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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敏的乡土小说给人相当深刻的印象。她的“东坝”系列作品以苏北平原为地理背景，对这块土地上的人与事、乡风与民俗作了诗意的描绘，这些小说最大特色就在于对善与温情的一厢情愿的表现。鲁敏说，这些“具有传统风味的小说，寄托了我心目中‘温柔敦厚’的乡土情怀”，“那片沉默寡言的土地上，有着狡黠、认命亦不乏趣味的人们，有着静海深流的情感与故事，有小谎言，小感伤，小爱情以及小小而珍贵的‘善’”(《我是东坝的孩子》)。典型者如《逝者的恩泽》，让我们看到东坝人的朴实、淳厚与宽容，红嫂的大度与慈祥，古丽的坦荡与爽朗都足以荡涤尘埃，而陈寅冬的死，如他所愿，最终成了普惠亲人的“恩泽”，每个人物都在以各自的方式演绎着人间的温情。这种充满着美丽人性的理想国在《纸醉》中也得到了诗意的描绘，一个身有残疾的姑娘，一对淳朴、聪明、勤劳的兄弟，一种古老的民间艺术，一段懵懂的青春情愫，鲁敏以精细的白描一样的笔调为这个世界书写了似乎远在天边的童话。 在鲁敏的潜意识里或许存在着一个城乡对立的结构，虽然这种结构并未超出自浪漫主义以来城乡的语义模式，但这只不过再次证明，这一语义模式的经典性以及它对当下阐释的有效性。我们看到，鲁敏总是情不自禁地为东坝打上温情脉脉的色调，而一旦涉笔城市，立即变得冷峻起来。鲁敏有一篇被频频提及的、几乎成为当年流行语的作品《暗疾》，小说以一个大龄女青年的婚姻为叙事线索，而作品的兴趣则在描写各式人物心理与生理的病象与癖好。确实，在鲁敏的小说中，许多人物都是有病的，便秘、呕吐、无法理喻的记账癖、购物狂、窃物症、退货强迫症等，这些都是鲁敏观察的兴趣所在，她就如同她作品《取景器》中的人物唐冠一样：“我需要一下子发现拍摄对象与众不同的东西，那隐藏着的缺陷，那克制着的情绪，那屏蔽着的阴影部分。”在这方面，鲁敏使我们想起存在主义，想起精神分析。如同弗洛伊德与福柯一样，鲁敏常常从生活的异常入手，从那些怪异的人物言行入手，去解读那背后的心理世界与精神轨迹，为当下的这个世界寻找可信的诊断。《取景器》《墙上的父亲》《羽毛》《细细红线》等都可以作这样的分析。 《颠倒的时光》也是鲁敏影响较大的一部中篇，发表的当年即成为一个话题，它在虚构的作品里较为熟稔地探讨了生态问题。作品写东坝一对小夫妻种植大棚瓜果的故事。在作品中，我们记忆中的自然节气不见了，传统的农事与生活方式不见了，广袤的田野上，是清一色的白花花的塑料大棚。这样的变化意味着人工取代了自然，技术取代了诗意。从表面上看，《颠倒的时光》并没有什么生态矛盾，但背后的东西是很多的。城市人口急剧膨胀，食物消费需求增大，原先的种植方式根本满足不了，而农民需要增加收入也必须适应市场，这就是现代农业工厂化、订单化、规模化的动因。作品中的男主人公木丹通过种大棚富了，但快乐也没有了。小说告诉人们，我们丢失了自然的规律——植物对时间的选择，丢失了祖祖辈辈与自然相呼应形成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忘记了人的身体在不同时间对植物的吁求，忘记了植物在不同季节如约而至的形状、色彩——它们本来是人类生命的记忆。与通常的生态小说不同，鲁敏并不是想指责什么，也不给人什么肯定的答案，因为农村与农民身份的转型已经是不可逆的了，她关注的是这种转型给人的生活，特别是内心生活所带来的影响。 