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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藏族作家朗顿·班觉的长篇小说《绿松石》[1]以一颗绿松石头饰为线索，叙写了班旦一家三口曲折、复杂而又悲惨的命运人生，涉及了西藏各阶层的世态人情，触摸了西藏斑斓的民俗仪礼，为我们打开了一扇了解藏民族、藏文化的窗口，同时，它对复杂人性的探索，可谓达到了福斯特所说的，小说应具有的最高要素——“对真理的体认”。确实，这部用藏语创作的长篇小说，作为西藏传统文学与现代文学的分水岭，其特殊的艺术价值，值得汉语读者来进一步确证。 必须承认，这部小说的线索——“绿松石”找得好。线索作为结构一部作品的主要脉络，它的存在，可以说，将关系到作品的核心品质。绿松石，一种宝石，一般藏民多用来护魂、定情、祈福，而在邪恶之人手里，它就成了淫邪、升官、发财等用途的媒介，“绿松石”这颗宝石如同一颗试金石，在作品中试出的是各种人物人性的方方面面。 而班旦一家相遇“绿松石”后，牵涉的是一个关于虔诚、忠贞、知恩、报恩的故事。当班旦的爷爷到岗仁波钦神山朝佛，在玛旁雍措神湖中舀圣水往头顶上浇时，从湖水的泥沙中舀出了一块精美的绿松石，在场的人看到后，都夸那块绿松石是世间难见的好玉，班旦的爷爷当时是这样想的：“这块绿松石，可能是哪个朝湖的人从自己脖子上摘下来献给湖神的，现在被水冲到岸边来了……他想，别人拿这么贵重的绿松石献给湖神，我又怎能拿走？他对着圣湖大喊道：‘神湖啊，我是个贫穷的人，没有任何东西献给你，我把这块捡到的绿松石，当做我的贡品还给你，请您收下吧！’”这一“捡”一“献”，写出的是班旦爷爷对圣湖的虔诚和心灵的无私。当他正要把这颗绿松石扔进湖里时，一位康区来的喇嘛叫道“喂、喂，这块玉不能扔！”，说着，他拿过玉，端详了良久，对班旦的爷爷说：“玛旁雍措乃是空行刹土，你前世积德行善，这是湖神金刚瑜伽度姆赐予你的，你可将此物作为你的护魂宝石。”于是，班旦的爷爷就把玉石收起来，戴在了自己的脖子上，从班旦爷爷这一“收”的举动来看，戴绿松石是为了护魂，既没有触犯佛戒，也不是贪妄之举，这一“收”之举，与私念无关，也是虔敬的。后来，班旦的爷爷回到扎嘎县家里，结婚时，把这颗玉石送给了班旦的奶奶；再后来，班旦的奶奶在班旦的父亲十五岁时，又把这颗玉石送给了儿子；又往后，班旦的爸爸把玉石送给了班旦的妈妈；再后来，这颗绿松石要遭县官掠夺，班旦的爸爸依照班旦妈妈的临终遗愿，把玉石献给佛祖，祈求佛祖保佑班旦一生平安幸福，这一“献”，又表达了班旦一家人的知恩图报和忠诚虔敬。 可以看出，这颗绿松石在班旦一家人的更手交接中，始终是与虔诚、忠贞、知恩、报恩的情感相联系的。 在小说中，代本大人和色珍啦相遇“绿松石”后，牵涉的是一个关于淫邪、欺瞒、伪善、贪婪的故事。“绿松石”何以会给班旦一家人带来灾祸呢？主要是因为代本大人的淫邪所致。二十多年前当代本大人在山南扎嘎县担任宗本时，他看上了班旦母亲头上戴的这颗“绿松石”，并千方百计企图把它弄来献给情妇色珍啦。他用交换、抵债、嫁祸等方法，终于使得班旦的父母坐牢，受尽严刑拷打，从此一家人天各一方，音讯杳无。后来，代本大人又与扎拉的妻子色珍啦通奸，生下了扎拉名下的一个女儿益西康珠，厚颜害众；为了巩固自己不生育的妹妹——噶伦夫人在噶伦府的地位，不惜诱骗班旦的姨妈玉珍，使其怀孕，谎称妹妹“怀孕”，接在自己家保胎安胎半年，偷梁换柱，瞒天过海，把自己和玉珍所生的孩子——晋美扎巴送给妹妹的丈夫噶伦大人，代本大人的势利和伪善，一目了然。色珍啦也是一个沽名钓誉、自私自利的人，当她看到益西康珠一天天地长大，又为女儿的婚姻操心时，她的出发点是要攀高枝、图名利，她让女儿违心地与噶伦大人的儿子晋美扎巴接近，势利而虚荣。而噶伦大人面对“绿松石”时，扮演的是一个迂腐而又无力回天、颇具讽刺意味的角色。他整日在三界众生之冠、先知圣人的达赖喇嘛左右侍候，肩负神圣使命，可谓位极人臣。为了给多灾多病的儿子晋美扎巴找一块护魂宝石，他利用职权以划拨两座庄园的承诺做交换，让米本大人帮忙寻找，这暴露的是西藏贵族阶级的腐败。