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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过朱天心的人，会对这句话深有体会:以貌取人，是极其危险的。用在朱天心身上，这种危险又具有双重性质，其一，尽管她外表温和，可内心异常坚韧；其二，眼神纯净、轻声细语的她，文字却“凶猛”甚至“残酷”。作家阿城就曾把朱天心比作“哪吒”，说她的敏感是“强悍的”，有种“眼里揉不得沙的气质”。 今年年初，在新作《初夏荷花时期的爱情》里，朱天心再一次把对书写对象“抽丝剥茧”的本领淋漓呈现。有人说，这应该是一本难以被太年轻或脆弱的人理解和接受的书。在肉体的衰败、与时光搏击的痛楚以及爱的消逝面前，“相濡以沫”这样的话语显得过于轻飘。 书中，朱天心“残酷”再现了一对年近60的中年男女的情感危机，为这对“没打算离婚，只因彼此互为习惯，感情薄淡如隔夜冷茶，如冰块化了的温吞好酒，如久洗不肯再回复原状的白T恤的婚姻男女”探索可能的出路。可是路在何方？“如果我在18岁以前，又基于对作者的喜爱，那么看了这本书以后，我会吓得一身冷汗，会认为这是我一辈子看过最恐怖的一部小说。”台湾作家张大春如此评价。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朱天心也说，我从来不敢，也没有任何把握去给处在婚姻中的男女开方子，连我自己都充满困惑，能把病症很清楚地呈现出来，已经觉得很不容易。 “写我们这代人，我会逼自己不能手软” 初写《初夏荷花时期的爱情》，朱天心只是想“轻松”一下，在此之前，她一直在准备一个大题材，写台湾近三十年来社会政治的剧烈转变，这段时期也是她成长并认识社会的过程，是她一直想写的题材。可是每次下笔总感觉失败，又搁置。“尽管那是我最关注的题材，可在生活中还有很多吸引我的人和事，我就先给自己放一个假，写一个相对轻松点的话题。” 一开始，她想像其他作家一样，把笔下的人物当作白老鼠，给他们设定条件，看他们会有怎样的反应。“每个作家到了我这个年纪，已经不知道玩弄过多少自己笔下的人物，这样的玩法，我一直都没有尝试过，这样写一篇，找回一些手感，找到写东西的乐趣。” 然而个性终究无法改变，一旦动笔写作，朱天心就不断地给自己设置困难，“不想让自己好过。说到底，把笔下的人物当棋子一样放来放去，不是自己擅长的。这也不是真正的乐趣。”她也知道，处理中年夫妻的情感状态，最通常的做法是让他们有外遇，“这样似乎比较合乎人性，会比较好写。”可她却写了这样两个人:没打算离婚，只因彼此互为习惯，感情薄淡如隔夜冷茶，如冰块化了的温吞好酒，如久洗不肯再回复原状的白T恤。这样的情感该如何处理？ 朱天心说，写作的过程也是一种解密，我也想知道事情往前推，是怎样的局面。写这本书之前两三年，她身边的大学、高中同学，都在“疯狂”地举办聚会。“大家都可以说是濒临退休的成功人士，可是我常常在聊天过程中，看到一些女性‘恍神’(婚姻中中年女性的普通精神状态)。我写的时候就是探索这种‘恍神’到底是什么。”她还发现，在聊天过程中，女性很容易谈起自己的情感和现状，从结婚到生小孩再到教育孩子直至目前的状态，话题不断翻新；而男性谈论的永远都是政治、NBA等等，永远不会谈自己。“人慢慢变老是一个话题，可我更关注的是男女‘老法’的不同。” 朱天心表示，书中有一些残忍的窥探。真正的生物界，不允许有老年的存在，只要一衰老，立刻就会被自然淘汰。大概只有人，基于道德，会有老年的存在。“而且会老很久，从60岁到80岁，到更老，并且人都是在场的，会出现比书中还要夸张的衰老。”她让人们看到的是，受社会制度、法律、道德保护的婚姻，到最后还是孤单一个人，不管你身边是否有伴侣有家人，还是要面对那种孤单和寂寞。人生也不过如此。 “我是不敢，也没有任何把握去给处在婚姻中的男女开药方，我如此认真地生活，也充满困惑，能把病症很清楚地呈现出来，我已经觉得很不容易。”朱天心说，这次写作有点想对下一代说话。“对下一代的批评，我不怕‘下毒手’，我也不怕被人说我老了，因为批评下一代会表明你老了，或者保守了，或者退缩了。这些我完全不考虑。可是我会给自己一个先决条件:要对他们‘下毒手’，就必须敢对我们这一代狠心，比如写更年期，我会逼自己说不能手软，尽管里面有一些设身处地的同情。” “作为作家的那份焦虑需要我们细心呵护” 《初夏荷花时期的爱情》是朱天心自小说集《漫游者》(2000年)出版十年后完整出版的一篇六万字左右的小说。“为什么这么多年我写得很少，很大一个原因就是我怕重复，不想重复自己也不想重复他人，这个要闪那个也闪，连自己都要闪，就会没多少路可走。这是个风险，我宁可冒着写不出来的风险，或写得很少，也不愿意变成很多我觉得很可惜的作家。”她说，这一路走来，感受特别强烈，看到前行者或同伴，一个个因为各种现实的原因倒下去，或走在别的路上，觉得很可惜。“我不想做那样的人，尽管他们曾经很有才。这些人好像一条河流，让你筑起一个堤防，提醒自己不要走到那条路上。” 17岁时出版的第一本书《击壤歌》一版再版，卖出几十万本，可之后朱天心立即转向，不再延续《击壤歌》已经成功的路数，“其实十七八岁青春的状态还没有写完，可我不想再写了。我会觉得再写就是在讨好、取悦读者。因为他们已经告诉你喜欢什么了。我觉得只有当背向他们，不听这些声音时，才能专注地走自己感兴趣的路。” 写作对朱天心的意义也“一路都在变化”。“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我因为无法被驯服，所以不愿和大多数人一样循规蹈矩地过活，而且我选择了写作，我不知道它们之间的先后关系，我想它们应该是互为因果的，我和大多数人在认知上的差异多年来一直是我写作的动力，写作也满足了我这种不吐不快的感受。” 1980年代末，朱天心开始关注社会、政治，从《想我眷村的兄弟们》一路走来，她把对现实的独特关注看作写作者的责任，“我觉得那种完全不接触现实政治的态度并不能对抗它或拒绝它，那只会使人变得无知，连判断一个信息的是非能力都没有，容易被别人牵着鼻子走。”“当我的看法和大部分人都一样时，就是我不用写作，可以放心去过活的时候了。” 然而，随着年岁的变化，近些年她有时也会“感到彷徨，因为选择和大多数人不同，就要承担这种不同所带来的非议、痛苦以及折磨。在自己三四十岁时那种想用文字影响人、触动人的冲动现在会慢慢变少。因为在看过了太多生活的艰辛与不如意之后，人往往就会变得比较容易原谅。我现在反而担心自己会丧失这种焦虑。当焦虑和愤怒减少，就好像是身上的炸药被拆掉了。我觉得，作为作家的那份焦虑其实是需要我们细心呵护的。” 原载：《文学报》2010-08-12 原载：《文学报》2010-08-1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