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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连科的《受活》虚构了一个完全由残疾人组成的村庄，他们与世隔绝，过着富裕平静的生活。柳县长满怀政治理想雄心勃勃，想从俄罗斯买列宁遗体，在家乡建立列宁纪念堂带领人民致富。受活庄人因为残疾而被组成绝术团，成为柳县长筹钱买遗体的工具，从他们试图“进入世界”之日起，就灾难不断。在经历了一系列非人的遭遇之后，受活庄又不得不回到最初的生活之中。 陈晓明认为《受活》是“中国当代最伟大的小说之一”，原因是它在解决当代文学创作的一些至关重要问题上有着突破性的贡献[1]。王鸿生在评价这部小说时认为，“现实主义或浪漫主义的阅读程式都不适合《受活》，在这部作品中我们读到的既不是客观生活也不是主观生活，阎连科的这部作品是对业已崩溃的‘现实主义’的一种突破。”[2]当然，也有评论家说《受活》是“狂想现实主义”[3]、“超现实写作”[4]；《受活》摆脱了文本实验，“第一次和贫苦人的命运相结合”[5]。面对众多评论，阎连科将自己写作这部小说视为“寻找超越主义的现实”的文学悲壮义举。 [6] 一 作为一部具有开创意义的小说，作者在小说文本构造方面采取了诸多不同于以往的形式，比如在语言运用上，《受活》全部用豫西方言写成；《受活》的章节与页码全都用单数标明，文本中二、四、六、八之类的双数也被尽量回避；《受活》中的人名、地名大多以动植物的名字命名，章节名称是从“毛须”、“根”到“果实”、“种子”，犹如一棵植物的生长；时间采用六十年一个甲子的旧历，明显带有轮回、回归的意思。文本的另一个特别之处，在每个章节的结尾都有一个“絮言”作为补充，与正文互相照应，成为小说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这种独特的叙事模式，恰是本文关注的核心问题。 絮言，简单说就是“零言碎语”的意思。在《受活》中，“絮言”以注释形式出现在小说正文之后。这种絮言从内容看，一是解释文本中出现的一些方言词语，比如：[1]处地儿：方言。即地方、地场。那一处地儿，即那地方、那地场。[2]满全脸：当地方言。满全，即整个儿、全部。满全脸，即满脸。[3]脚地：方言。即地下、地面和靠近眼前的地方。等等。这种注释当与一般的解词无异。二是不解释词义，而是解说与该词相关的事件，交代事情的原委。比如：[1]受活庄，作者用了三页多的篇幅叙述受活庄的来历；[2]社校娃，作者用了两页多的篇幅交代柳县长少年时的一段特殊人生经历；[3]入社和红四，更是分别用了七八页的篇幅，讲述发生在受活庄和茅枝婆身上的历史和人生。这些絮言从位置看，有的位于正文之后，如第一卷第一章列四条（如前所述小说的回目都使用一、三、五、七、九的单数，对应民间以单数为不祥，双数为吉利的习俗。虽为四条，但实际标目是[1][3][5][7]），第七卷第一章列两条（实际标目为[1][3]）；有的则是与以“章”的形式出现，与正文的张目并列，比如第一卷的第五章：絮言——死冷，第五卷的第五章：絮言——入社，第七章：絮言——红四，第九章：絮言——天堂日子，第十一章：絮言——铁灾；如果絮言中还有词语需要解说，那就在后面继续列出絮言，比如第十一卷第三章：絮言——黑灾、红难、黑罪、红罪，后面又列出四条絮言。从采用的叙述人称看，如果单纯解释词义，就简单第三人称叙述；如果是解说相关事件，交代事情的原委，就与正文的语气出现些许的不同，不再是单纯的第三人称，而加进了许多第一人称，比如第一卷第五章絮言——死冷，[5]圆全人：是受活庄人对健康人的敬称，指我们这些不缺胳膊不少腿，非盲、非哑、非聋的正常者。第五卷第十一章絮言——铁灾，[1]铁灾——即指我国大跃进时的烧铁炼钢的大灾难。在耙耧山脉又可以简称为铁灾，与水灾、火灾不同的是，火与水都是自然灾害，而铁灾，却是人灾人祸。 作者抛开正文叙事的线索，把如此众多丰富的内容置于絮言当中，交代受活庄的由来、讲述受活庄的传说、展示受活庄的历史、解说人物的生活经历。由此可见，这些以絮言方式存在的注解部分已经和正文一起成为小说的主体，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很多絮言独立成章，同时在絮言中又以注解的方式继续列出新的絮言，无疑是要引出一个更加广阔的时空背景。所以说这种注释当是小说文本特殊结构化的小说化的注解，而绝非严谨的学术论文的注释。 二 对于絮言这种小说文本格式的特殊功能，我们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出于一种写作技术上的便利，絮言使现实、历史、传说很自如地相互沟通。小说从受活庄受了六月雪讲起，正文部分实际写了三个故事：残疾人屯居的受活庄受灾－赈灾－庆赈；县长柳鹰雀筹划购买列宁遗体－修建列宁纪念堂－失败撤职；受活庄人以残疾人的绝技组团外出表演，挣钱－遭抢－梦醒返乡。这是现实的故事，今天的故事。昨天的故事，历史的故事，则是在正文之后以絮言的形式进入小说。受活庄本是一次民怨沸腾的大移民的产物，但是它却成了残疾人的天堂。传说中的县令宁可砍断自己的一只健全的手，也要在被他描述为天堂的受活庄留下来。