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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后来的命运湮没于海峡另一端的烟雨茫茫之中。对于“大陆赴台文人”这一特殊的文化群落，他们赴台后经历了怎样的艰辛坎坷、怎样的心灵磨难，我们几乎无从知晓，从历史的墙缝中点滴渗出的水迹，都成为我们探测他们生命呼吸的证据。古远清撰著的《几度飘零——大陆赴台文人沉浮录》，以大陆赴台文人的后半生为主要研究与书写对象，丰富的第一手史料，珍贵稀缺的六十余张历史老照片，将这些文人被忽略的那部分曲折际遇呼唤到我们的近前。 1949年前后由大陆赴台的作家中，既有与鲁迅、茅盾齐名的大作家胡适、梁实秋、林语堂，又有上世纪三十年代以文艺论争显赫一时的胡秋原、王平陵；既有在大陆小有名气，而到台后名声大噪的陈纪滢、尹雪曼，又有赴台前籍籍无名、赴台后大红大紫的柏杨；既有由大陆辗转到台湾再到海外的谢冰莹，又有从大陆到海外再到台湾的苏雪林。这个文化群落在折折曲曲中，酝酿并衍生出怎样一段不为人知的文脉？那些历历可数的挣扎与无奈、寂寞与消沉，通过作者古远清的笔端，从历史重重的帷幕背后终于现身而出，我们也收获了因此而萌发的诸多深沉的思考。 家国裂变，对于每个人都是一次痛苦的抉择。在作出这份抉择之前，每个当事者都对自己前半生历史重新进行一番估量。无论从政治身份上，还是从意识形态方面，抑或文化立场上的估量，都使这些文人在彻夜辗转中预想了留在大陆可能遭逢的处境，但却忽略或高于现实地估计了他们赴台后的命运。 胡适赴台晚景凄凉：心脏病不断发作，“有时上医院远比上研究所多”；经济困窘，“连付医药费都感到困难”。然而，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奋力抗争的信念，使他超越了个人生计的烦恼，他不断输出开明政治的理念，以一介书生的独立和不妥协，向蒋介石连连发出诤谏，劝阻蒋介石不要三次连任“总统”，并请求免除对《自由中国》主编雷震的处罚。面对蒋介石以“匪谍案”对雷震的指控，胡适据理力争，要求按司法程序审理“此案”，而不应实行非常态的军法审判。对于最终的结果，他激愤地指出，“这是什么审判？”“实在见不得人”。有感于雷震因提倡民主而完全失去自由的不公待遇，胡适在雷震六十五寿辰之际，抱病手书南宋诗人杨万里的名诗：“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喧。到得前头山脚处，堂堂溪水出前村”——表达了一个开放的知识分子对于台湾滞后的政治体制的愤懑之情。 失守大陆后，国民党总结教训，认为文化阵地被左派占领，是导致失败的重要原因，是“笔权”打败了“军权”和“政权”。于是，台湾当局在1949年5月颁布了此后长达38年的“戒严令”，配合“戒严令”，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制定《戒严时期戡乱地区出版物管理办法》，造成上世纪三十年代乃至前后各十年的作家作品尽在查禁之列，使大学中文系无法开设“中国新文学史”课程。面对这种抽去历史的意识形态的禁令，大多数大陆赴台文人表现出两种心态：一种是“欲说还休”。“欲说还休”的背后是人世的苍凉慨叹，是“天凉好个秋”的无奈。不谈政治，远离是非，专注学术，成为他们避祸的道路。新月派的领袖人物梁实秋以《雅舍小品》奠定了在中国新文学史上散文大家的地位，赴台后他主要从事教学和翻译，对政治采取低调的立场，但是政治还是找上门来，在他出版译著《沉思录》时，因为作者——罗马皇帝兼哲学家玛科斯与共产主义学说创始人马克思音同，而遭到安全部门的立案审查，使梁实秋认识到“自由中国”的台湾并无自由可言，从此写作专谈牙签、痰盂等琐事。 一种心态是“欲休还说”。在这“欲休还说”者中也分为两类人群：一类是以批判历史的面貌出现，客观上却传播了历史。如“反鲁”派苏雪林与寒爵、刘心皇“交恶”事件。五四老作家苏雪林借悼念胡适，标榜自己是“一贯反鲁”的英雄，遭到寒、刘二人联手质疑——当年鲁迅在世时她曾写文章称赞过《阿Q正传》。标榜“反鲁”本来是情绪化的苏雪林表明立场、划清界限之举，没想到被对手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双方压制彼此的利器，不是文学的评价标准，而是蒋介石在台湾推行的“反共抗俄”的意识形态逻辑大棒。双方笔战的惟一有益之处，是推广了鲁迅，因为可悲的意识形态篱墙，导致长达几十年，“台湾同胞并不知鲁迅为何人”。还有一类是真正爱惜现代文学的文人，他们通过各种可能的途径，释放被禁锢的五四新文学的芳香。以《城南旧事》闻名的林海音在她创办的《纯文学》刊物上，开设了“中国近代作家与作品”专栏，“近代”这个时间名词在编者实际的操作中被拉长，囊括了沈从文、老舍、俞平伯等五四时期以来18位作家的49篇作品。在当时台湾，凡是出现大陆作家的名字，就会惹祸上身，我们不能不佩服林海音出于文学信念的非凡勇气。 身世飘零的个体，在生命的迷津中眺望故国。“双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的林语堂是少数接近了叶落归根梦想的游子，作为闽南人，他在台湾找到了与自己的故乡漳州一样的乡土氛围。素有幽默心智的他，来台定居后，很快恢复了中文写作，并且在中国文化中确立了自己的灵魂。而相当一部分的赴台文人却没有林氏的“不亦快哉”的心态，他们在偏安一隅的同时，永远失去了自己的精神家园，前半生的风度翩翩被后半生的穷愁潦倒所替代。曾筹备“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实际掌权人物王平陵，渡海来台后生活十分清苦，为了筹措孩子的学费，不得不抱病到炎热难耐的菲律宾教书，在他撒手人寰之际，留学在外的儿女竟无路费回台奔丧。其实，和王平陵一样际遇的文人何止他一人！从新月派到外交家的叶公超、东北作家群成员之一的孙陵、“蓝星”诗社的领袖覃子豪——哪一个不是终生流浪的孤魂？ 该书由五个专辑组成，涉及22位赴台作家，作者旨在“为这一飘零群体造像”。这些几近被遗忘的名字曾经在大陆现当代文学史或台湾当代文学史光耀无比或闪烁一时，然而他们赴台后的命运却悲多于喜。也许只有深入到海峡对岸的文学现场，才能深度领会这苦涩的人生况味。就像曾经“狂热追求文学理想，数度因为文学刊物而出入牢狱”的台静农，他锐利的颇具才气的文学创作在盛年戛然中断，对自己的历史不得不“彻底遗忘”，“这究竟埋藏着怎样的沉痛”？一曲曲背井离乡的苦歌，一则则荣辱交叠的传奇，该书对深入研究两岸文学，提供了一份令人持续追问的人性化标本。 (《几度飘零——大陆赴台文人沉浮录》，古远清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2月出版) 原载：《文艺报》2010年4月23日 原载：《文艺报》2010年4月23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