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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这样一个价值取向高度多元的时代条件下，读者的选择是多样的，作家的选择也是多样的。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们看到广大作家发扬中国当代文学勇于面对现实、贴近实际，勇于肩负使命、表达民意的光荣传统，他们为社会的进步鼓与呼，为人们的福祉歌与吟，无论是张平的《法撼汾西》《国家干部》，陆天明的《大雪无痕》《省委书记》，还是柳建伟的《英雄时代》、周梅森的《我本英雄》，都可以看到他们对国家、民族和人民的赤诚之心。从邓鸣的创作路径来看，他对社会生活的反映、对国家利益的表达显然是与张平、陆天明、柳建伟和周梅森是属于一个谱系的，在他的作品中，我们很难看到个人的小我、很难看到杯水风波与小情小义，相反，我们看到了更多的惊涛拍岸、大浪淘沙，看到为民请命与替天行道的正义感，这是我们这个处于迅速变革的时代中极需要的创作追求。 从邓鸣的创作生涯可以看出，他确实经历了较长一段时间的探索，他的作品风格多姿多彩，甚至呈现出迥异的面貌，比如他前些年的《案中案》，就是以跌宕起伏一环扣一环、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取胜；而他的《感触花都》，则写得意味横生，有人说它像部韵律书，给人一种持久的美的回味。而《呛水》和《对面的女孩》，则表现了作者当时或偏于情节或偏于心理描写的不同表现手法。他的这些实践对于形成他的文学叙述风格起到了积极的作用。随着这些艺术探索过程的深入，他对社会的认识越来越深刻，对生活的把握越来越成熟，他强烈地意识到，作为一个投身富于使命感的作家，有责任去努力表达一种“传统而又现代的价值取向”，这就是“民大于天”。他主张，民意问题、民生问题，是我们每个人、尤其是每个关心党和国家兴亡的文学艺术家必须倾力关注的重大时代主题。他的看法无疑是深刻的。 《大海潮》聚焦的就是这样大的时代主题，它作为“时代三部曲”中用力最为强劲的作品，通过一个有着两千多年文化积淀的历史名城在撤地设市、易地建市过程中所经历的正义与邪恶较量、灵魂与肉体抗争，深刻地反映了我国民族化进程的艰难探索，传递了“民意”的最强音，演绎了“民意不可违”这个亘古不变的天理。当下一般的作家对于这样的题材往往会退避三舍，因为这样的写作通常会涉及对社会矛盾的把握、对国家政策的掌握，以及对老百姓生活的深入了解，不容易讨巧、不容易写好，因此对这样的题材人们回避得多并不奇怪。邓鸣却走了一个“窄门”，开始了一次为民请命、为民呐喊的文学之旅。作品到处体现出作家对民众状态的关注，无处不显现出一个具有良知的作家对公平正义、对良心道义的拷问，浓墨重彩地把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主题进行了充分的表达与揭示。 《大海潮》的写作对邓鸣来说是个集文学创作的延续性与社会生活的体验性于一体的过程，他对社会的认识通过写作得到深化，而他的写作通过对社会的描写也得到了提升，同时对作家的使命和责任也有了新的理解。 正如任何探索不可能十全十美一样，《大海潮》也绝非尽善尽美，主要的不足就是不少地方对话过长，且多有概念化、图解化之嫌，作家只注重了人物思想与气势的感染力，而文学语言本身的感染力未能得到照顾，影响了作品的可读性。 原载：《文艺报》2010年4月30日 原载：《文艺报》2010年4月30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