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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迟子建一直是我特别喜欢的作家。 她自上个世纪80年代登上文坛，就一直保持着旺盛的创作力和较高的艺术水准。但与同一时期的作家相比，她却表现出明显的低调。上个世纪80年代的文坛是一个“众声喧哗”的年代。“文革”结束后，“伤痕文学”首先进行了“忆苦思甜”，“反思文学”、“寻根文学”、“改革文学”等紧随而来，接踵而至的是声势更为浩大的“先锋文学”。二十多年来，迟子建的佳作虽然层出不穷，但很难归入某个文学流派或创作群体。就像她在一次访谈中所说的：“我的作品只能是迟子建式的写作，我也无意介入这种论争。” 毫无疑问，与同时期的先锋文学相比，迟子建的创作要朴素、平淡得多。20世纪80年代，先锋文学无疑是文学大舞台上的领衔主演，以马原、洪峰、苏童、格非等为代表的先锋派作家，无论是在文本形式还是在叙事手法上都进行了重大的革新，给文坛带来了极大的冲击。与此同时，迟子建以小说《北极村童话》初登文坛。如果说先锋派小说是对传统文学的颠覆和挑战，那么迟子建则依然行走在传统文学的道路上；如果说先锋派是一群叛逆的“古惑仔”，那么迟子建更像是一个“乖乖女”，她独立、自主、坚定地行走在自己的文学之路上；如果说先锋派是手持大锤，对传统文学进行了撞击和解构，那么迟子建的写作更像是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渗透。 即便与同时代的女性作家相比，迟子建的创作也是卓尔不群、别具一格的。到了90年代，女性写作呈现出新的趋势。随着中国社会的转型，以及西方女权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女性作家的自我意识开始觉醒，她们开始关注自身的问题，并抢夺往日由男性所霸占的话语权。以陈染、林白、海男、徐坤为代表的女作家，创作了大批具有女权主义色彩的作品，呈现出“私语”、“隐蔽”、“幻想”的状态，她们的文字压抑、怪诞还有几分歇斯底里。而随后以卫慧、棉棉为代表的“美女作家”，更是成了“身体写作”的代言人，让女性写作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幌子。发表于2003年6月《收获》上的《踏着月光的行板》，是“迟氏”风格的完美表现。 一、底层民众的辛酸与浪漫 古往今来，爱情国度从来不缺少浪漫的故事，尤其是当今这个时代。爱，早已不再是人们羞于出口的神圣字眼：无论是在流光溢彩的电视剧还是在林林总总的书刊杂志上，面目各异的红男绿女纷纷上演着他们的爱与不爱。其主人公多是白马王子和白雪公主，他们的爱情故事情节紧张，动人心魄，观众被他们吸引，为他们激动。他们的爱情是精神上的廉价品，却是物质上的奢侈品。浪漫成了金钱的堆砌物，成了爱情的工具和手段。从这个角度来说，小说《踏着月光的行板》实在是一个与浪漫无缘的故事。主人公“王锐”和“林秀珊”是从农村来的打工仔，丈夫王锐在哈尔滨当建筑工人，而妻子林秀珊因为长了一口难看的黄牙，只能在让湖路一个区的毛纺织厂食堂里找了份做饭的工作。他们绝对没有钱在情人节那天买上九百九十九朵玫瑰，也绝对没有时间去吃浪漫的烛光晚餐。中秋佳节的这一天，两个人意外地得到了一天的假期，他们也想给彼此制造一个惊喜，没有事先约定就踏上了探望对方的火车。当丈夫到达妻子的住处后，得知妻子已去了他那儿。于是乎十万火急地往回赶，而与此同时，妻子也急忙返回。而当丈夫回到工棚发现妻子已经返回了，又马上追了过去。八月十五的晚上，他再一次回到她工作的地方，却得知她又去了他那儿。在这个本是团圆的日子，他们却一次又一次地失之交臂。