而当噶伦大人从班旦、德吉处了解到了代本大人和色珍啦对他的瞒骗、欺诈后，他也曾恼羞成怒，但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已经形成，所以当班旦再回噶伦府致谢噶伦时，代本大人、色珍啦、米本大人等又都聚集在噶伦府为晋美扎巴少爷身体康复做欢庆宴，噶伦府又一次成为这个复杂利益群体沆瀣一气的地方，所以，噶伦府在遭遇“绿松石”后的经历就特别具有反讽效果。 如果说，“绿松石”是一个绳串，那么，“班旦家的故事”、“代本大人——色珍啦的故事”、“噶伦大人家的故事”就像一颗颗冰糖葫芦串在“绿松石”这条绳串上。这几个故事本可以单独成篇的，但作者朗顿·班觉以其丰富的生活阅历和广博的社会知识，将上个世纪二十、三十年代西藏社会上至噶伦、下至乞丐的生活杂糅一起，以“绿松石”为线索，展示出了西藏社会的各个方面，揭示出了复杂的人性。法国作家左拉说，“小说家最高的品格就是真实感”，朗顿·班觉通过“绿松石”将西藏各种人物有关虔诚、亲情、淫恶、仇怨、利欲等各色情感勾连成篇，它所呈现出的人性的真实，有社会学层面的，也有人性自身不可更改的逻辑层面的，可谓写出了人性那幽深而精微的一面。很多民族题材小说，多着重于民族风情的展示，或宗教学的探究，难以触及人性所固有的一些根本难题，但《绿松石》不同，它是有深度的一种民族话语的书写，尤其是它所写的内在的人性图景，超越了很多同类题材的作品。 二 每个人活在世上都与各种“利”相关，“利”就是好处。每个人在本质上都是为己的，当然，说人性为己并不是在贬低人，它只是人性的一个事实而已。自私的人性非善也非恶，只是相之于了他人、社会后才有了善恶之分[2]。英国哲学家兼经济学家边沁和米尔提出的“功利主义”哲学认为：一种行为如有助于增进幸福，则为正确的；若导致产生和幸福相反的东西，则为错误的。幸福不仅涉及行为的当事人，也涉及受该行为影响的每一个人。 《绿松石》中的人物也面临着各种利益选择：班旦的爷爷在喇嘛的劝说下收戴绿松石，是企图护魂；班旦的爷爷结婚时将绿松石送给班旦的奶奶，是为了表达纯真的爱情；班旦的奶奶在班旦的父亲阿巴平措十五岁时把玉石送给儿子，是为了祈福儿子平安吉祥；班旦的爸爸在结婚时又将玉石送给班旦的妈妈，也是为了表达爱情忠心；班旦的爸爸依照班旦妈妈的临终遗愿把绿松石带到拉萨献给释迦牟尼佛祖，以祈求佛祖给予儿子一生的幸福，这是一种善念；当班旦得知德吉的父亲去世时，把绿松石又送给德吉，它所见证的也是真挚的爱情……从班旦一家几代人相遇绿松石、交接绿松石的行动中可以看出，班旦一家几代虽是贫寒人家，却从未因绿松石做过什么非分之事，而是将绿松石看成是护魂或祈福的吉祥物。而在另外一些人看来，绿松石映照出的却是贪念和自私：代本大人（当年的县官）看上班旦母亲头上的绿松石头饰，企图据为己有以送给情人色珍啦，然后用交换、抵债、抓人、苦刑等方法胁迫班旦一家人就范，此为淫欲和私欲所至；色珍啦收留班旦父子俩的初衷，一是想随丈夫的意，二是想得到班旦这样一个不花钱的好劳力，三是想再赚得一个好名声，她为求名求利，是一种伪善；色珍啦假借看望米本夫人，实则驻留于代本大人家与代本幽会，这是背叛丈夫的行为，是淫邪；色珍啦打造女儿益西康珠，想攀龙附凤，不惜违背女儿的意愿，不择手段让女儿与噶伦大人家的儿子晋美扎巴交往，而实际上晋美扎巴和益西康珠是同父异母的兄妹，这是虚荣与势利之心作怪；代本大人为了维护不生育的妹妹噶伦夫人在噶伦家的地位，诱奸班旦的姨妈玉珍，又假借孩子夭亡，并谎称玉珍是疯子，偷梁换柱将孩子送与噶伦大人，这种恶，甚至殃及到了后代；当代本大人知晓班旦要找的仇人就是他时，不知悔过，变本加厉，派仆人旺杰追杀班旦，蓄意杀人，罪加一等；当噶伦大人从班旦、德吉交给他的代本大人写给色珍啦的情书密信中，知道自己的儿子晋美扎巴原来是代本的儿子后，也曾震怒，但一个牢固的利益群体已经形成…… 我不想简单地来判断《绿松石》中这些人物的选择是善还是恶，而只想看看当《绿松石》中的这些人物在面临现实功利选择时的行为是不是妨碍了他人，“人只有把自私当作维护自己生存、发展的原动力，而并不妨碍他人的生存、发展时，‘人性自私’才同时也是善的……也就是说，只有当某人的自私妨碍了他人的自私时，才谈得上是恶，只有当某人在自私的同时又尊重或有利于他人的自私，才谈得上是善”[3]。