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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地看待问题”与“看待历史的问题” 大约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几乎每隔一段时间，中国的学术界都会自发地对当代文学进行一次重新梳理和评估。而且，在具体的评估过程中，常常离不开两种思维：“历史地看待问题”与“看待历史的问题”。前者强调将评估的对象置入具体的历史环境之中，分析并确定具体创作的历史坐标，包括它们在特定历史时空中的价值和意义；后者则突出当下的价值观念和评价系统，立足于人文理论的发展所取得的最新成果，对以往的文学实绩进行重新评估。 应该说，这两种思维都有自身的局限。由于过度依赖历史特定的文化境域，强调重返历史现场的重要性，“历史地看待问题”往往会排斥当下观念的必要介入，在所谓的尊重历史的过程中，形成历史至上的价值误区。它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文学史价值”与“审美价值”出现分裂。这种情形，在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建构过程中，表现得特别突出。 与此同时，也有不少学者开始选择“看待历史的问题”之思维，试图以当下的理论观念和价值标准对以往的作家作品进行重新评估。这一思维的理论依据也很充分——既然“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那么，用当下的眼光来重新梳理一切文学创作和思潮，不仅是必须的，也是必然的，因为文学史的最终目的还是要为文学的未来发展服务。但是，这种“当下的观念”也未必就很科学。譬如，从夏志清、李欧梵到王德威，这些海外学者常常以“现代性”作为评判依据，对中国的现当代文学创作进行了诸多独特的价值重估，虽然这也给我们提供了不少启迪，但令人不满之处依然存在。更重要的是，用当下的眼光来评判时间不长、未经必要沉淀的当代文学，很容易得出厚古薄今的虚无主义结论，所以，南帆先生就曾感叹道：“群殴中国当代文学是一件轻松而解气的活计，谁都有资格顺手掴一巴掌”。 如果将这两种思维进行比较，“看待历史的问题”或许更有冲击力。它毕竟融入了我们业已获得的一些价值观念和理论谱系，能够更大程度地迎合当下人们的审美期待，同时也更多地留下了学者们在“今天”的思想印痕。文学总是在向前发展，重新评估也将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学术行为——尽管人们总是渴望实现一种永恒的价值定位。 良好的方法当然是将两种思维进行有效的整合，既能尊重历史本身，又能体现当下的价值观念和理论高度。但是，这又涉及到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如何选定并保持一种有效的评价标准？选定一个相对科学的、具有共识性的价值标准，或许并不难；难的是，如何在评估的过程中确保它对历史表示了应有的尊重。因为“历史地看待问题”，在本质上需要一种“因史而变”的法则。或许有人会说，“文学性”可视为评判的不二法门，因为它隐含了对文学经典律动的基本维护。但我对此仍然充满了疑虑。且不说有没有恒定不变的“文学性”问题，单就文学的本质主义与建构主义之争，包括日常生活审美化问题，都已预示着既有的文学观念依然处于流动之中。 置身于变动不居的文学理论和价值观念之中，我们无论对当代文学进行怎样一种“科学的”评估，都会不可避免地出现判断的分歧。因此，有些人认为，真正的评判属于历史本身，我们没有必要过多地介入其中。但我对这种逃避主义态度不能认同。面对历史，当代人同样需要有“在场”的思考和智慧，需要有“求真”的基本诉求。