而明天，他一早就得去工地上班，而她一大早还要去给人做饭。他们不得不踏上各自归去的路。在月圆之夜，他们坐在相对而开的火车上，盼望着那迎面而过的相会。而他们只看了一眼，火车就像蛇一样地溜掉了，交错过往就在一瞬间。王锐不明白，他们一直乘坐的慢车为什么会消失得如此之快。最后他才悟出“他不该把慢车当成窗外的风景，因为风景是固定不变的，而慢车则是运行着的”。两列“反方向运行的慢车在交错时，慢车在那个瞬间就变成了快车。他们在相会的那一时刻，等于在瞬间坐上了快车”。 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让我们感到一种心酸的浪漫。在中国，人数庞大的农民，作为底层民众却很少能拥有自己的话语权。他们被当做麻木、无知、不懂感情的群体而存在。在诸多的文学作品中，很少有以他们为主角进行创作的。在当代文坛，对以农民为代表的底层民众生活的描写，至今还停留在鲁迅先生对“闰土”的那种刻画，即便是后来的赵树理、高晓生等人，随后以农民为主人公进行的书写，也依然没有脱离对其所属阶级的“阶级性”分析。而对于他们的爱情，更是很少涉及，更多是像“小二黑”和“小芹”那种简单意识形态的描写，更与浪漫扯不上关系。而在小说《踏着月光的行板》中，迟子建让我们看到了一段沐浴在温情和感伤之中散发着诗意和美好的爱情故事。 故事的主人公不是王子和公主，但却不妨碍他们拥有童话般的爱情。 迟子建对男性形象的态度与其他女性作家对于男性的态度有着很大的不同。她们经常把男性当做对立面，毫不掩饰自己对男性的失望和鄙夷，为此她们笔下的男性形象，大都自私猥琐。所以她们笔下的爱情更像是一道借爱之名的算术题，你加减，我乘除，非要算计出一个结果，只是那个结果早已与爱情无关。在迟子建的笔下，我们看到的男性形象已经不存在男性文化的烙印，他们没有表现出凌驾于妻子之上的身份，他们想得更多的是如何去爱对方、体贴对方。王锐就是迟氏笔下的“杰出代表”。他会在每次的约会前小心而羞涩地问妻子：“你身体方便吗？”他会穿上最好的衣裳去赴约，会精心挑选送给妻子的礼物，为妻子选择一条丝巾还要仔细考虑：“他先是要了蓝底白花的，它豁亮极了，一眼望去像是晴空下飘荡的一片白云。后来他怕妻子戴这样的丝巾太招人眼，万一她在周五的傍晚等他的电话时戴这样的丝巾被坏男人盯上了怎么办？于是他就换了一条蓝底紫花的，它不那么显眼，也很漂亮，有如暗夜草上的花，虽然看上去影影绰绰的，但给人一种典雅美。”他对爱情是如此忠贞，在车上有个妇女怀抱孩子坐在地上，无所顾忌地奶孩子。王锐看了一眼她裸露的丰满的奶子，不由得羞愧地低下头，他觉得看别的女人的奶就是对妻子的不忠。 爱情是相互的，只有平等的男性和女性地位，互相深爱的两个人才能产生最和谐最美好的爱情。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林秀珊每周去给王锐打电话，明明知道见到的是电话而不是王锐，还是梳洗打扮一番；每一次的相聚，明明已经定上了闹钟，可还是会担心，怕丈夫迟到，“索性不睡，和闹钟一起等待着唤醒丈夫的那一刻”；自己省吃俭用，却想方设法为丈夫买一把口琴。 贫贱夫妻百事哀，虽然他们只能通过每周一次的电话联系表达感情，而且只能在公用电话亭里，在风中雨中雪中大声地说。每一次的相聚只能住25元一夜的地下室，只能到小酒馆要两盘水饺或者两碗肉丝炸酱面，或者到人声鼎沸的大排档上吃两碗馄饨。可是他们却如此纯粹地全身心地相爱。这两个处于生活最底层、物质极为拮据的夫妻，却固守着一份相濡以沫的爱情，一份诗意浪漫的爱情。他们让我看到了最原生态的爱情——我们曾经认为它已经迷失了，但是我们却再一次看到了它。它洗清了污垢，素面朝天，向我们微笑，纯净如璞玉一般，在不经意中温柔地触动了我们的内心。 