城市与乡村、传统与现代、人与自然、纷扰的现实与我们的内心……鲁敏以她的敏感、好奇与活力带给人们太多的话题。作为一个近年来影响越来越大、越来越令读者喜爱的青年作家，鲁敏的中短篇最显著的特色有两点，一是小说所显露出的俗世情怀。鲁敏的大部分作品描绘的都是世俗生活，是物质化时代的生活，她以此岸的俗世幸福理想为参照，反映据此产生的欢乐与痛苦、现实与理想等等矛盾纠结。2004年，鲁敏以《男人是水，女人是油》引人瞩目。三个家庭，原先是同学，现在还是朋友，但到了小说的结尾，这样定期聚会的朋友关系再也难以存续下去了，美好的事物正在逝去，纯洁的意愿越来越成为奢望。鲁敏的叙述是家常的，但这家常的叙述具有硎石的锉力，它使得一切光洁的东西失去了光质，它又如刀子，在挑剔砍削中为生活塑形。《墙上的父亲》叙述了一个母亲与两个女儿的日常戏剧，艰难岁月中母女捡着菜叶度日，为了“搞”(偷)一只鸡蛋、几根胡萝卜、几个土豆，费尽心机却又乐此不疲，而母亲为了借得一丝外力，不惧游走刀锋，利用男人暧昧的心理。至于在女儿择亲选婿上，母女的心事更是一言难尽，外在的面子，内心的算计，无尽的欲望与可怜的尊严，让人不得不惊叹鲁敏这个七十年代人对庸常生活游刃有余的把握。 相比起这些烦恼与绝望，《笑贫记》《超人中国造》似乎让人感到更多的暖意，小说的叙事语调也相应地要显得活泼与俏皮一点。《笑贫记》是一个城市市民的生活写真。邵丽珍原先在工厂幼儿园做生活老师，下岗后被招聘到一家幼儿园重操旧业。丈夫李大海是一家公司的保安。最让他们操心的儿子在一所旅游职业高中读书。邵丽珍夫妇朴素、节俭，他们没有什么远大理想，也不企羡那些如过江之鲫的城市新贵、老板官员，他们只想明天的日子能比今天好一点，希望自己的儿子能找到一份工作，按部就班地延续他们的人生。邵丽珍热衷于砍价，赶集似的获取那些促销活动的赠品，当雇主给她一千元的工资，她便惊讶得不知所措。李大海的秘密就是每天到他们单位的隔壁买体彩，希望能有一天中一个大奖。怎么说这也是一个典型的市民家庭，但就是在他们身上，人们可以看到许多快乐、温情与无伤大雅的狡黠，甚至会受到感动。 而《超人中国造》里刘传强的幸福则是虚幻的、想象的，是连他本人也不相信的。刘传强是南方一家玩具厂的仓库保管员，“矮小、没钱、被女人抛弃、拖着个来历可疑的孩子”，又被撞跛了脚。但是他却意外地给他人带来了幸福和成功，在同是底层挣扎的人们看来，刘传强简直就是个超人。其实，刘传强并无能耐，他的失败多于成功，失意多于得意，梦想多于现实……但这并不妨碍他对生活的追求，甚至，并不妨碍他的幸福感与成就感。鲁敏试图探寻普通人，那些被抛掷到底层与边缘的人的活法。鲁敏说，起先是她给刘传强编故事，“我想在全球化工业的大流水线上，写这么个薪水微薄的小工人，在最无奈最贫贱的一碗水里，他仍然能有声有色、收获鱼虾与浪花……写了一小会儿，我就发现，是刘传强他在代表‘城市平民’们给我编故事了，他天生就是那么个人：知足的、小聪明的、自不量力，却又无限乐观的。这种天性，像苇，看上去那样弱与细，随时要断的样子，可是不，人家很韧的，结实着呢！”她进而说：“许许多多跟他一样的‘中国式超人’，都是这样的，在他们小小的角落里，用他们小小的智力与努力，像锄草一样，锄掉各样的烦恼与折磨……”(《我有一个梦》)可以说，鲁敏是在对当下生活进行断层扫描，它的每一个层面、每一道皱褶都在鲁敏的小说中成像。 鲁敏中短篇的第二个特色是对小说传统的尊敬和继承。小说的传统很多，书写世俗生活就是中国小说的重要传统之一。