重新评估当代文学的意义，或许不在于它颠覆了什么，确立了什么，而是在这一价值思考的过程中，体现了当今学者怎样一种学术眼光和精神姿态。 批评主体的“在场”姿态与求真意愿 由于长期置身其中，缺少必要的时空距离，我们对当代文学进行重新评价时，会时常变得迷离不清；又因为当代文学的发展走过了不少弯路，曾深受非文学因素的干扰，我们在判断某些作品的艺术价值时，同样会显得过度“警惕”。也就是说，当我们带着明确的主体意识，不断地介入当代文学的历史进程中，试图以“在场”的姿态和求真的意愿，为当代文学绘制价值图谱时，总是会有一些难以剔除的潜在因素在干扰自己的判断。 从目前来看，不承认这种局限是不行的。有例为证的是余华的长篇小说《兄弟》。它在国内引起的大面积非议已成为一个文学事件，众多评论家都对之持以否定的态度，甚至认为它是一部粗俗低劣的作品。但它在国外却广获好评，日本、法国、美国、德国、英国、意大利等国家的很多主流媒体上，都以大量版面积极地评介这部小说，甚至不乏“杰作”“长河小说”“史诗性作品”之类的盛誉。在《文艺争鸣》2010年第4期上，法语翻译家许钧教授就撰文指出，中国作家的很多作品被译成法语后，其影响力仍然局限于小众范围，而“《兄弟》在法国的出版将余华从汉学界的小圈子一下推到了主流阅读群面前，在主流媒体掀起了一阵评论热潮，还获得了文学奖项，这无论是对于余华个人而言还是对于中国当代文学而言都是不常见的现象”。许钧详尽分析了《兄弟》在法国成功的各种原因，同时也多次引用了法语译者何碧玉的评介：“何碧玉认为余华的作品实现了现实性和超越性的结合，它们一方面以极端真实的方式还原了中国的面貌，另一方面又将读者卷入魅惑、恐惧和激情之中，与自身的生存境遇产生共鸣。这也就是为什么余华的作品能够摆脱被当做了解中国的资料来阅读的危险”。在何碧玉看来，在《兄弟》中，余华“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向我们讲述一部大历史，讲述几十年来中国社会的变迁，而他采用的方式是独一无二的，余华式的”。说实在的，我觉得作为译者，何碧玉对《兄弟》的理解非常透彻。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墙内开花墙外红”的现象？我至今没有看到学术界有人对此进行过认真的思考。即使有些思考，其言辞也多半停留在各种非文学的因素之上，或者干脆以“媚外心态”来进行吊诡式的辩护，仿佛当年有人评价张艺谋的电影那样。至于它是通过怎样一种独特的叙述方式，“将读者卷入魅惑、恐惧和激情之中”，使国外读者能够“摆脱被当做了解中国的资料来阅读的危险”，却没有多少深究。 我无意于在此重评《兄弟》，更不想借洋人的气势去进行“翻案”，而只想通过这个例子，反思我们当前的学界在面对当代文学时所受到的各种潜在的局限。我相信，很多中国的学者在研读《兄弟》时，批评主体的审美感受和艺术心智都深入其中，他们的评判也是其真实意愿的表达，也都彰显了他们“求真”的勇气和智慧，但结果却是天差地别。不错，任何误读都是可能的，也是合理的，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评判结果的截然相反无可非议，但是，当我们国内众多有影响的学者所做出的评价，与国外众多评论存在着如此巨大的鸿沟时，却不能不让人思考。 这种“身在庐山而不知其真貌”的情形，不仅仅局限于余华的《兄弟》。像王小波的很多小说、莫言的《檀香刑》、苏童的《米》、艾伟的《爱人同志》、阎连科的《受活》，这些作品也都没有得到充分的阐释，甚至常常出现两种极端的评价。如果撇开最近的创作不说，单就当代文学中的前十七年文学来说，在八十年代曾出现过大面积的否定声音，而在新世纪之后，它们又被视为“红色经典”而成为研究热点。这种“抑扬之间”的急速变化，究竟隐含了当代学者怎样一种美学立场，实在是不得而知。 只要稍稍回顾一下中国学术界对当代文学研究的变化轨迹，认真梳理一下某些当代作品在批评界所引起的一些戏剧性的争论，或许我们应该思考：我们是在“求真”，还是在“为善”？