二、艰辛的生存和温暖的人性 《踏着月光的行板》这部小说就像是一部用蒙太奇手法拍摄的电影，而王锐和林秀珊就像摄影机下两条相互交错的线，而迟子建的高明之处在于她没有仅仅纠缠于这两条线，而是从外在的戏剧性引出内在的故事性，由两条线去联结更多的点。从单纯的男女恋情向更广阔的人与人之间的一般感情进行诗意的挖掘。 迟子建从来不回避现实的艰辛描写，但是她的描写既不是肆意的涂改也不是过分的美化，她不作惊人之语，只是用平和的笔触来描述这一切，在平淡朴素的叙述中直抵生命本质。纵观迟子建的作品，我们可以看到迟子建从来也没有放弃对普通民众生存状况的关注，对他们苦难人生的表达。像《青草如歌的正午》中，陈生问：“人要是不玩也死不了，要是得了病没钱开刀就得等死。他们只看重那些活蹦乱跳的人，却不管要死的人，这像话么？”在《世界上所有的夜晚》中，蒋百嫂的悲剧引发了我们对矿难的思考。以《踏着月光的行板》为例，如果我们只是单纯地停留在对爱情的赞叹中，那就太肤浅了。就像迟子建所说的：“我没有夸张地描写生活中的残酷性，但读者可以看出好多细节是沾满血迹的。”在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好多仿若不经意的细节：林秀珊和王锐的老家下三营子原来那一带土质肥沃，风调雨顺，农作物连年丰收，下三营子的人日子过得衣食无忧、自足康乐。可近些年由于附近市县滥伐森林，大肆开垦荒地，土地沙化越来越严重，村中那条原本很丰盈欢腾的地根河业已干涸，农作物连年减产。春季，风沙大得能把下到土里的种子给掘出来。土地难以再养活人们，下三营子的人纷纷外出，另谋出路。王锐和林秀珊就是这众多外逃人员中的一对，他们同大多数农民一样，选择了进城打工。在这里我们看到城市化的“圈地运动”对农村土地的侵蚀，农民背井离乡。但是外面的世界没有想象中的精彩，现代文明并没有像人们希望的那样给农民带来快乐和幸福。有人外出受了骗，转而又去骗别人，锒铛入狱；有人看到外面的花花世界动了心，把挣来的钱扔在了“三陪女”身上，回到下三营子就和老婆闹婚；有的在打工时受伤落下了残疾，而雇主对此不理不睬，迫不得已走上了艰难的打官司的道路。他们透支了体力和健康，却享受不到任何的福利，他们的工资低廉，还常常被无故被克扣，他们的尊严被人漠视。他们在这个陌生的都市里甚至没有属于自己的空间，“我们在城市里没有自己的一张床，可你们老总家的狗却有？”这样的问题是让人悲伤的，而迟子建对老胡的故事的书写，更让我们看到了她对现实的尊重和关注。而这些艰辛的现实并没有消减文章中的浓浓爱意。 她总是赋予小说中人物以从容平和的态度，他们被文明遗忘，被贫困包围，他们不被重视，但他们又无比善良、顽强、坚韧，他们知足常乐，甚至比那些物质富足者更容易发现生活中的美好。像王锐和林秀珊，他们一家三口分居三地，连一部固定电话都没有，更不要说手机了，“养一部手机，赶上他们养儿子的费用了”，一家子一年到头才能团圆一次。可是，他们会在乘慢车的时候饶有趣味地去看窗外的风景，用心去体会大自然的美；他们分居两地，但他们却有心灵的沟通，这对那些日夜厮守却无话可说的人来说真是莫大的讽刺。他们的善良更让我们看到，对于生存的艰辛，人性的美好散发着更温暖的光芒。王锐会对生病的女人产生怜悯之情，对“彩民”进行善意的提醒。而林秀珊更是善良到即使是对一个死刑犯也忍不住满足她的要求。 记得我的一位老师曾说过：一个心中充满恨的人是不会在他的作品里放置爱的。同样，一个能写出如此美好故事的作家，她的心中一定充满了爱。所以我一直认为，迟子建是对生活充满爱意的作家，很大的原因在于她对世俗生活的温情描写。她关注苦难的底层世界，关注弱势群体的生命体验，书写平凡琐碎的百姓生活，用爱与同情浇灌艺术形象，使她笔下的主人公总是和他们的生存环境紧密相连，使他们与各自的环境如同骨与肉一样地生长在一起。