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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高洪波是活跃于当代文坛的多面手。从新时期到新世纪，他沉潜其间且卓有成就的文学门类，至少包括诗歌、散文、随笔、杂文、儿童文学、文学评论等。作为高洪波的文友，我对于他的创作情况是比较熟悉的，多年来，曾陆续读过他为数不少的各类作品，且不止一次将所感所悟披露于报刊。正因为如此，当近日收到安徽文艺出版社惠赠的八卷本、皇皇四百万言的《高洪波文集》时，我除了阅读上的温故知新和拾遗补缺外，想的更多的是一个由博而约、提纲挈领的问题，这就是:高洪波全部的创作实践给中国当代文学注入了哪些新的东西？它所呈现的个性鲜明的文学世界有着怎样的特殊意义？ 几乎与共和国年轮一起成长的高洪波，在走出校门、告别军营之后，于新时期初年进入文学界工作，并旋即翻开了具有职业特点的多样式、多门类文学写作的新一页，直至成为今天著作等身，名声远播的文坛骁将。统观高洪波的创作历程与文学实绩，穿行其间和光照其内的自有植根于特定社会历史土壤，且迄今仍保持着强大生命力的诸种精神元素，如理想主义、现实主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等等。而当所有这些溶盐于水般地浸入诗歌的韵律、散文的灵性，以及一系列生动鲜活的成人与儿童文学形象，并构成其核心价值观念时，作家笔下的艺术境界不仅明显具有了丰赡、亮丽与开阔的特点，而且很自然地同整整一代人的心灵走向和一个时代的发展轨迹联系在了一起，从而平生出为民族传神、为世纪留影的重要价值。 高洪波的文学创作呼应着历史的跫音与民族的脉跳，但是却没有因此就抑制主体的彰显或个性的高扬，事实上，高洪波毕竟是高洪波——作为出生之地和童年摇篮的科尔沁草原，早在他的天性里植入了阳光、聪睿与浪漫的基因。而红色家庭相对优越的成长环境和绿色军营勃发向上的生活氛围，不仅使这种天性得以健康顺遂的发展，而且为其增添了乐观、热忱、刚劲、奔放的元素。接下来，这一切有幸同新时期清明、开放、宽松的历史条件和文化气候相遇，并在如此背景之下，饱经了生活的洗礼，畅饮了艺术的滋养，最终伴随着旺盛的精神创造力，生成了踸踔不羁的文学气质和独具魅力的审美风度。于是，我们在当代文坛上看到了高洪波之所以为高洪波的根本标识。 譬如:同样是持守着唯物论和反映论的哲学立场，并执着于文学对生活和现实的能动性介入，高洪波不像同时代的许多作家那样，主要致力于社会全景、当下现实或历史细节的再现性描绘，而是更喜欢将艺术瞳孔对准作为社会和历史主体的人——包括自己和自己之外的种种个人——着重呈现不同的生命主体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和生活环境中，所具有的不同的精神风貌与心路历程，尽可能地展示其内在的个体性、独异性与丰富性。在高洪波笔下，无论诗歌还是散文，无论成人文学还是儿童文学，灵动鲜活的人物形象(在童话作品里则常常幻化为动物形象)和真诚强大的抒情主体，特别是他们(当然也包括自己)多姿多彩、各自不同的性情世界，永远占据着作品的核心地位，是其艺术成就的集中体现，也是其精神散射与魅力感染的关键所在。庶几可以这样说:主体性、抒情性和内向性，构成了高洪波文学世界最直观和最突出的审美特征。而这种特征之所以形成，固然与作家下笔多使用诗歌和散文这类便于主体表达的文学体裁相关；但起决定作用的恐怕还是作家那一腔源于生活的机敏睿智而又丰沛勃发的主体情怀，是它让作家无形中把诗歌和散文当成了与生活、与他人对话的理想通道，同时又很自然地化为自己以文学立身和入世的基本姿态。 二 毋庸讳言，在当代文学开阔的时空里，把诗歌和散文当作主要载体，努力营造以主体性和抒情性见长的文学世界，这并非是高洪波的首创和专属，相反，经过新时期之初有关文学主体性的讨论和倡导，它早已成为不少作家文学之旅的共同选择。只是必须指出的是:即使在这共同选择的维度上，高洪波的文学创作依然不甘心做流行的附庸和众数的趋随，而是继续保持了属于自己的鲜明而突出的艺术个性。不是吗？