我们是在潜心建构当代文学在审美价值上的艺术图谱，还是在试图寻找文化张力网络之中的最佳平衡？ 作家的主体自觉与当代文学的实践 文学作为一种人类精神活动的特殊形式，乃是作家个体精神劳作的产物。离开了作家个体的精神独立，离开了作家个体的心灵自由，文学创作要想取得开拓性的进展是很难的。这也意味着，我们在审视中国当代文学时，不能回避作家的主体意识——作家只有首先成为一个独立自治的精神个体，他才有可能在具体的创作实践中尽情挥洒自己的艺术才情，也才有可能进入天马行空的大境界，从而创作出富于原创性的丰厚作品。 倘若以此来观照中国当代作家，我觉得有两个极端情形值得关注：一是精神的极端禁锢，一是精神的极端放纵。就像余华在《兄弟》中所传达的两个时代一样，前一个时代因压抑而扭曲，最终导致暴力横行；后一个时代则因放纵而扭曲，最终导致欲望横流。它们通过短短的几十年时间，对中国人的主体意识进行了颠覆性的改造，以至于我们很难确立一种理性而正常的精神轨道。我虽然不敢说中国当代作家的精神主体也呈现出这两种扭曲现象，但在总体的社会环境中，他们的主体意识仍然值得质询。 这种质询，首先要面对的是极“左”思潮横行时期的文学创作。就其整体的创作境域而言，作家无法把持自己独立的精神空间，也无法追求自由的审美表达。因此，对这一时期的作品进行重新评估，无论将它们提高到怎样一种经典化的地位，都值得商榷。不错，那个时代有不少民间的写作，或者说“地下的文学”，它们值得我们去钩沉，去研究，但如何进行重新评估仍是一个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 也许有人会以前苏联的文学创作来进行反驳。譬如，在思想高度禁锢的前苏联时期，虽然作家根本没有什么自由可言，但他们依然为人类贡献了大量优秀的作品，似乎创作与思想禁锢并无多大关系。但我认为，这种类比是很难成立的，其核心因素在于：中国作家在精神人格上并没有形成一种独立自治的良好传统，也没有完成现代知识分子的角色转变，所以面对各种非文学因素的钳制，中国当代作家能够独立发声的人微乎其微。 其次，是面对九十年代之后的多元文学格局。经过八十年代轰轰烈烈的思想开放和文化启蒙，一大批当代作家脱颖而出，开始了艰难的精神探索和艺术开拓，使我们当代文学在九十年代之后出现了《白鹿原》《活着》《许三观卖血记》《九月寓言》《心灵史》《长恨歌》等等标志性的作品。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随着“60后”“70后”“80后”作家群的陆续涌现，作家的主体意识越来越明显地受制于文化消费与大众传媒的规约。 对这一问题，已经有很多学者进行了深入研究。我认为，被消费主义和大众传媒所劫持了的作家主体意识，已直接影响了当代文学的艺术实践，并导致了很多作品只是在“表意的焦虑”中滑行，包括很多“底层写作”和“网络小说”。可以说，新世纪以来，在很多青年作家的创作中，文学并没有真正地回到主体的内心深处，没有回到对生命存在意义的深度追问，而只是他们谋生的手段或娱乐的方式。 在这种大背景下，重新认识中国当代文学，我们或许可以摆脱在一部部作品之间反复纠缠的尴尬，而将思考的重心移到作家的主体意识之中，从深层结构中探析当代文学发展的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譬如，当代作家究竟有没有、需要不需要形成一种现代知识分子的角色意识？当代作家在主体自觉的层面上，究竟隐含了哪些吊诡的价值形态？当代作家的思想建构与美学趣味存在着哪些误区？当代作家的本土经验与艺术视野又存在着哪些问题？如果每一次的重新评估，都能够通过一系列作品的深度诠释与评价，进入创作主体的精神内部，微观而又实证地厘析创作主体内心深处的各种潜在动因，那么，我们的每一次重估都将是一种进步。 原载：《文艺报》2010年5月5日 原载：《文艺报》2010年5月5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