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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我们20世纪80年代中期考入北大中文系的几届学子来说，文学七七级前辈学长的文学实践早已被演绎成传说，进而被塑造为新的北大文学神话。而《早晨》则是这一文学神话的标志和象征。在新时期以来北大中文系学子参与编辑的诸种校园文学刊物中，最早的一份杂志非文学专业七七级编辑的这本《早晨》莫属。我是入学后不久在高年级一位学长那里看到两期已经有些残破的16开油印本《早晨》，近十年的时光流逝依然没有湮没油墨力透纸背的芬芳。我至今仍难以忘怀当时阅读《早晨》的兴奋和惊喜。此后我就一直留意《早晨》这份杂志，却终未有缘再一睹芳姿。后来我才从身为文学七七级的一员、现为北大中文系教授的张鸣老师那里得知，当初的《早晨》在1978、1979两年间仅出了四期。据黄子平教授回顾说，《早晨》当时每期只印100本，“除了七七级同学和班主任人手一册，其余主要是用来跟全国各大学中文系的社团交换。印数如此少，您如今若是还有一册在手，那就是珍本了。多年以后我在美国国会图书馆查资料，纯粹好奇用电脑检索，竟然有一份完整《早晨》库藏，当场傻在那里没动”(《早晨，北大》)。可以想象身为《早晨》主编的黄子平当时体验到的定是一种发现自己所创造的历史被载入史册的自豪与荣耀感。 《早晨》完全当得起这份自豪与荣耀，只需看看其中的作者：陈建功、黄蓓佳、查建英、郭小聪、王小平、李彤、梁左、杨柳、岑献青、黄子平、张鸣、夏晓虹、江锡铨……这一系列名字有的是我在读初中的时候即已耳熟能详，有的则在后来的岁月中名声鹊起。这些名字注定与一个拨乱反正的大时代紧密联系在一起。而对《早晨》中的文学创作的历史价值的判断，也注定与这一历史时代密不可分。《早晨》之后，至今已过了三十余年，北大中文系热爱文学的学子们薪火相传地编辑了多种校园文学杂志，《启明星》《博雅》《我们》是其中坚持最久的几份。然而，《早晨》与这些后来者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文学七七级那些新时期最早进北大的学子们，大多携带着在“文革”中积淀的丰富的社会阅历和丰盈的生命体验，其中不乏在入学前即已开始文学创作的人物。《早晨》也因此不仅仅是纯粹的校园文学杂志，它既留有一个大时代的历史烙印，也深深介入了中国的社会政治与行进中的历史。只从一篇篇作品的篇名中即可辨识出每个作者入校前的地域体验和生活经历：《在太行球场上》《梅岭诗情》《钢的音乐》《大山笑了》《沙枣》《夯歌》……既远离了校园文学固有的风花雪月，也与后来文坛兴起的纯文学思潮无涉。其中的相当一部分作品都带有当时中国文坛的“伤痕”文学的印记，汇入了思想解放的时代浪潮。《早晨》因此充分呈现了一个特殊历史时期一代有些特殊的学子的历史特征：道义感、承担的勇气、对社会的关怀、创造历史的豪迈以及刻苦的思索与执著的探索。正如黄子平在为《文学七七级的北大岁月》(岑献青主编，新华出版社，2009年12月出版)一书所写的回忆《早晨》的专稿《早晨，北大》中写的那样：“那是一个探索的年代，英勇无畏地，探索自我，探索社会，探索民族前行的历史可能性。”《早晨》投射出来的正是一个时代以及一代人的独特气质的历史侧影。这一侧影随着四期《早晨》完整收入《文学七七级的北大岁月》一书，而在21世纪的今天重新折射出已经逐渐尘封了的文学记忆之光。 作为后辈学弟，我对这些一度叱咤风云并正步入人生辉煌阶段的学长们在钦佩之余，也深深困惑于黄子平教授在《早晨，北大》一文的结尾所表达的一种“挫败”体验：“(我们)常常忽略了挫败(尤其是历史性的失败)才是我们生命的组成部分，而且是那重要的部分。……多少年了，午夜梦回，如今时时袭来撞击久已沉寂的灵魂，岂不正是生命中那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和挫败，那些未能实现的历史可能性，那些被错过的、擦肩而去的历史瞬间？”当我读完这本厚厚的《文学七七级的北大岁月》，体味一代曾经北大的学子在此后的近30年的光阴中的历练、思考和感悟之后，不禁为黄子平的这种“挫败感”所深深震撼。这种挫败并不意味着个体生命的失败，而恰恰是经历过“这一瞬间如此辉煌”(借用黄蓓佳一部小说的名字)的一代人对历史可能性(或“不可能性”)的深刻颖悟。一代文学青年早已经超越了生命的“早晨”，真正进入了思索个体生命与社会历史关联性的 “沉思的中年”。这是令我们这些后来者更为景仰的人生境界。 原载：《文艺报》2010年01月29日 原载：《文艺报》2010年01月29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