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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多人的眼里,中国的现代性进程一直是一个复杂而又暧昧的过程。尽管中国的知识分子始终以启蒙与救赎为己任,并试图借助民主与科学,有效地推动中国社会向现代文明有序地前进,但是,由于历史强权和个体精神之间的巨大失衡,使得作为少数精英的中国知识分子,在反抗强权与启蒙民众的两条道路上左冲右突,却一直收效甚微。一方面,历史强权在受到威胁之后,为巩固自己的地位变得更加强悍,更具渗透力和主宰力,使民众的启蒙成为一种空洞的梦想;另一方面,民众苍白的精神自觉又促使了他们对历史强权的不断规训和服从。由此而导致的结果是,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国底层社会的生命存在始终处于伤害与被伤害的怪圈之中,无论是启蒙还是救赎,从现代性的角度来说,都变得十分乏力。在我看来,刘庆的长篇小说《长势喜人》就是从这样一种朦胧的思想出发,希望通过底层民众对自身命运进行各种乖张的抗争,在伤害与被伤害的伦理怪圈中,展示出历史强权与个体民众之间的巨大裂痕,揭示出文明启蒙的苍白与疼痛。 严格地说,《长势喜人》是一部典型的成长小说。但是,这种成长,自始至终都被作者安置在启蒙与救赎的双重质疑与拷问之中。因此,它既是一个人内心成长的苦难历史,又是一代人精神启蒙的荒诞记录。小说以五十年代末期至九十年代中期作为叙事的时间背景,通过一个叫李颂国的普通平民的苦涩命运,在展示中国社会数十年间文化伦理变迁的同时,生动地凸现了历史强权无处不在的支配性和统治力,演绎了整整一代人在精神成长上的无奈、无助与无望,从而将个人命运的悲剧本质不断地延伸到繁芜驳杂的历史境域之中,使之成为我们重新审视历史强权的一扇隐秘的窗口和一个别样的注解。 德国人类学家兰德曼说,人是一种历史的存在,文化的存在。任何一个个体的生命,即使微不足道,都会从自身的生存角度与历史构成紧密的呼应。《长势喜人》也不例外。从叙事表层上看,作者并没有触及任何宏大的历史风云,也没有刻意地书写历史强权的某种彪悍姿态,而只是在历史的边缘,饶有兴致地讲述了李颂国这个人物从出生直到中年的全部坎坷生活。但是,小说从一开始就将李颂国置入一种破损的、等待救赎的生存境域中,以此来召唤某种人道主义的伦理启蒙。可是,现实却是另一种景象———因为身体的残疾,李颂国自幼便被抛到了现实的边缘地带,尽管他有幸遇到了曲建国、李树亭等本性善良的好人,但他始终周旋于一个畸型的家庭中,别无选择地享受着种种畸型情感的畸型爱抚。这种畸型的情感,看似不乏温馨质朴,也具有正常的伦理基质,但是却永远无法抵达李颂国敏感而又忧郁的内心深处,无法真正地满足他在身心成长过程中的内心焦渴,也无法有效地承担他在心灵启蒙上的艰巨任务。他依然生活在爱与屈辱相互交织的世界里,既被别人伤害,又不时地伤害着别人。在他的眼前,生命总是像昙花般地一闪而过。生与死,就像吃喝拉撒睡一样,轻松而又本能式地交替着,没有任何本质上的区别。无论是父亲赵建、母亲李淑兰,还是叔叔曲建国、同学王婵、朋友曲薇薇和郭雪亮、继父李树亭,他们以各种各样毫无尊严的死亡方式,在李颂国的人生中彻底地消解了生命自身的高贵性,也使他渐渐地消磨了面对屈辱的抗争勇气和强大意志。虽然现实给了他惟一的一次机遇,使他在转瞬之间成为显赫一时的潜训大师,但这并没有彻底地改变他对命运的恐惧和绝望,因为他已深深地洞悉了数十年来的生活逻辑———就像他小时候曾给苏文兵背过的那首诗一样,一切都颠倒了。 这种不断被颠覆的现实生存秩序及其伦理价值规范,从本质上说,便是一种历史强权存在的集中隐喻。它的渗透方式不是直接的、赤裸裸的暴力褫夺,而是以变动不居或彼此缠绕的形式笼罩着人物的全部生活,并以任何个体生命都无法逃离的方式规约着那个时代的价值秩序——当然,它也轻松地主宰了一个残疾人的生命轨迹。这种历史强权,就像福柯所说的那样,它不只是一种机制,一种结构,而是一种存在于各种关系之中的隐性圭臬“, 权力无处不在,这并不因为它有特权将一切笼罩在它战无不胜的整体中,而是因为它每时每刻、无处不在地被生产出来,甚至在所有关系中被生产出来,权力无处不在,并非因为它涵括一切,而是因为它来自四面八方。”福柯所说的这种权力生产方式及其运作状态,对于中国的社会结构来说,具有更肥沃的生长空间。因为,在六七十年代,生命的自由启蒙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一直被扼制,甚至连知识分子的言论权都被集体化、统一化了,历史强权以政治化的面孔从容地主宰着一切。而到了八九十年代,在改革开放的多元化背景下,随着社会价值体系在颠覆与重构过程中所出现的必然性断裂,民间欲望的疯狂增殖又衍生为历史强权的另一种怪胎,它看起来挣脱了意识形态的阴影,却又打上了非理性的本能式的印痕,由此而导致的结果,便是那些符合人类文明进程的、理性的现代性观念再次受到挑战。