有阳光的地方就有阴影，在她的笔下，人性的温暖与生存的艰辛，就像光与影的结合那样自然，但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光的温暖。写到这里，我想起谢冕在给迟子建颁发鲁迅文学奖时所说的：比起简单的描写生活，迟子建显然超越了表象的痛苦，直抵命运的本质。 三、诗意的书写与伤怀之美 评论家吴义勤曾经说过：“对迟子建来说，这样的语言境界似乎也并不是刻意雕琢而成的，仿佛就是一种‘日常生活’，她的语言总是水到渠成，自然而然的。这就是迟子建，只要她一开口，她的‘口语’就已经是艺术化的了，就已经进入一种‘境界’了。没办法，这也许就是一个作家的天分吧。”面对迟子建的文字，我们也只能像吴义勤那样感叹一声“没办法”。如果这是一种“天分”，我们感谢上天赐予迟子建这样的天分，让我们得以欣赏到如此美丽的文字。如果这个世界真有生花妙笔存在，那我想迟子建手中一定握着一支。她从不用哗众取宠的字眼，她的笔下也从未出现过主旋律的强制说服，她一直都是那样气定神闲，举重若轻。仿若不经意间的轻描淡写，笔下已经盛开了一篇篇华章。 她一直信奉用朴素的文字来表达传神的生活，所以我们会在她的笔下读到如此朴素又不乏诗意的句子。诸如林秀珊每次来到火车站，都有置身牲口棚的感觉。火车的汽笛声在她听来就像形形色色牲口的叫声。有的像牛叫，有的像驴叫，还有的像饿极了的猪的叫声。所以那一列列的火车，在她眼里也都是牲口的模样。疾驰的特快列车像脱缰的野马，不紧不慢的直快列车像灵巧的羊在野地里漫步，而她常乘坐的慢车，就像吃足了草的牛在安闲地游走。坐在慢车上看风景，本来单调的树、低矮的土房和田野上的荒坟，都变得有韵味，树木像瘦高的人在急急地赶路，土房就像一台台拖拉机在突突地奔跑，而荒坟则像一只只蠕动的大青蛙。“她的包里多了一把口琴，她就觉得这不停发出声响的火车是一把琴，而能让这琴发音的，是那弓弦一样的铁轨。现在她是坐在一把小提琴上去看望王锐，生活中还有什么比这更美好的事情呢？”在车上，她见到一个酒鬼，在数落曾经背叛过自己的妻子时说：“唉，我老婆的水分就像这瓶里的酒，让情人给滋咕滋咕地喝干了，留给我的是一个空瓶！可我还不舍得扔掉这个瓶子！”面对这样朴素而包含深情的句子，我们就像林秀珊听到死刑犯吹出美丽的旋律时那样，心里也想流泪。那是因为就像林秀珊所说的那样：“有时想哭时，心里也是美的。”结语 迟子建追求唯美主义，但是她不是一个女权主义者。有人曾把她与王安忆、铁凝、池莉划为统一阵营。但我以为这是不够准确的。迟子建的独特性已成为她写作的一个重要特点。即便是写过像《哦，香雪》、《没有纽扣的红衬衫》这种情感基调清新优美的铁凝也曾写出像《玫瑰门》、《大浴女》这样激越的作品。而迟子建则一直坚持以朴素、平淡、淡定从容的调子来写作，展现温情的力量。但这并不说明迟子建的创作是千篇一律的，她从80年代至今，一直都是文学园地的辛勤耕作者，并且有着高质高量的收获。她以《北极村童话》登上文坛，让人惊艳，评论家都为其诗一样的语言所打动，对其“童话视角”的切入角度也给予了一定的肯定。但迟子建并没有一直做一个“儿童”，她很快地成长起来，她并不像一部分女性作家只是关注其本身，自怨自艾，她开始把触角伸向了广阔的社会，让诸生百态在其笔下绚烂呈现，让世俗的生活呈现出人间烟火的温暖。她就像是一个素面朝天的女子，对别人的浓妆艳抹、奇装异服不闻不顾，但她却依然美丽着她的美丽。这种美丽不是让人炫目的艳丽，而是一种朴素的美，散发出暖暖的温度。百花盛开的文坛，独有她像一株清莲，不蔓不枝，亭亭净植。《踏着月光的行板》充分体现了作家的这一审美追求。 原载：《现代中国文学论坛》(第二卷) 原载：《现代中国文学论坛》(第二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