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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荫浏教授是我国音乐学界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泰山北斗。我虽非专治中国古代音乐史的学者，但自1978年考入中国艺术研究院攻读音乐理论方向硕士学位时，杨先生便是我们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课的授课导师。每到上课之时，同学们便提前来到杨宅客厅，围坐在老人家身旁。但见他将瘦弱的身躯埋在沙发里，手头既不用讲义，亦无需翻看文献，以一口浓重的无锡乡音说古论今侃侃而谈，将历朝历代之乐人乐事、学术专题、个中精髓及先生数十年之研究心得如数家珍般地悉数道来。黄翔鹏老师则自愿在一旁充当助教，将杨先生的无锡话翻成普通话以便让北方同学听清，必要时还就某个学术命题作简短的插话和解释。一堂课下来，两三个小时飞逝而去，而杨先生却乐而忘倦。如今回想起来，在我们对音乐学刚刚入门之初，就能得到当今两位权威学者的亲授，真是我们的莫大幸运。 1981年，我被分配到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工作，与杨先生成了同事，经常在所里看到他的身影，与他一起开会，聆听他的会议发言，深切地感受研究所同事们对他由衷的尊敬和爱戴。其时适逢《中国古代音乐史稿》出版，杨先生又赠送我们每人一套，自然要从头至尾认真学习一番，并与他给我们上课时所讲授的内容彼此对照、相互启发，使我对中国古代音乐史的认识又提高一步、深化一层；再联系他以往的著述和文论，对他的了解在益发真切之余也渐趋深入。 《中国古代音乐史稿》的巨大成就和在我国音乐学术史上的权威地位，以及作者在乐律学、乐种学、古琴及琴曲研究诸领域的杰出贡献，学界已有公论，无需赘言。而他和曹安和先生在解放初期对民间艺人瞎子阿炳及其名曲《二泉映月》在内一系列濒临失传的民间乐曲的录音、记谱，编辑出版《阿炳曲集》，使这些珍贵民族音乐遗产得以抢救和传承，其功劳只有在采录后不久阿炳即病逝才被人们所认识。杨先生与阴法鲁教授共同为《白石道人歌曲》译谱，第一次将宋代著名词人、作曲家姜夔及其自度曲公之于世，改写了宋词词牌与词乐分家的历史，并为后人的古谱研究和解读奠定了基础。他以极大的精力和热情走遍了祖国大江南北，深入乡间山野，收集、记录了大量传统音乐。在他的领导和身体力行之下，音乐研究所一批学者在上世纪五十至六十年代曾进行过多次全国范围的“民间音乐普查”，获得了大批极为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从而为优秀传统音乐遗产的抢救和保存立下了千秋之功。迄今为止，音乐研究所之所以仍是我国藏量最丰、品质最高的传统音乐资料中心，正得益于杨先生及其同事们当年创下的煌煌伟业。 作为一个当代音乐研究者，我原以为杨先生的研究兴趣主要在中国古代音乐史及传统音乐领域，对涉及近现代音乐史、特别是音乐思潮方面关注不多，成果更少。但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新发现的史料证明，杨先生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就对中国音乐发展道路和中西关系这个战略性命题发表了许多高瞻远瞩、发人深省的洞见。恰如魏廷格教授所说，他的主张将中国音乐界对这一命题的认识“推到了一个不仅是那时代的最高点，而且具备了超出那时代的意义”。 在杨荫浏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音乐生涯中，除其史学巨制《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之外，另有各种专题著述凡27种、学术论文近百篇。由他收集、记录、整理、录音的各地民间音乐和宗教音乐曲谱，古代文人歌曲译谱，编辑出版的西方基督教赞美诗集，以及他本人的诗文和译作等等，其涉猎之宏阔、研究之精深无人可及，数量之丰亦难以确计。 可惜，由于杨先生的文论当年发表时多散见于各种报刊杂志，多方搜求已属不易；又兼岁月荏苒、世时移易，再欲寻觅更见其难。故此，这些珍贵文献存见者固然很多，散失者定有不少。这种史料残缺不整、终难窥得全豹的尴尬境况，非但对杨荫浏学术生涯研究造成极大损害，更给20世纪中国音乐学术史之深度研究带来诸多困难。 有鉴于此，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的同仁们，对杨先生怀抱一颗崇敬之心，自觉肩负一份庄严责任，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积多年收集整理之功，将杨先生所有著述、文论、曲谱及相关文献悉数辑录、精心校勘、科学编排，终于编成13卷本《杨荫浏全集》，交由江苏文艺出版社正式出版。并且坚信，《杨荫浏全集》的出版，不仅有益于学界对杨先生和中国音乐学术史的研究，而且也在向我们倡导一种“杨荫浏精神”，像他这样治学，像他这样为人，像他这样深情关注中国音乐的历史、现实和未来，并将自己的全部才华和生命贡献于我们所从事、所钟爱的中国音乐文化建设的伟大事业。 原载：《文艺报》2010年5月12日 原载：《文艺报》2010年5月12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