在向着生活和读者敞开心扉的过程中，高洪波固然不曾回避对思想的推许和对道义的承担，也没有忽视文学表达所珍视的风云气与忧患感，只是在更多的时候和更常见的情况下，他却情愿将硬朗刚健的笔墨，指向内心那充盈着乐观、旷达、风趣以及潇洒和柔润的地带，就中凸显生命自身的余裕、舒展和美丽。你看作家的诗歌，其笔起墨落，时而怀古，时而咏今；时而九州揽胜，时而域外撷英；时而赠答唱和，时而自抒款曲，但跳荡其间和引领其上的，总是一颗澄澈颖异，兴致盎然的诗心，它向你传递着人生的大快乐、大智慧与大悲悯。再看作家的散文和杂文，那清新明丽而又率意不羁的文字，或谈天说地，或借古论今，或打捞岁月况味，或捕捉心灵风景，或勾勒雅人深致，或点染智水仁山，均堪称从容睿智，博雅诙谐，颇见胸襟之阔与性灵之美。其中特别是那些谈收藏、说寻宝、鉴文物、品书画的篇章，如《玉缘》《挂花》《印考》《书斋石》《墨趣与砚韵》《史树青先生二三事》《感受黄庭坚》等等，更是真意扑面，妙趣横生，令人心驰神往而又心醉神迷。作家这种对生命情趣的向往和对生活快意的追求，理所当然而又水到渠成地贯穿到了他的儿童文学创作中。翻开他的童话作品和儿童诗歌、散文、小说，但见小咪、丫丫、叶叶、板凳狗、不不兔、大耳朵聪聪、戴墨镜的小鹿、骄傲的狗熊们，天性流溢，生趣无限，喷洒出由衷的快乐、调皮、纯真、幽默，以及充足的游戏精神和神奇的想象力。而所有这些说到底是作家与之相对应的心灵风景的天然外化，是他一颗赤子之心无法掩饰的艺术升华。至此，我们终于领略了高洪波文学创作的异数与神髄所在，即:一种源自生命而又浑然天成的诗性建构，一种立足于现实世界而又通向审美理想的精神攀援与艺术超越。 应当看到，在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学源流发展沿革的过程中，像高洪波这样带有明显的写意性、趣味性乃至唯美性的创作风格与取向，虽然不是一种主流和强势的存在，但也绝非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面对它的文采风流，我们会禁不住想起上个世纪上半页由梁启超最先提出，接下来被朱光潜、丰子恺、宗白华诸位赓续与光大的“生活艺术化”和“人生艺术化”的主张。如果说这种于责任中求趣味，于入世中祛功利，最终实现人性净化和人格提升的主张，在内忧外患的战争岁月和疾风骤雨的斗争年代，因为缺乏起码的环境支持和必要的社会氛围，而只能落入小众化和边缘化的境地，那么，到了社会发展和生活安定的新时期，它经过张中行、汪曾祺、贾平凹等人的努力，已经转化为别具韵致且颇受推崇的文学实践。相比之下，高洪波的创作虽然自有其独异和“破体”之处，但从大的审美路向看，则无疑属于意趣相近的同行者，是他们当中极重要的一位。关于这点，我们读《高洪波文集》，恰恰可以找到直接的内证。譬如，作家有一篇散文，题目就是《喜欢丰子恺》，其中不仅生动讲述了“我”与丰子恺多次的精神邂逅，而且具体录载了“我”阅读丰子恺散文时的内心感受，它留给读者的是一种发自肺腑的喜爱和向往之情。同样，为汪曾祺剪影的《星斗其文赤子其人》《落帽湖》等，也将深切的缅怀或真诚的赞许寄寓了字里行间，让人感到了精神的贴近和文脉的衔接。除此之外，作家多次言及，由衷激赏的还有清代文坛上那位“一箫一剑平生意”的龚自珍。不过，我总觉得，隔着一百多年的时空长廊，龚氏留给作家的恐怕还是“箫心”多于“剑态”，而这“箫心”又何尝绝缘于梁启超及其后来者的“艺术”和“诗意”？站在这样的层面和角度上，我们庶几更能看清高洪波文学创作的审美特点、血缘关系和当下意义。 时至今日，面对物质主义、科技主义和享乐主义的合围，现代人如何保持内心的丰富与精神的澄明，进而实现自由全面的发展，已成为无法回避的重要课题。在这方面，西哲所谓“生存的美学”、“诗意的栖居”固然值得重视和借鉴，而近代国人针对西方社会现代化进程中暴露出的弊端所提出的“人生艺术化”命题，以及它所倡导的那种远离现实功利而又热爱生活、积极入世的辩证的人生态度，同样是不可多得的精神资源，而一部《高洪波文集》正是这一命题和这种态度充分而精美的艺术体现，它所承载的思想与情感，堪称是现代人祛除浮躁，安置心灵的保健剂。正因为如此，窃以为，它很值得我们作为枕边之书，不时地浏览一番。 原载：《文学报》2010年6月10日 原载：《文学报》2010年6月10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