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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记得一位著名小说家说过，“小说就是回忆”。是的，或者源于自身的生命体验，或者源于社会经历，或者是二者兼而有之难分难解，小说总是一种特别的“回忆”形式，即使是对当下社会的描写，也是或隐或显地具有一种历史感，从历史来观照现实，反过来，即使是对历史的描写，也是由现实体验而回观历史。因此，“回忆”显然就不仅仅是针对已经逝去的事实的本身的描绘或重现，而重要的是把逝去的事实作为思考的对象，表现的同时实际上是提出了一个思想的命题，对历史的一次追问。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回忆”决不是“怀旧”，它的终极意义还是通过追问历史而理解试图获得关于现在，关于将来的思考与认识，所以，一位西方哲人说得好：“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读汤吉夫的长篇小说《朝云暮雨》，使我们想到上文所说的一切。尽管这部长篇小说具有明显的“自叙性”的特征，但我想，这也许是以叙述策略上考虑的结果，作者真正关注的不是个人的经历，而是通过一种个人化的叙述方式，以“回忆”的形式，追叙个人所经历到的国家、民族的一段历史。具体地说，就是小说中叙述的中国社会从本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到六十年代末的近十年的历史。尽管小说以主人公陈晖为中心，叙述了数人在这一历史时期中的悲欢离合，但作者真正关心的还不是具体的人与事，而是这些人与事所体现的那一段历史，为什么那些生活在中国社会下层(小说中主要是县城)的芸芸众生的命运“象大海中一根水草那样任随风浪翻卷”？显然是因为某种超乎具体人事之上的特殊力量，在左右着一切。 而这，就是这部作品的真正的思想主题，是作者思考的所有问题的焦点。 这种特殊力量到底是什么？不是上帝，不是命运!那么，是政治(运动)？—也不是!尽管小说中的一切人与事的问题焦点和动因都有直接的关乎具体的政治，尽管从“反右”刚结束到“文革”，一个政治运动接一个政治运动，所有的人物都在政治运动中沉浮，但是，作者真正着意的并不是表现政治(运动)，并不是把对政治(运动)的思考当作小说的终极对象。在小说中，我们一再读到这样的意味深长的描写，虽然那些主持具体的政治运动的基层政治领导者乃至一般群众，实际上并不理解其政治运动的真正目的和意义，甚至是曲解其目的和意义，然而这又并不妨碍政治运动的目的和意义得到实现。这实在是一个奇特的政治现象。在此，作者并不是从政治学的意义上来思考、表现这一奇特现象，而是意在告诉我们这种政治现象之所以发生，实际上是有十分复杂而深刻的文化原因。我以为这是《朝云暮雨》的思想独特性和深刻性所在。当我意识到这一点时，小说中的许多细节就顿时显得意味深长起来。例如，阵晖离校前夕和中文系总支书记在国际饭店用餐，和陈晖后来与聪在小县城的饭店里吃饭，就构成了耐人寻味的对照；再如，陈晖终于在当地理发店彻底换了一种发型，收起以前在大学穿的服装而换了一套衣服，等等，都向我们暗示着某种言外之意；再如，为什么小说中的大学中文系总支书记是“在哈佛读过硕士学位的”？为什么县城中学的校长和一些有才华的教师都有特殊的学历和出身？所在这一切和那个时代的政治(也是一种文化)气氛不甚融洽的人与事，实际上都是另一种文化的代表和体现，是小说中的主导政治(文化)的“异己者”。因此，小说实际上是告诉我们，陈晖、聪等人的政治命运，实际上是一种文化命运。