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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一位明智的、有远见的作家总是努力呼应历史召唤和人们心灵深处的渴望，创作那些关乎民族、国家、人类共同记忆，具备人性力量、人文关怀及长久价值的作品。陈启文便是这样的有着自觉追求的作家，他近两年来的报告文学创作实绩，既令我佩服，又让我感动。陈启文此前主要从事小说创作并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但在2008年南方冰雪灾害发生后，竟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深入灾难现场，触摸灾民心灵，写出了有关那场冰灾深刻的民间记忆和国家记忆的长篇报告文学《南方冰雪报告》，紧接着他又创作出版了《共和国粮食报告》(湘潭大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这部大书。 在迎接共和国成立60周年之际，许多作家用心找寻落笔的题材，希望为这段曲折壮丽的历史献上自己的一份赤诚，留下一些珍贵的记忆。陈启文独辟蹊径，从粮食这个角度出发，打开一扇观察、考量、重审国家发展历程和民族共同记忆的窗户。 民以食为天。衣食温饱，是天字第一号大事，是睁眼第一件要事。对于拥有世界五分之一人口、13亿人的中国而言，尤其如此。对于全人类而言，温饱就是生存，就是第一人权，惟当生存有保障、衣食无忧之后，人们才可能去讲求发展，讲求享受。然而，对于中国，乃至对于全世界，远离饥饿始终是一个尖锐而峻切的课题。陈启文选择粮食这个切入口，将粮食和粮食生产、粮食消费、粮食储备、粮食保障、粮食安全放在全球范围与中国历史的广阔背景下来考察、权衡和思索，其立意之高，眼光之独到和深邃，一目了然。 《共和国粮食报告》试图通过回溯历史，追述往事，为读者全面铺排和展示一个年轻的伟大国家为解决自己亿万子民的吃饭问题所进行的长期艰辛努力及曲折历程。它的价值首先是一种文献历史价值，堪为今日与未来的中国人存留一份珍贵的历史见证，为共和国史册存留一份粮食报告——从粮食角度切入的国家历史记录。作家提纲挈领，扼要地抓住共和国60年间那些具有“节点”意义的历史事件——土地改革、农村合作化、大跃进、三年大饥荒、农业学大寨、开发北大荒、联产承包、农民进城、杂交水稻奇迹、土地撂荒流转和集约化经营等，以重大事件为经，以关键人物及地域为纬，梳理编织成一部国家粮食简史。 过去即成历史，历史皆为“刚刚发生”。历史昭示未来，以史为鉴可知未来，鉴古思今以怀远。作者对于历史的记录、考察与重审，旨在为今日中国敲响一记警钟，为崛起中国、为盛世中华及时敲响长鸣警钟：农业、农村、农民，任何时候都是大国根本；粮食生产和储备，粮食保障和安全，任何时候都不敢放松，万万不可掉以轻心。 在创作上，擅写小说的陈启文与通常由新闻记者出身的报告文学作家不同，他的报告文学创作带有鲜明的个性特征。 在对历史的考察、审视及重述方面，他强调并进行了认真考证和田野调查，始终坚持用脚行走，用眼发现，用笔记录，用心思考；总是亲临“历史”事件发生的现场，借助采访等方式，深入搜寻开掘，力图恢复历史本貌。譬如，为了揭示中国土改的真实历史，他前往中国土改文化第一村——周立波长篇小说《暴风骤雨》发生地黑龙江尚志市的“元宝村”(在小说中为“元茂村”)，同那些走进周立波小说中去的人物一一接触、闲聊，努力还原小说与现实的本真，再现当年土改运动的场景。为了描写中国农村改革发源地之一的小岗村，他在村中游走，采访了各方面的人物，打开了那些紧闭的心扉，获取了比较翔实的材料，保证了自己书写与思考的相对客观、准确和公允，能让读者信服。 在对待历史的态度方面，陈启文坚持的是史家春秋笔法——“不隐恶不讳善不虚美”。譬如，对于三年困难时期的历史图景，他尽量如实地进行了记录，其出发点不在于渲染历史悲剧而着重突出粮食危机、粮食匮乏给国家及民族所带来的深重苦难，从反面印证了作家的立论——粮食关乎国家命脉！关于“农业学大寨”那段历史，关于陈永贵的传奇人生，作家亦尽量客观公正地对待，严肃认真地书写。看得出来，陈启文是从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主义辩证法出发，因此对这些重大历史事件都能从宏观历史的角度去考量，运用辩证的观点进行再思考和重新书写，塑造的人物都是有血有肉、生动可感的，从而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也就能更好地发挥作品的社会影响力。 从《南方冰雪报告》到《共和国粮食报告》，陈启文的报告文学因为注重脚踏大地行走，亲临历史事件现场采写，深入民众内心世界，从现实环境中去寻找、开掘和发现，因此带有鲜明的现场感、在场感。读者跟随作者的笔墨，追随他的足迹，走进了东北元宝村、陕西皇甫村、山西大寨、安徽小岗……接近了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物原型和他们的故事。这种在场感和现场感，这种逼真的写法和叙事，由于真实而尤其具有感染人的力量。小说创作的丰富经验亦让陈启文的报告文学写作别开生面。他的报告文学明显受到了小说艺术、小说创作技巧的影响，注意借助生动的文学叙事，将读者带进历史情境，带进故事氛围和环境中，带到现场带回历史，使读者在不知不觉之间跟着作者的笔触、思路和思想游走。 陈启文的报告文学具有突出的思辨色彩或称政论性。有人甚至将他的这部《共和国粮食报告》视为一部政论体报告文学。应该说，作者在创作酝酿、采写和实际写作过程中，都具备自觉的、鲜明的政论意识和追求，亦即运用报告文学这种载体来阐述自己的政见，发表自己的看法见解，积极参与现实生活，参与社会政治。“粮食”——生存，对于一个发展中的大国而言，本身就是一种最大的政治；探讨、研究粮食诸问题的作品，自然摆脱不了政论的色彩。陈启文的长处在于，他始终秉持对历史、时代和未来，对国家、民族和大众负责的态度，善于将粮食问题置于几千年文明史的大背景和当今变动不居的国际局势中来考量和思考，将粮食提高到关系国家安全、民族命运、人民福祉的战略高度来思考。而且，他的思考结合了共和国60年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同时又为中国的粮食问题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出路，充分阐述了个人的观点。他不光是指出问题症结之所在，并且努力提出解决的根本之道。他的忧思，不可谓不深邃，不可谓不深广。陈启文的创作实践为当下报告文学如何更好地干预现实、参与生活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借鉴。 盛世发危言，并非为了震动视听，更非为了耸人听闻。古人云，居安思危，生于忧患死于安乐。陈启文在我们国家兴旺发达、蒸蒸日上的时候，及时地发出粮食安全的警报——“粮食比上天重要”，“谁在养活中国？”正是因为他深爱着我们的民族和国家，因为他拥有深沉的忧患意识和高瞻远瞩的眼光。这种新的“盛世危言”，是善意的提醒，是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呼号。在我看来，这便是这部作品最重要的现实意义。 原载：《文艺报》2010年5月24日 原载：《文艺报》2010年5月24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