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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冢》是作家陶少鸿从已发表的34部中篇小说中自选出来的第一部小说集。这部小说集无论从题材，还是从它所展示的生活风貌、塑造的人物以及浸淫其间的湘楚风味来看，都显示出了独特的美学特色。 在《花冢》那里，弥漫着、流布着鲜明的湘楚地方色彩和地域文化，或者说，它的每一部单篇作品，都可以看作一幅风俗画。它所描绘的，除了有别于其他地域的山川河流，就是湘楚乡镇中常见的生活图景。那些承传久远的古风习俗，如《龙舟》中的龙舟竞渡，《冲喜》中的冲喜。即便那篇带有旅游散文味的《溯流》，其支撑全篇的骨架，也是湘楚文化中的历史遗迹、掌故、传说以及那条美丽的碧清的沅江水。瑰丽的湘楚文化色彩和地域文化构筑了全书的艺术境界和艺术氛围，并由此形成了《花冢》独具的美学特色。 《花冢》中美学特色更多地体现在人物塑造上。作家对这片蛮荒而神秘土地上的各色人物，总是善于从生命之流的深处把握其性格特征，并采取了双重的审美观照，既有冷静的现实主义的逼视和解剖，又有激越的浪漫主义的夸张和荒诞，有时偏重于前者，有时则用力于后者，二者交织在一块，互为作用，从而使人物立体地凸现出来，显示出特异的光彩。 在这方面，《梦生子》和《皇木》具有突出的代表性。二者都是反映湘楚文化中负面因素的作品。从其批判的深度和广度来看，它们都呈现出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从其表现手法的夸张、神秘乃至荒诞、变形来看，它们又都极具浪漫主义精神和魔幻现实主义特征。《梦生子》在揭示“文化大革命”荒诞愚昧的同时，进一步对湘楚文化中的落后部分进行深刻反省和大胆扬弃，那些个怪诞变形的情节和细节，把诸多难于言表的具有多义歧义的潜意一一表露出来，进而强化和加深了梦生子这一人物形象的内蕴力。《皇木》与《梦生子》有异曲同工之妙。但前者更显奇诡。那个离我们十分遥远的清末采运皇木的酉，其实在作家的笔下，只不过是一种象征、一种历史、一个浸透了封建文化余毒的载体。全篇的题旨便是通过酉这个人物主体性失落的过程，来展示和批判落后封建文化的劣根性和残酷性。 与《梦生子》和《皇木》相较，单篇《花冢》似乎平实些，但理性批判的锋芒不减，仍然具有相当的深度。小说以一个孩子的眼光，揭露了愚昧和落后怎样使他的父亲——一个已经痊愈的麻疯病人被迫走向死亡的过程。父亲的死，是愚昧迷信的群体无意识对一个个体生命的扼杀。父亲的死固然可悲可哀，但整个群体的精神状态更怵目惊心，更可悲可哀。作品所要告诉我们的，就是彻底地改变这种精神状态，并大声呼唤科学和文明。 我们还注意到，作家有一种对原始的、赤裸的强力的偏好，喜爱和善于展现那种强悍不屈性格，那种充满了生命激情的意志力。《鹞河排佬》中的驼背排佬，《龙船》中的李耀庭和黄祥生等人物身上，便燃烧着这种强力强悍的生命之火。驼背排佬是湘楚文化精神正面的积极因素的一个代表。当几次放排失败后，他羞愧已极，准备上吊一死了之。然而，当又一次放排机会来临时，他为了证明自己是一个真正的排佬，一个真正的男子汉，在那条充满野性的白鹞河上，他把他半世的智慧和一个男子汉的生命力全部释放出来。就在排毁人亡的危险关头，他挺住了，他胜利了。作家在处理这个人物时，似乎冷静得出奇，只是用雕刀精细地镂刻他的一举一动，用逼真的描写来歌唱生命之歌。然而，当驼背排佬经历千难万险让木排抵达目的地上岸后，他的驼背竟突然间伸直了。应该说，这是很精彩的一笔，是一种浪漫主义的升化。 在《龙船》那里，情形又有些不同。这里表现的主要不是生命与自然的抗争，而是揉进了更多的社会内容。抗日战争是这篇小说的背景。作品的大部分篇幅都以龙舟竞渡为线索，描写黄、李两大家族的矛盾和冲突。只是到了全篇的最后部分，才写到李耀廷和黄祥生合力与以东山一郎为首的日本兵在龙舟上拼斗。此时，狭隘的家族利益被弃置一起，高居于上的是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纵然悲剧发生了，李耀廷和黄祥生双双牺牲了，但他俩的生命却爆放出最耀眼动人的光芒，整部小说也便笼盖在一种悲壮的爱国主义热情里。 应当特别指出，《花冢》这种对湘楚文化中正面与负面因素的形象表现，这种复杂的有时呈互现对立的人物及其性格的描写，尽管并非当下现实生活的反映，但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讲，仍然有着不容忽视的审美意义和启迪作用。 原载：《理论与创作》1999年第2期 原载：《理论与创作》1999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