一方面是尚未被“反右”等政治运动彻底清除的残存的某种文化和小说中主导政治(文化)之间的内在矛盾冲突，另一方面是残存在大都市与高等学校的某种文化和小城镇文化之间的矛盾冲突，而这两种形式矛盾冲突又不是直接表现为文化冲突，而是通过政治运动和政治压力使之政治化，并且由于主导政治的特殊性质和绝对优势地位(作为“主流意识形态”)，这种文化冲突实际上并未展开就以政治形式成为一种文化摧毁另一种文化的(政治)“运动”。这就是陈晖、聪等人的悲剧命运的终极原因所在，也可以说，他们在劫难逃实际上是他们所代表的那种文化的厄运。 这是一个复杂的命题。作者在小说中，处理得十分细致、谨慎。阿淦和马俊是两个独特的人物形象，尤其是阿淦，作者在安排，设计这两个人物的出身和文化教养时，是颇有深意，正是因为这两个人物，作者所要表现的主题思想，才不致于显得简单化，公式化。因为这两个人物分属不同的文化阶层和领域，但却分别表明两种不同性质的文化本身，优劣并非显而易见的，并且不能简单作价值判断。我以为，作者是通过这两个人物告诉我们，每一种文化本身的复杂性。 表现中国当代历史，尤其是“文革”，对任何一个中国当代作家来说，都是一种思想上的考验，也是一个难以回避的思想命题。汤吉夫这部小说写在九十年代中期，使他能够站在九十年代中国文化思想运动的大背景中重新思考如何表现中国当代历史，而不是如八十年代同类题材的作品那样，因为过多地思考中国当代历史的政治性质，而使问题简单化，从而以小说的形式为我们提供了二个重新思考中国当代历史的新的思想视角。我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收获，这部小说的独特的思想性和思想深度，兆示着中国当代小说对中国当代历史表现的一个新的思想起点。 (二) 我曾经十分困惑《朝云暮雨》为什么以相当的篇幅叙述“反右”刚刚结束到“文革”那一段历史，而不是单刀直人地直接表现“文革”(如小说后半部分)。当我从小说中读出本文第一部分所说的思想内涵时，才意识到这是作者的别具匠心之处，是一个十分成功而又耐人寻味的艺术处理方式。 既然“文革”不仅仅是一部政治史，不仅仅是政治运动，那么，它就应当是有由来已久的“前历史”，它就应当是政治和文化演变的必然结果。因此，小说以相当的篇幅叙述“文革”开始前数年的人物的命运和遭遇，正是具有上述思想目的。这样，通过这种叙述，作者告诉我们，小说后半部分叙述的“文革”实际上是小说前半部分矛盾运动的高潮的形式。也就是说，小说后半部分叙述的内容，实际上是小说前半部分叙述内容的最极端的表现而已，其基本特征和形式，早已出现并早已“预演”过了。是的，一场巨大的政治运动并不是突然发生的，不仅有深远的历史原因和历史背景，而且有一个并不算短的历史“序幕”。《朝云暮雨》成功地把这种“序幕”作为一种历史过程，深刻地表现出来了，当我们在小说的前半部分中读到陈晖换了服装和发型，读到陈晖和聪在去饭店的路上所遭遇到的一切，读到马俊和县中校长受到政治处分的经过，我们分明感到，“序幕”即将结束，真正的“演出”即将开始，虽然“山雨未来”，但已经是“风满楼”了。 这显然体现了作者对小说所叙述的那一段历史的一种理解，并且是很有思想深度的理解，而不仅仅是小说的叙述技巧。说到底，从历史观上说，作者这种思想也许算不上十分深刻，但是，就小说而言，作者细致、深入地描写一场更大的历史劫难到来之前的那种“蓄势”的过程，其主动地表现方式和深刻的思想内容，使我们通过小说的艺术形式，对中国当代历史的发展，有了一种新的体会和深入的理解，获得一种新的思想启发。更重要的也许还是，正因为如此，小说的文化观念的思想主题，才得以充分展开。因为《朝云暮雨》中的人物命运不仅仅是一种政治命运与遭遇，而更重要的是一种深刻的文化命运与遭遇，那么，我们就应当认识到，劫难和厄运就不是偶然的，而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不是人为的或者说是源于某种人性的弱点，而是更根本地制约人的一切行为的一种历史文化宿命。 