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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鹏程先生曾经说过一句非常自负的话:“全世界没有一位学者写得比我更多，没有一位学者比我更勤奋。”殊不知这自负中迸发的全都是才气。众所周知才人胆大，故有才气方可成大家。倘若不信，那就请您将他的新作《生活的儒学》细细品读一下吧！儒学是“生命的学问”，它绝非是概念上的游戏、学者资料考编的工作、客观认识的对象，作者曾主张恢复儒家的经世性格，使儒学介入实际的政经社会体制，但这次尝试以失败告终。因此作者转换视角，另辟蹊径构思了儒学的社会实践、生活实践之道，主张现今应将生命的儒学转向生活的儒学，扩大儒学的实践性，由道德实践而及于生活实践、社会实践。从《生活的儒学》一书中读者可以真切地感受到作者身上的才气，从而在字里行间收获生活儒学的妙悟。 大抵生活的儒学惟在妙悟，生活处处皆儒学，一味妙悟而已。惟悟乃为当行，乃为本色。龚鹏程先生其生活儒学的“妙悟”似乎巧妙地糅合了佛学的顿悟和渐悟二门，在摸索建构生活儒学的过程当中产生了犹如学禅领悟佛性的飞跃。这是一次质的飞跃，为读者领悟生活儒学的兴趣及其艺术特质作了相当充分的理论铺垫。当然，我们必须得清楚地意识到，妙悟的首要前提是熟参勤学。龚先生虽然自负，但自负也需要充盈的资本，只有循规蹈矩地勤学苦练，才能有朝一日超越一切规矩的局限，生活儒学的妙悟，便是人间绝妙。因此只有对生活的儒学抱有一颗敬慎专诚的心，才能体悟出正在进行之事所具有的真正价值。 生活儒学的妙悟，由龚先生的理论及实践可以一言以蔽之，即“凡诋毁儒学，认为儒学已不适用于今日者，只不过是不懂儒学，又不知如何将它作用于当代的书呆子罢了；凡不思以儒学改造当代社会者，亦只是对现代生活无感受、无反省的可怜人罢了。”在中国古代即有人主张应当把儒学看作是一门客观事实、纯粹理论知识性的学术，并不需要管“经世”的问题。这被认为是学政分途的思路。儒学在中国古代，其命运可谓雪上加霜，坎坷无比。现代一般都认为五四运动拉开了反儒运动的序幕，殊不知反儒早在清朝末年已深入人心。而生活在现代的我们，却只能通过意识内涵臆想领悟古人那博古通今的伟大思想和行为。儒学所蕴含的精神价值，的的确确只是精神层面的存在。所以，余英时先生乃因此而说“当代社会中儒学思想只是一种‘游魂’，无躯体可以附丽，在具体生活中无法落实践履之”。因此按照余先生理解的当代儒学，事实上大抵仅以一种比较尴尬的方式存在着。儒学的越来越知识化、学术化使得儒学这个没有躯壳的游魂仅存活于大学等学术研究机构当中，正如曾任新儒家主要刊物《鹅湖月刊》首任社长的袁保新所说:“新一辈的学者，有越来越安于大学知识分工的角色定位的趋势。我们发现，学者们的学术论文愈来愈多，创造发明的新术语也愈来愈多，而我们民众也愈来愈不知道我们在说什么。”儒学要是跟社会大众的生活方式、日常安排、行为伦理不甚相干，从另一个角度分析，就不得不认为是儒学的退步。造成这种悲哀的结果，社会结构整体变迁自然具有不可推卸的重要责任。但在阅读《生活的儒学》一书的过程中，我不得不佩服作者龚鹏程先生敏锐而犀利的洞察力，他认为当代新儒学本身也助长了这个形势:他们面对现代社会，只以“存仁”、“复性”的方式补救之，希望现代人仍能重视归根复命的重要性。这当然十分重要，但这是弱势的保存，并不敢企望让儒学重新回到具体生活中去。儒学遂因此成了没有躯壳的游魂。 然而，生活中处处皆有儒学。龚先生的这一理念似乎为儒学这个没有躯壳的游魂找到了安身立命之所。作为当代儒学研究大家庭的一员，龚先生并没有落入俗套，一味地在概念上悬空做文章。他重视儒学的生活事件及其对当代生活的现实承担，从而使儒学恢复其经世性格，更好地将儒学发扬光大。 生活的儒学这一概念的提出标志着龚鹏程先生克服了文化中冲突及具体存在感受的焦虑，开始了从生活实践的理性反思到历史经验的理性反思的转变。在龚鹏程先生看来，生活是儒学的归宿，儒学危机的根源在于某些所谓的儒学研究者对此基础的误解甚至遗忘。