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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说:“要论中国人，必须不被擦在表面的自欺欺人的脂粉所诓骗，……状元宰相的文章是不足信的。”(《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我时不时地写点短文，总要就社会上某些倾向，某些问题发表一点看法，有时也加以褒贬，即使是写短诗或小说、散文，虽不直抒胸臆，也总是表示了对某些人，某些事物的爱憎好恶。我那些文章里褒贬的人与事，表示的爱憎好恶，与我的行为一致吗？有没有只是说给读者听的冠冕堂皇的大道理，自己却我行我素，说一套做一套？ 对许多事情享有发言权，可褒可贬，可爱可恨，可赞美可斥责，可痛切憎厌，可推波助澜。这大概是作家享有的比新闻记者还宽泛的话语权。这种话语权是社会责任赋予作家的，政府和社会团体一般都相当尊重作家的这种权利。 不论什么人，有一定的权利，就有一定的限定。生活中我们更多的是关注官员们言行是否一致，他们的誓言是否与行动有所分裂？其实社会与读者也同样要求作家言行一致，人文统一。有一位老作家曾经不无批评地说:“我希望不仅从作品中，而且从作家本人身上看到某种人格的纯洁性。”读者读作家的文章，如同不自觉地倾听一种说教，下意识地接触乃至接受某种价值观、世界观，于不知不觉中受其感染与影响。 许多生活阅历不深的读者，往往把作家与作品看成一个完全一致的整体，以为作家所宣扬的思想行为，即是作家自己的追求与践行的品格与操守。这有时是一个误区，有相当一些作家的品行与自己的作品是分裂的。 弗兰西斯·培根是近代英国思想史上赫然在目的人物，是大哲学家、作家。他在《人生论》一书中论友谊、论荣誉、论爱情、论真善美……谈论得境界崇高而又精彩绝妙，但他一生中却做过若干与自己作品背道而驰，及愧对德性的事情。如他身为大法官，却公然接受贿赂，最终受到法律的制裁。培根一度曾穷困潦倒，女王的宠臣艾塞克斯伯爵向女王推荐了他，赠送他一座大庄园。就是这位有恩于培根的伯爵，当他在女王面前失宠以后，培根则向女王告密，提供了致艾塞克斯以死罪的证词。为此，女王赏赐培根1200英镑。 这类现象在我国文人中也不鲜见。所谓“文如其人”，早被“文不如人”所替代，毕竟一片心浮气躁不可以满大街去张扬，所以有的人在作品中尽可能地拿出一副最让人喜爱的嘴脸。文坛的大门不需要守门的哨兵，“小说家”、“诗人”也不用起营业执照，进进出出的什么人都有，若没有思想可以贡献给作品(贡献给读者)，不妨拿文学以外的某些砝码，到文学中去各取所需，如“商品价值”、“仕途价值”等。有的作家口说带着神圣感从事写作，要为世道人心，为苍生，为国家，为民族进行创作，听起来境界何等高尚！可是他的为人处事，无不惟名、惟利是图，他管着一个小刊物，连给谁发作品，给谁寄刊物这类事情，都要看那人用得着与用不着，总之凡事都要权衡利害关系。他善于把握富于弹性的人生态度，既可以高高在上地俯瞰底层人群，也可以趴在地沟里仰视高人一等的贵人。可是文章中、讲演中总是说得天花乱坠。 还有一位在读者心目中“德高望重”的作家，他的许多作品写得很人道，充满着人性，充满着爱心，甚至对战场上捉到的俘虏也非常人道。可就是这位作家，在反右派斗争中，为了表现忠诚，为了保住乌纱帽，对自己的文友无中生有，无限上纲，把蚊子说成飞机，把蚂蚁说成大象，落井下石，往死里整，非打他一个“右派分子”不可！当那一代的读者，了解了这位作家的立身处事与其作品截然相悖时，不仅失望和愤懑，且鄙夷其人格。 文坛中这种作家与作品的分裂现象，虽然只是在一部分人中表现得明显，但它已经在读者心中打下了谎言与欺骗的烙印。 作家有权利要求政府及其各级官员说到做到，言行一致。同样广大读者也有权利要求作家的人品与其作品是一致的。不用说作家是“灵魂工程师”，只用一般的职业道德常识来要求作家，诚实、坦言、忠信与真情，也是写作者必须遵循的操守。不然的话，文学的高贵从何说起？作家的人格尊严从何说起？ 自古就有俗语:“文人无行。”无庸讳言，我们的文坛，一般说并不缺乏有思维智慧，有叙事机敏，有语言技巧的作家。但是有相当一些人，虽作品等身，或多次荣获各种奖项，可是人本与文本南辕北辙，人品与作品天上地下，笔底的人物形象与自己的践行，存在着相当地不对应的错位现象。这种人品低下，作品高远的情形，已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了。 鲁迅是令我肃然起敬的中国作家，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的人品与作品是一致的。他的言论即是他的行动。 原载：《文学报》2010年5月20日 原载：《文学报》2010年5月20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