代本大人、色珍啦、米本大人、噶伦大人等人，无论在追求有形的利还是无形的利时，总是以侵犯、践踏他人之利为代价，而且此中的贻害还常常以自戕（即所谓报应）为代价，这或许就是所谓的恶果吧。而班旦一家、给班旦父子提供过食宿的四十多岁的妇人、收留班旦父子的扎拉老板、协助班旦父子的扎西、德吉父女等人在祈愿或互助相帮，则展现了善的力量。或许，善恶本就难分，但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学所要穷究的，终归还是人生的大道，在这大道上，善与恶，正是最为基本的母题之一，由善和恶，洞悉的何尝不是人性的某种痼疾？以及人性中还残存的希望？ 《绿松石》用一种近乎笨拙的方式，以不同的人对于“绿松石”的不同反应，写出了作为一个人，面对利益和现实时那种根本的冲突。它既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也是一种人与自身的冲突。那些古老的贪念，那些在利益面前亘古不变的嘴脸，还有那些本真的善良，无论在哪一片大地上，或许都是一样的。朗顿·班觉写的是藏族，其作品的根底，写的其实是人类的本相。 三 在上个世纪二十、三十年代的旧西藏社会中，以噶伦大人、代本大人、米本大人甚至包括色珍啦等在内的人群，是旧西藏的强势群体，而班旦一家、德吉一家，则是旧西藏的弱势群体，这两类人都笃信佛教，可为什么这两类人的遭遇和处境竟有天壤之别呢？ 有论者指出，“藏传佛教除了一切阶级社会所有的共同属性之外，它的特殊性主要表现在宗教势力和地方封建势力在政治、经济方面的紧密结合上。”[4]在《绿松石》中我们也看到，噶伦大人也笃信佛教，否则他不会为多病的儿子晋美扎巴寻找护魂宝石，代本大人在知道自己与色珍啦所生的女儿与自己与班旦的姨妈玉珍所生的儿子谈婚论嫁时也怕遭报应——但是，对于他们来说，现实的利益远远高于佛法，所以才有了《绿松石》颇具讽刺性的结局：得知真相的噶伦大人又与代本大人、米本大人、色珍啦等人聚集在噶伦府，不惜以栽赃班旦是偷走绿松石的盗贼为幌子，假戏真做，欺世盗名。的确，《绿松石》这部作品涉及了旧西藏上下多个阶层的人物和事件，噶伦是旧西藏地方政府中的三品职位，代本属于四品，但这些人大都来自于西藏的贵族世家，“西藏地方政府中最重要、最有权势的职位为他们所控制着，几乎被垄断，因而大贵族实际上占据了世俗贵族官僚结构中的主导地位，组成了一个西藏最有势力的集团”，[5]加上政教合一的体制导致西藏的宗教势力、政治势力、经济势力的紧密结合，这也难怪《绿松石》的结尾是这么的出人意料了。朗顿·班觉的写作，其实贯彻着他对旧西藏社会的深刻反思。 通过阅读《绿松石》，我们对藏教轮回观也有了深思。佛陀说，“卑贱者和高贵者，美貌者和丑陋者，快乐者和痛苦者各依其自业而往生。”但无论是处在什么层面上的人，都应该以“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为宗旨。班旦一家人在得到绿松石后是将宝石用来护魂、祈福的，可是他们现实的境遇却是因宝石屡屡遭殃，他们一家人至始至终的行为可谓虔诚、执着。就连德吉，这个所谓下层人的女儿在对待爱情这个问题时，都有一套纯洁朴素的想法，当她感到班旦对益西康珠和她都有朦胧的情感时，她想，“每个人都应该有一颗善良纯洁的心，但在儿女情感上，若也怀着博大善心，这人间岂不乱套了吗？”若用这话来对比代本大人、色珍啦等人的所作所为，后者的行径的确让人感到难过。《绿松石》最后写到：经历了人生的种种磨难后，两个年轻人（班旦和德吉）的心贴得更紧了，他俩手牵着手，面向东方，走上了一条崎岖的小道。两人越走越远，终于消失在小路的尽头。“一条崎岖的小道”颇具象征意义。但谁来惩戒代本大人、色珍啦、噶伦大人、米本大人他们的恶行呢？一种宗教如果只是用来教化民众、统治人民，只是用来神化自己、僭越别人，这不是这种宗教错了，是掌握、利用这种宗教的人错了。就如佛法上说“持续不断的善业能消除化解恶业的果报”，愿代本、色珍啦、米本、噶伦大人他们也能聆听到佛陀的声音，赎罪吧！——或许，这也是《绿松石》这部小说向人性发出的诚恳呼吁。 (王芳：陕西理工学院文学院） 原载：《小说评论》2009年第3期 原载：《小说评论》2009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