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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建军在一篇文章中说:“纯粹意义上的文学批评，意味着对文学的一往情深的爱，意味着为了捍卫文学的尊严和价值而表现出来的勇敢而执着的精神。为了说出自己的感受和判断，为了表达自己的愿望和理想，那些真正的批评家的内心充满了难以遏抑的激情和冲动，很少考虑直言不讳的坦率会给自己带来什么不利的后果。”说这是夫子自道，也不为过。他认同梁实秋先生的伦理批评的基本理念，也像他一样强调纪律的意义。 纪律，是任何行业的底线，本不用多说什么，只是现在似乎被“解构”了，被当作陈旧而多余的劳什子弃置一旁。所以，在这样的时候，坚守纪律，就显得特别难能可贵。就他这部名为《文学因何而伟大》的新作来说，仍然在继续坚持着热情而认真的批评姿态，如《文学批评:求真，还是“为善”》《文学批评的绝对命令》《文学之病与超越之路》《自传与怀念的道理》《庸碌鄙俗的下山路》和《真正的大师》等，都在摆事实讲道理，可谓笔锋如刀、逻辑严密，表现出过人的勇气。他的另一些关于经典和大师的文章，如《托尔斯泰难题》《契诃夫:一只低掠水面的海鸥》《美好人物及其伦理意义》《忏悔精神与精神复活》《站在恺撒的对立面》和《朴素而完美的叙事经验》等，对以俄罗斯为代表的伟大的文学经验，进行了眼光独到的分析，确实发人深醒，启人甚多，也显示出独具的眼力。 他从来不苟且，这种不苟且是学术的不苟且，也是为人的不苟且。他说:“在我的批评话语中，伦理尺度无疑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有人非议他的这种批评尺度已经过时了，其实，不是这种尺度过时了，而是我们的作家太“超前”了。人类只要存在一日，基本的道德标准就不能丧失。管子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就是这个道理。而作为人类精神象征的文学作品，它在本质上是伦理性的。在文学界大谈“技术”的时候，在作家高呼我们就是“匠人”，并以此为荣的时候，李建军站出来，告诉人们，他们这是一种逃避，一种渎职。而对那些颠倒人类价值观，“创造”反文化作品的“著名作家”，李建军毫不留情，痛加针砭。 我曾多次对他说，你批评某些低劣的作品，真是不值得，是在浪费自己的生命。他不同意我的观点。他劝告我要有耐心。他说，一个社会的文化如果想有一个正常的环境，就必须有人站出来说出真相，指出问题。而他之所以总是批评那些问题作家，实在是觉得问题太严重了，到了不能不谈的程度。他真的是希望中国作家能成熟起来，中国文学能好起来，能产生出真正优秀的作家和作品。 李建军赢得了很多作家的敬佩，但也有一些人因为隔膜而误解了他。他们以为李建军是一个冷漠而刻薄的批评家。事实上，李建军不但对文学有一种宗教般的虔诚，而且还是一个温情而可爱的人，一个很有正义感和同情心的人。在北京的一次学术研讨会上，一个边远地区来的年轻人要求发言，却三次被主持人拒绝和打断，看着这位年轻人站在主席台旁边，进退两难，一脸尴尬，李建军站了起来，大声要求主持人尊重这位年轻人，给他一次发言的机会。即使是在朋友的聚会上，他也经常会因为观点的不同，而较真，而激动，而拍案。 毫无疑问，李建军是一位优秀的文学批评家，他有着过人的眼力，也表现出执着的精神，我们的时代需要这样的批评家，也需要他那种能帮助读者明辨是非的批评著作，比如这本《文学因何而伟大》。 原载：《文学报》2010年5月20日 原载：《文学报》2010年5月20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