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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位作家都有自己的文学观念，用以观察人生，指导创作。在台湾，如今文学观念可谓五花八门，呈多元化的趋势，其中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占有重要地位。但也有的作家不愿随波逐流，几十年如一日坚持写实主义路线，黄春明就是这样一位作家。 黄春明很少写理论文章，创作谈文字也不多见。但从他的文学创作中，可看出他的文学观念，主要有三点： 一是为小人物树碑立传。黄春明的小说创作，多以受侮辱、受压迫的小人物为主角。如《儿子的大玩偶》中出现的坤树，为生活所迫做了非人非鬼非物的“广告人”：打扮怪异，身前身后挂了两张广告碑，前面是百草茶，后面是蛔虫药，走起路来像木偶。他走过花街时，连妓女们都拿他来开心，可见他的职业是何等卑贱，这就难怪人们投给他的是白眼。但为了生活，坤树忍受着这一切。这表现了作者对坤树命运的深切同情。对这位不仅是社会的玩偶，而且回到家中还得当儿子的玩偶的小人物，作者注意表现他深沉的父爱及对妻子的体贴和慰藉。 黄春明写小人物，有些地方受了鲁迅的影响。像作品风格和《儿子的大玩偶》相似的《锣》中的主角憨钦仔，其打锣的职业虽不像坤树那样“丢人显眼”，但他常吃不饱，只好偷木瓜充饥，可快到手的木瓜竟掉在粪坑里，这种滑稽场面使人想起鲁迅笔下阿Q偷萝卜的那一幕。还有，憨钦仔打锣的饭碗被喇叭车抢去了，他却说老子正不想干呢。这种精神胜利法，也酷似阿Q。鲁迅并没有把阿Q写成坏人，黄春明同样写出了憨钦仔善良的一面。 黄春明笔下的小人物，除上面说的流入城镇的破产农民坤树、憨钦仔外，还有仍生活在农村、与土地相依为命的青番公(《青番公的故事》)、甘庚伯(《甘庚伯的黄昏》)。这类人物的塑造和题材的选择，使黄春明成为地道的乡土作家。 二是为中华民族而创作。黄春明在一篇阐述自己创作道路的《一个作者的卑鄙心灵》的演讲中，曾把有悠悠五千年历史的中华民族比喻成“一棵神木”，而把自己比作“神木”的一片叶子。他说：“我仍然希望成为一个作者，做为神木的一片叶子，和大家一起为我们的社会，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的民族献身!”这里说的“国家”，是指中国；“民族”，则是指中华民族。正因为黄春明对中华民族有深厚的感情，所以他的不少作品均有反对崇洋媚外的内容。《我爱玛莉》对洋妈买办的代表大卫·陈所作的无情嘲讽，就是突出一例。这位英语教师不仅名字西化，而且把讨好洋人作为自己向上爬的手段，以至把洋老板返美国后留下名叫玛莉的母狗视若宝贝，让自己的家人受尽狗罪。当妻子责问他：“你爱我？还是爱狗？”时，这位地道的洋奴，竟歇斯底里叫嚷“我爱玛莉!”黄春明正是通过这个爱洋狗胜过爱妻子的故事，生动地说明崇洋媚外如何腐蚀了某些人的心灵，使他们抛弃了家庭，丢掉了民族尊严。而这，正是台湾社会暗藏的一个可怕的毒瘤。 《苹果的滋味》则是一篇带有寓言意味的小说。这是一出笑中含泪的“喜剧”：建筑工人江阿发被美国上校驾车撞伤后，得到一笔可观的膳养费，另还住“白宫”一样的医院，吃肇事者送来的三明治和苹果。这苹果尽管味道不错，但吃起来未免“酸酸涩涩，嚼起来泡泡的、有点假假的感觉。”这段象征性的文字不难使人联想到台湾当局用自己作代价换来的美援，正像江阿发用自己的一双腿换来的“苹果”一样，其滋味是不好受的。 《莎哟娜拉·再见》也是一篇民族意识非常强烈的小说。作者写这篇作品的20世纪70年代，正是日本再度露出其侵华嘴脸的时候。当时台湾同胞的愤怒之情溢于言表。黄春明这篇小说一发表就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正是这个原因。作品主要写七个“丑陋的日本人”如何强暴台湾女同胞，以及作为向导的翻译黄君在内心深处如何自责。作品还批判了另一个有媚外狂的年轻人，对日本侵华战争的惨无人道的罪行如何大事化小。在台湾当局篡权历史，把日本投降称为“终战”的今天，这篇小说读起来格外发人深思。 目前，在台湾文坛上，有那么一小部分作家，昨日还在高扬“中国意识”，可后来马上来了一个180度转变，高唱台湾文学的“主体性”、“独立性”，甚至扬起“台湾文学国家化”的破旗。黄春明是具有强烈爱国心的作家，他坚决反对这种分离中华民族的做法，不与台独作家同流合污。这种反潮流的精神，特别值得赞扬。 三是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黄春明小说艺术上的成功，得力于写实方法。他作品中的人物，大都通过人物的对话和行动去表现，很少有大段的静止的内心世界剖析。他的作品有人物，有情节，有故事，有时即使穿插意识流描写，也没有游离情节。但必须指出的是，这种意识流的手法运用远没有黄春明使用现实主义手法来得成功。像《儿子的大玩偶》括弧中的文字读来别扭，这是作者生吞活剥某些翻译作品结出来的苦果。 黄春明小说的语言大多质朴平易，少用欧化句子。他描绘农村风景画时，文字简洁生动。如《甘庚伯的黄昏》中的一段： 连着几天睛朗的日子，野草的新芽喝过几棵露珠以后；这段时间，在棵寮仔农家的心目中，又是一眨眼的功夫。本来灰色沙砾地的花生园，却正变得一片青翠。他们不慌不忙又等了几天，当这些杂草抽身得比花生苗还高一些的时候，所有农家的五抓扒都给搬了出来，大大小小也都为了除杂草而出动。 字里行间，浸透着老农的欢欣情绪。黄春明还极善于描写风俗画。在他写实小说中出现的花生园、蕃薯地、美人蕉以及妈祖庙、棺材店、由铁皮和塑料布覆盖的屋顶，在祖国宝岛台湾随处可见。这种风俗画再配上风景画，增强了作品的浪漫抒情气息。 黄春明的文学观念在以后的创作中虽然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和变化，但大致不脱离以上三点。也许会有人觉得这些观念跟不上飞跃发展的时代。其实，文学观念应百花齐放，不能认为凡是前卫的就是好的，传统的就是陈谷子、烂芝麻。应允许作家不同的选择，应允许别人走自己的道路。尤其是在西化之风劲吹和台独思想甚嚣尘上的台湾文坛，黄春明长期坚守自己的文学观念，这点应大力表彰和发扬。 原载：《理论与创作》2000.2 原载：《理论与创作》2000.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