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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朝鲜战争》《长征》《解放战争》出版后，获得了首届“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大奖”，全国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中宣部第十届“五个一工程”奖，还两次荣获中国作家协会颁发的“鲁迅文学奖”。 我始终抱有这样一个观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乃至一个人，“富”与“强”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在人类文明发展的过程中，有强大进取心的国家和民族，无一不将自身历史上的光辉之处，视为民族精神和国家精神的支撑点。没有主流价值观的确立与支撑，忽视和淡漠精神传承的国家和民族，是没有发展动力和发展前景的。一个民族和国家的真正强大，其标志绝不仅仅是GDP的数字。这个数字能够衡量财富的多寡，但绝对无法衡量精神的贫富。人类文明进步的第一要素不是物质而是精神，小到决定着一个人人格的优劣，大到决定着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文明的兴衰。人类历史告诉我们：什么是真正的强大？是对内具有集体性的广泛认同、对外具有强大渗透力与影响力的民族核心价值观的真正确立。当今世界，“富而不强”的例子比比皆是，就是对此最好的说明。 什么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我认为，除了传承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之外，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赢得民族解放与独立的进程中所创建的伟大精神，依旧是当今中国主流价值观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革命史留给我们的关于坚定的信仰、坚强的意志以及在追求正义事业的过程中不畏艰险与牺牲的精神，是社会主义主流价值体系的应有之义。弘扬这种伟大而光荣的革命精神，是一名军队作家不可推卸的时代责任和必须承担的历史使命。 改革开放给当代中国带来了观念的解放和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但毋庸讳言，随着物质财富的不断增长，信念的缺失与精神的迷茫也在全社会中逐渐显现。 2000年，我看到了美国《时代周刊》推介的一本名为《人类1000年》的书，该书公布了从公元1000年至公元2000年间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100件重要事件。来自不同国家、不同学科领域的学者的评选标准是：这些事件见证了人类以往的生存面貌，启发着人类未来的生存理想，并具有使人类生活发生根本性变化的力量。中国入选的只有三个事件：火药武器的发明、成吉思汗帝国以及长征。这是最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从政治角度讲，西方学者与中国共产党人并无共同之处；从军事角度讲，长征武器简陋、地域有限、规模很小。那么，长征何以影响了人类文明的进程？毫无疑问，长征的历史意义已经超出了中国革命史上一个事件的范畴，它突破了国度、阶级、政治的界限而成为能够属于全人类的精神丰碑，即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给予人类的精神财富是走向理想必须的永不磨灭的信念与意志。作为一个中国作家，一个军旅作家，我认为自己有必要为我们这个民族重新解读长征，特别是为今天生活在安宁与富裕中依旧常感困惑的年轻人解读长征，这就是我创作《长征》一书的最初动因。 在确定《朝鲜战争》一书的写作时，我看到了这样一个消息：一位日本记者到北京一所著名的大学采访，他向中国的大学生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你们知道邱少云吗？其中一位大学生回答说：我们都知道那个傻帽儿。这位日本记者回国后在《朝日新闻》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中国人的堕落》。抗美援朝战争至今仍被认为是世界当代战争史上的奇迹。在《朝鲜战争》长达4年的写作中，时刻萦绕我心头的忧患是：如果我们今天面临同样的危机，年轻人是否能像当年的志愿军官兵一样为了祖国挺身而出？是否能像当年的志愿军官兵一样面对惨烈的战斗英勇无畏？我必须让我的写作承载这样的时代命题。从这个角度讲，对于一个军旅作家来说，生动地记述一场战争的历史很重要，深刻地记述战争中一个民族和一支军队的精神历史更重要。因为前者是“昨天”的历史，而后者将在今天传承，并影响到我们的明天。我力图让当代读者在《朝鲜战争》这本书中，因为祖国、民族、信念、精神、意志等等因素，与他们的前辈相识相知，以重温一个人、一支军队、一个民族无论什么时候都需要的不屈的精神。 解放战争，是距离当今中国人的生活最近的一场规模巨大的战争。“人民创造历史”，这是我赋予上下两卷本的《解放战争》一书的重要命题，而我坚信这一命题无论在昨天还是在今天，都具有最广泛的人民性和时代性。解放战争是世界战争史上最为壮丽的战争奇观，战争双方与其说是在进行军事较量，不如说是在进行人心向背的较量。人民解放军从武器和数量的绝对劣势，在短短三年的时间内，以弱胜强，摧枯拉朽，最根本的原因是得到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支持。在世界战争史上，没有哪一支军队的身后会有那么多的民众奋力支前，没有哪支军队曾经享受过如此规模巨大的后勤支援！在决定中国命运的历史时刻，人民做出了他们的选择；而为了人民的利益前赴后继的中国共产党人得到了最广泛的拥护与坚实的支持，他们因此赢得了战争的胜利，他们给予了人民一个崭新的中国。我认为，以一个作家应该承担的历史职责解读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史，无疑具有巨大的社会意义。 蕴涵主流价值观作品的写作，需要付出巨大的心血。首先，要求作家拥有文学、史学、哲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各学科的综合学识，因为写作绝不能是历史事件的流水账，你必须能够给当代读者以新的认知，因此作家必须要有严谨的写作态度，要有呕心沥血地穷尽史料、锲而不舍地探寻历史大势的献身精神。我的每一部书的写作，都耗费数年之久。在“五个一工程”奖颁奖大会上代表获奖者讲话时，我的肺腑之言是：“燃烧自己，照亮探求真理之路。”耗时数年写一部作品，是希望这部作品能够拥有广泛阅读的价值，这无疑需要一个作家有非凡的“定力”。什么是定力？定力就是心无旁骛，就是专心致志，就是求真务实，就是殚精竭虑，就是忠诚为党和军队的文艺事业努力工作。 过去，我们曾有一种认识的误区，认为具有主流价值观的作品读者少，认为主旋律作品缺乏市场前景。我不这么认为。我的《朝鲜战争》出版10年来再版45次，《长征》出版4年来再版12次，两卷本的《解放战争》出版6个月再版6次。 其实，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如果没有相对广泛的阅读受众，就不可能达成它的社会价值。一部有质量的文学作品，一定不是缺乏阅读群或者鲜为人知的，而决定作品质量的因素是：作家的认知深度、思辨力量、情怀境界以及文字功力。主旋律作品是否能够得到读者的认可，靠的是作家富有卓见的学识和深厚精湛的功力。今天，主旋律作品能够得到读者的广泛喜爱，证明了这样一个道理：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在当代中国有着广泛的人民性，主旋律艺术作品永远是广大读者精神需求的主体。所以，一个作家，你必须为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写作，你的写作必须具有感染感动每一个读者的艺术魅力。 原载：《文艺报》2010年4月21日 原载：《文艺报》2010年4月21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