对意义与价值的发现，对精神的叩问也是小说的伟大传统。鲁敏从来不回避对意义的书写，甚至，为了保有小说的亲和力，她会将作品的语义努力表达得更显豁，更集中。鲁敏的每一篇小说几乎都有一个“想法”，这些想法起于她对生活的观察与思考，实实在在地来于带着温度的生活现场。也许，有些想法并不新鲜，但它们却是与当下生活水乳交融的，是以鲜活的生活显现出来的，是在人们眼前心中的，比如《正午的美德》对宽容的演绎，《企鹅》对梦想中爱情的快乐追求，《离歌》中对死亡的化解，《在地图上》对想象中生活的迷恋，《铁血信鸽》对庸常生活的超越等等，都在活泼泼的叙说中让人有所领悟。《细细红线》中的人们渴望“生活在别处”，女主人公在市图书馆工作，但对这种文雅、规律的生活，她开始厌倦了，于是忽发奇想，午休时跑到肮脏、嘈杂的小餐馆打工、洗碗、端盘，与底层农民工们一起在汗渍油污中大声地说话，将手臂烫得通红，在这种匿名的生活中，她获得了自由与快乐。而男主人公是电台的名主持，但同样厌倦明星的前呼后拥的生活，于是，两个人走到了一起，并且约定只以游戏的方式对待这场情感。近作《惹尘埃》在社会诚信问题的大背景下对人与人的关系作了透析，肖黎因丈夫的疑似出轨和“单位”对丈夫意外死亡“善意”的虚假解释而崩溃，她再也不相信真实，社会、人与人、万事万物，一切的一切都是虚假的。不但自己，她还教育儿子要与这个虚伪和虚假的世界作斗争，然而她这唐吉诃德式的行为在老者徐医生、小伙子韦荣的身上遇到了阻力，问题不仅是他们让肖黎对自己的判断产生了怀疑，让她感到了真与善的存在，而且，好像并不是一切的虚假、欺骗都是丑陋与阴恶，都是阴谋与算计。 鲁敏的小说保持着与普通人的对话关系，对读者有一种亲和力。要维持这样的功能与特质，必须具备许多的元素，比如与当下生活同位的保真度，对阅读期待视野的尊重，性格独特而丰满的人物，以及引人入胜、布满悬念的情节，错误、偶然、惊奇、意外等戏剧因素。《温情咒语》是鲁敏的早期作品，可以说是她戏剧性叙事的开端。丧夫的华群英与离异的陈高强相识了，华群英为陈高强退伍的女儿娜娜找了一份工作，为的是让开放的娜娜不要带“坏”了喜欢她的儿子小白。几番周折，娜娜替本分的华群英的女儿小青找了一个对象，而这个对象恰恰是真心爱她的人，但为求得婚姻与爱情的平衡，也为了避免爱情与婚姻可能带来的沉闷，娜娜决定将她的爱人给小青，自己随便嫁一个有钱的老头子，然后两个人再续前缘。而为了报复这一切，小青又与娜娜的丈夫走到了一起。这样的转述显然挂一漏万，但在小说中，它确实实现了爱情的阴谋，正是这一环套一环的戏剧性叙事解构了爱情，也解构了婚姻。 这样的叙事风格在鲁敏的作品中几乎一以贯之。她的作品不是宏大叙事，相反都是日常琐事，却写得峰回路转，逶迤曲折，戏剧性构思是重要的保障，《白衣》《燕子笺》《风月剪》《思无邪》等是这方面的典型。或许有人会说，鲁敏的这些作品过于戏剧性，偶然、巧合太多，人为的痕迹太重，但是我们不能否认，这些作品确实给人们久违的满足，让人忍不住地去喜欢，并且忆起小说许多被遗忘的本性，这就是小说的奇异性、小说的叙事智力和想象力，在一切都越来越简单，越来越程序化的时代，这种对小说传统的尊重与承继应该是值得肯定和张扬的。不仅日常生活包含着戏剧性，更重要的是日常生活与日常生活中的人们需要戏剧性。 原载：《文艺报》2010年08月09日 原载：《文艺报》2010年08月09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