但是，小说的思想主题如此展开的过程体现为一种叙述方式和艺术结构时，思想的表现又反过来成为一种艺术的叙述形式。长篇小说是有一定的艺术结构和叙述方式的，其中的人物性格(特别是主要人物)必须是发展变化的，一定的叙述长度也必须和“故事”(story)的发展获得某种统一。长篇小说的这两个基本要求，在《朝云暮雨》中得到成功的体现，因而使这部小说更象一部长篇小说，符合长篇小说的经典的叙述方式和艺术结构。“故事”的发展，我们在上文已经讨论过了，再谈一谈人物性格的发展变化吧。主人公陈晖由一个年轻的大学生到一位普通师范学校的校长，不仅仅是一种身份的变化，随着这种身份的变化，由于特定的环境压力和政治压力，他的性格也在发展变化。最明显的表征就是我们在上文一再提到的他的服装和发型的变化。这不仅仅是问题的一面，另一面则是变化中不变的一面。这在他和王莉萍关系的发展中得到最集中的体现。他从最初抗拒、排斥王莉萍，到终于接受了王莉萍的感情，到最后彻底地与王莉萍决裂，实质上就是他思想性格在特别的环境中变与不变的自身演变的过程，是他也许并未清楚地意识到的一种内在的自我矛盾冲突。更意味深长的是，这又不仅仅是性格上的原因，而是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因为在小说中，作者赋予他和王莉萍以两种不同的文化的个性，而和王莉萍成为鲜明对照的正是那个冰清玉洁而又终于被毁灭的聪—陈晖最初的恋人，真正的精神上的知音，陈晖和聪更有作者所赋予的文化上的“亲和力”。如果不是误读和偏见的话，我以为，如果陈晖的“变化”使他和聪之间构成某种程度的矛盾冲突的话，那么，陈晖这个形象的思想内涵可能更为丰富，作品的思想主题也就有可能得到更充分的展现，并且，聪的个性可能会更为生动，而不仅仅是一个过于“扁平”的人物形象。 从上述意义上来说，《朝云暮雨》似乎更象一部传统小说，艺术上的现代主义倾向与特征并不明显。其实，这也是作者的自觉追求，因为作者在本书的“后记”明确告诉我们：“我终于决定远离技巧、采取简朴得如同回忆录一样的写法。”任何艺术技巧本身，都不能使作品在艺术上增质；只要艺术技巧成功地实现了艺术创作的思想目的，不论采用何种艺术技巧，都是一次成功的艺术创造，《朝云暮雨》说明这一点。并且，《朝云暮雨》的近似传统的叙述方式，使之具有更质朴的艺术力量，更具有思想冲击力度，因为许多当代小说，恰恰因为过份注重在艺术上花样翻新，反倒稀释了作品的思想浓度，使作品流于单纯的技巧的操练。因此，我反倒更欣赏作者的这种真诚的艺术态度和创作原则。汤吉夫不仅是一位小说家，同时也是一位学者，他十分熟悉现代小说的所有艺术技巧，所有叙述方式，因而，《朝云暮雨》的这种自觉的艺术追求，实际上是提醒我们，小说创作的艺术追求，如何体现为一种理性的自觉选择，叙述方式如何做到和叙述内容的协调与统一。 最后，应当强调指出的是，本文开头所谓的“回忆”，与作者在这部小说“后记”所谓的“回忆录”叙述方式无关，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概念。我们也不应该误解这部小说的开头和结尾部分的“现时态”叙述，仅仅是作者采取“回忆录”叙述方式的表征。相反，我更相信，这种叙述方式，使我们在小说一开始，获得了一种对小说所要叙述的主要内容进行观照的理性的距离，而且，也正是通过这种叙述方式，小说明确告诉我们，作者对已经逝去的历史的追叙，是一种反思性质的叙述，具有明确的历史意识。这样，叙述方式和作品的思想主题就获得了统一。因此，这实际上是一种“大巧若拙”的叙述方式，也是“大巧若拙”的艺术追求。 原载：《小说评论》1998年第2期 原载：《小说评论》1998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