,它自己拔节,按照自己的样子生长,谁都不能修剪它。在叙述中,你不得不变过分的主动为有节制的被动,把自我的自由和他人的自由融为一体,复制他人的狂欢从而获得自我的狂欢。而狂欢精神正是我梦寐以求的。 这样一部书,我愿意把它叫做记录体长篇小说。 它部分地改变了我。现在我不喜欢优越感,无论是艺术的,还是生活的;我也不喜欢矜持,无论是文学,还是人之间。 曲折的心理、晦涩的意象、极端的情感、疯狂的表达、锐利的锋芒、嘶哑的叫喊,它们装饰了一些人的梦想。但另一些人,更多的人,是在真实的世界里。在恒久的日常生活里,大多数人就是那些随意生长的树木花草,它们漫无际涯,迎着灰尘和废气,在被污染的水和沙尘暴中。 这些碎片,既是我们的身体,也是我们的心灵。 三 《妇女闲聊录》的文学性何在呢? 有人问。 文学从来就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而《妇女闲聊录》几乎等同于粗糙的生活本身,既不提炼,也没有寓言,也看不出重大的意义。 我只是凭着一己的性情认定这是一部文学作品,如果要追问,觉得真不容易回答。我想到的只是以下这些:文学是不是只有一种呢? 该由谁来裁定呢? 又由谁来规范呢? 高于生活可以,等于生活或低于生活是不是也可以呢? 我不知道。 只是在写作《妇女闲聊录》的时候,我感到自己回到了大地,并且感到了大地给我的温暖。这种低于大地的姿势是适合我的。以这种姿势潜行,将找到文学的源头,那种东家长西家短,柴米油盐。像风一样吹过,又像水一样流走。最早的文学就是这样的吗? 后来我们把它忘记了吗? 过度的文明像一只压榨机,把这样的文学清除了,不是吗? 《妇女闲聊录》里的木珍以这种方式告诉我一个村庄,一些人,一个城市的角落,一个我们生活在其中的世界。我喜欢。 也有人从中看到了农村社会形态的溃败,那种传统文化、性观念、伦理道德观的崩溃,以及城乡差别种种。但我并没有刻意去表达这些,我愿意一切都从闲聊中渗透出来,像无边的细雨,落到皮肤上。就像一滴水滴到宣纸上,慢慢地洇开。这与刻意用钢笔在纸上画一道清晰的线是完全不同的形态。 《妇女闲聊录》就是这样一滴水。不是吗? 2004 年12 月8 日下午武昌东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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