要克服危机，让没有躯壳的游魂回归身体就必须在反现代性的世俗化及形式化方面着力，就必须在对生活儒学的本真理解中发挥生活的理性基础。 龚鹏程先生对生活儒学的妙悟，按我的理解即儒家所谓的“左右逢源”也。龚先生既读圣贤书，遂不免怀抱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经世大愿，但相对也经受着与之带来的各种苦恼，理想与现实之间存在着的巨大鸿沟难免让他在寻找生命和文化的出路中甚感痛苦与迷惘。在一定意义上这种超验的非历史性分析求索过于空洞，最终龚鹏程先生在生活的儒学这一概念中找到了儒学存在的经验的、历史的见证，经由对“生活的儒学”的阐释而深入分析了人文美学、风俗美、生活美等一切生活活动的基础:理性。重建儒学与生活世界的本真关联也就是真正返回理性之基础。生活的儒学，倘若我们现在从这个侧面看它，待会儿又从那个侧面看它，我们持续不断地从各个角度去感受体味它，得到的只是一个片段、一个画面的印象。但是，龚先生并非像我们一样“只见树木，不见森林”，透过不同的它们，他发现生活的儒学其实可以被认作是在一种连续的综合中向我们呈现的完整的过程，反过来而言，每个侧面又恰好都是它展示的一种方式。譬如，作者在论述生活美的追求这部分过程中，主要是从世俗生活的层面出发，即生活大师、饮食男女、衣食住行、燕闲清赏、尊生成礼这五大方面的现实生活的具体内容。但我们必须透过现象追究本质，生活美的追求不可能仅仅停留局限于物质层面，从超越层面分析，自然还需要追求到美与价值。这就意味着尽管生活的儒学的表面外观是龚先生既与的，但是作者所意指的却要多于所提供的。因此，作者认为若要改正以往的错误，重新建立人文世界的生活美感，当然就要重新去体会仲尼闲居、鼓瑟舞雩之类的礼乐态度，恢复早期儒家重视礼乐、重视人文习俗之美的做法。 超越艺术与日常生活之间的界限的方式，尽管它们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以至于更早，但被认为是后现代主义或消费社会的重要特点乃至于核心。在探讨日常生活的审美思维这一板块当中，作者通过五个方面详细谈论日常生活方式的审美呈现:如今的日常生活，寻找快乐是一个重要的目标，生活品质的体现需要快乐来衡量。生活形式的变革，必将生活艺术化。生活处处皆儒学，即认为艺术可以出现在任何地方和任何事物上。 《生活的儒学》一书，“纵横博辩，颇发人所未发，而取义盖本与观”。儒家现在开始“观”生活之世界，意识到其语言表达太过于学术化、专业化，反而会不自觉脱离于社会民众，使得普通老百姓无法深入了解进而导致传播发扬的不利。在痛定思痛后注意到应该尽快融入生活，寻求可行易操作的社会实践对策，从而扩大拓宽儒学的实践性，让儒学这个游魂回归身体，让儒学在现代社会大范围复活起来。 生活儒学的重建之路，任重而道远。生活中，处处皆有儒学。但如今生活的儒学似乎并没有与我们每天过着的具体生活紧密地联系起来。的确，不可否认的是，我们的衣食住行无不打着现代性的烙印。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作者和读者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段分裂，这就要求读者看到作者的诠释与自身实践之间的距离。无疑，阅读《生活的儒学》的一个重要启示便是作者希望读者可以充分开发可以作用于现代社会具体生活的资源，从而更加深刻透彻地领悟生活的儒学。生活的儒学，便是运用儒家的生死观、仁爱观、家庭观，以一种高度净化的美的意境，以及旷逸恬淡宁静和谐的情调，从生活这个熟悉却又显陌生的独特视角反映中国儒学。 (《生活的儒学》龚鹏程著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 原载：《文汇读书周报》2010年01月29日 原载：《文汇读书周报》2010年01月29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