所以,李颂国的悲剧,不只是躯体的残疾所带来的成长的困厄,更重要的,还是他那精神上自幼形成的残疾,以及这种残疾在成长过程中所爆发出来的各种匪夷所思的力量——这才是人物的悲剧根源和小说的审美内核。 正因如此,《长势喜人》在演绎李颂国屈辱命运的同时,其实也是通过权力形式的不断更替和变化,倾力剥示了人物在内心成长过程中的全部精神真相,即,一种非正常、非科学甚至是非人道的历史存在对人性的扭曲与褫夺。这也意味着,这部小说绝非一部单纯的个人命运悲剧史,而是一曲精神与肉体的双重挽歌,个人与历史的双重挽歌。它使我们看到,李颂国的肉体残疾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他在精神启蒙的重要历程中,逐渐被各种无序的畸型观念所异化、所扭曲;极度匮乏的物质生活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他在寻求尊严和理想的过程中,总是被一次次看似偶然却又必然的生存事件像玩偶一样将他摔来摔去。他当过小饮料厂的工人,做过清洁工、面点师、不法商人的仓库管理员、偷偷拉客的摩的手、传销商手下的潜训师,赢得过一些极小的人生安慰。可是,每当这些安慰进入他的生活中,甚至有可能融入他的内心情感时,就会发生巨大的错位,甚至成为一种尖锐的伤害。譬如女同学王婵对他的关怀,夏姐对他的爱抚,苏文兵对他的理想启蒙,最后都成了扭曲他灵魂的一记重拳,并迫使他永远匍匐于别人怜悯与嘲讽的目光之下。这种不断被颠倒的现实生存,决定了李颂国以及那个时代的人都只能以这样的方式成长着:“我们生来不是为了学会爱,而是为了学习仇恨。”因为人性中最温暖的爱早已大面积地缺席,只有仇恨和伤害在无边的精神旷野中疯狂地成长。理性,道义和尊严,这些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品质,这些被现代性反复注释的标本,都被历史以各种诡秘的手段,从人们的内心深处陶洗得干干净净。 在无爱的仇恨中绝望地成长,在伤害与被伤害的怪圈中漫无目标地巡游,这是那个时代的存在真相,也是这部小说之所以具有挽歌意味的内涵所在。它是个人的不幸,更是历史自身的不幸。小说中有一个异常稀见的细节,即,本来已残败不堪的李颂国,在成为潜训大师后还遭到了苏文兵的报复,并被割去了生殖器,成为一个地地道道的“阉人”。而他内心的精神谱系,也因为时代的变迁而变得欲望横生,并远离了理性的道义与尊严,同样成为一种心灵的“阉人”。它们互为隐喻,又彼此彰显,并共同指向历史强权的荒谬。这种极致性的叙述策略,使得《长势喜人》里所呈现出来的那些看似生机勃勃的生活现场,都像吃过“摇头丸”一样,具有一种难以理喻的潜在张力,让人不寒而栗。 事实上,这种个体精神和历史强权的挽歌,同样也隐含在整个小说所有人物的命运之中,浸润在整个历史的语境之中。李淑兰由疯而死;曲建国由政治恐惧而自杀;李树亭从卑微的老工人一跃而成为君子兰时代的财富代表,最后却在绝望中自焚;林小曼在无望的情爱中放纵自己;曲薇薇在迷惘中彻底地失去自我;赵剑苹对李树亭的物质化奉迎;苏文兵在政治理想与现实恐惧中的神出鬼没⋯⋯这一切悲剧性的生存景象,都无一例外地与缭乱的历史构成了潜在的呼应,并成为无序的历史对人性戕害的自然见证,也是历史自身不幸的具象化演绎。同时,他们又像小说中反复出现的五七湖和地质宫广场那样,既承载了主人公李颂国的某些欣慰,又埋藏了他的无数痛苦;既是他生命中一个个不得不依恋的情感符号,又是他意欲颠覆的一个个没有尊严的梦境。尤其是当李颂国成为潜训师后,他的那些煽动性的演讲,看起来似乎是他的全部人生理想和生命激情的辉煌爆发,是一曲曲对抗命运、寻求尊严的理想赞歌,而从本质上说,其实是他对历史和命运的激烈控诉,是他为自己无望的命运支撑起来的一道虚拟的理想光环。它所折射出来的,却是对我们在启蒙与救赎的道路上艰难行走了将近一个世纪的脚步的沉思。 作者曾说:“小说家的职责是发现困境和矛盾,更重要的是有时代特征的精神困境,如果运气好的话,他会和笔下的人物一起找到一个真实和可信合理的向度,然后提示给读者,引起他们的思考。”为成长而哀歌,为历史而哀歌,这是《长势喜人》的真实内涵,也是作者叩问历史之后,向读者发出的一声沉重的喟叹。它在一种十分轻松、甚至不乏诙谐的话语中,在苦中作乐的狂欢式氛围里,展示了李颂国等一代人的精神苦难史。它以异常复杂而又无须置疑的方式,将一个个生命从容地纳入自己奇特的精神轨道,并使我们怵目惊心地看到:“痛苦和欢乐一样都不是不可忍受的,它甚至能变成一种习惯而成为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面对这种充满悖谬的生存现实,我们将何去何从? 无论是启蒙还是救赎,我们所要行走的路途,又将是如何的漫长和艰辛? 原载：《当代作家评论》2005 年第1 期 原载：《当代作家评论》2005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