茅枝婆是烈士的女儿，曾经当过红军；流落受活庄之后，带领受活庄从无社到入社。然而，入社之后的几十年的苦难和民怨，又使退社成为茅枝婆后半辈子的心愿。她甚至因此忍辱负重地与县长妥协——目的仅仅是拿到一份受活庄退社的文件。退社使现实和历史交融在一起，使正文和絮言两个层面的故事界限不再分明。茅枝婆死了，来了残疾的柳鹰雀，和当年那个途经受活庄的县令一样，今天的县长也通过自残的方式获得了在受活庄生存的权利。正文和絮言均以开放式的结尾呈现在读者面前。作者突破了以完整的编年体的叙事格式把故事呈现给读者的模式，让读者在片段的絮言中自行整理出一个受活庄的相对完整的历史。因此絮言使小说避免了程式化的时间顺序的讲述，借此抛弃了大规模的历史叙事。它以寓言、传说、地方志的亦真亦幻的方式创造了中国乡土社会和历史的另一种讲述方式，也为小说叙事提供了新的空间。 这是一种综合的叙事形态，同时为现时的叙事线索提供历史背景，使之构成与小说主体叙事并行的另一世界，甚至是更重要的世界。没有这个世界，小说的意义将会大为逊色。这种结构，让我们强烈地感到一种社会形态的内在变化。现实和历史交集在一起，故事和故事之间都产生相互影响的巨大的文本张力。一种事物的来龙去脉由模糊到清晰。在“絮言”中，历史，也就是过去的故事直接对现实构成了强大的文本压力。它与所谓正文一起实现着对生活世界、存在的某种“解构”。与《日光流年》相比，《受活》给予我们更多的来自历史和现实的双重敏感。 [7] 第二，“絮言”同时具有文本结构的功能，对一个正在进行完整性叙事的文本加以打断，插入另外的表达，本身具有深意。《受活》是一部书写残缺生活的作品，小说中的人物也多是缺胳膊、少腿、或瞎或聋的残疾人，于是阎连科也有意使之在结构上变得不完整，变得残缺不全。那些“絮言”所补充的内容，主要并不在于把遗漏的、遗忘的和被陌生化的他者的历史全部补齐，相反，它暗示着一种不完全的书写，一种无法被概括和表达的乡土中国的历史。小说不断夹杂“絮言”于正文叙事中，这些“絮言”是对正文的补充与解释，然而，这本身说明，“一旦回到乡土中国的生活状态，回到它的真实的历史中，那些东西是如何难以理解，没有注释，没有说明，现在的阅读完全不知其云。这是对被文化与现代性培养的阅读的极大的嘲弄。”[8]由此可见，“结构不能单单是叙述的另一种方法，它必须是小说内容的组成部分，必须成为小说的血肉，也是小说内蕴的灵魂。它的存在，是小说内蕴的必然要求。”[9]第三，阎连科在这部小说中大量使用了河南方言，特别是那种叙述语式。这种文本带着强烈的乡土气息，带着存在的倔强性向当代社会疾驰而来，令人措手不及。用河南方言写作，作者以为可以和故事背景保持一致，用这些自小就熟悉的地方话来写小说，感觉特别自由。他承认是有意为之，目的是造成“陌生化”和“新鲜感”的效果，造成语言的冲击力，并强调河南地域文化，突出民间立场。“尽管方言写作与当前的消费文化相抵触，但如果没有这样一种语言文化存在，汉语将变得十分单薄。”[10]作者希望能通过方言来丰富汉语写作。陈晓明认为，在文本中，方言的使用本身已成为一种“东西”（元素或物element∕item），构成了作家的一种写作姿态，而不仅仅作为工具和方法论的意义存在。[11]《受活》方言的运用不构成普遍意义的阅读阻碍问题，因为河南方言属于北方方言区，与普通话近似，但对于非北方方言区的读者可能会造成语言阻力，适当的词语的注释也是必要的。 三 《受活》采用絮言的文本格式，我们分析有以下两点原因： 首先，作家本人的一种自觉的选择。“好的结构，在小说中是一种力量，也是小说的血肉。……中国有白话小说以来，长篇小说发展的时间更短一点，白话小说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有结构意义的传统，我们去谈老舍也好，巴金也好，茅盾也好，包括最早的《倪焕之》这样的长篇小说，都是我们说的传统的结构方式。所谓形式，就是讲故事而已，没有任何新鲜的结构可谈。但是，小说结构实际上在二十世纪的世界文学中是非常重要的小说元素。我们仔细去想所有二十世纪的世界文学，尤其长篇，凡是经典的，在结构上都有相当大的不同凡响之处，甚至出现了像略萨这样的一些结构主义大师。结构对于小说的发展，不是偶然的叙述变化，已经到了没有结构就没有小说的地步。而我们今天的文学，必须放在世界文学的平台上去重新考察和写作，不能单独放在我们中国文学的范围之内来说、来写。所以说，结构这个问题，一个成熟的作家就不应该不去考虑，不去实践。尤其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后期，中国已经有许多作家非常明显地意识到这样一个问题，比如莫言、韩少功等。”[12]对于运用“絮言”这一特殊形式来注释正文，这种结构在阎连科过去的小说《日光流年》第一章中也曾采用过，但在《受活》中却用得更多、更彻底。对此，阎连科以为：这样的结构有它独有的优点。故事外的故事、历史事件、民间传说、风俗俚语等等，只要是小说里需要的要素，都可以放入絮言而不对主体叙述造成伤害。打个比喻，现实与历史就像两条互不相邻的河流，有了絮言，就有了桥梁，它们就可以随时分开与汇合，这就使叙述中现实与历史的交汇成为可能[13]。在这里，阎连科是小说文本的书写者，同时又是解读者，他用絮言的方式，创造了一种新的小说文本格式，形式不再仅仅为内容服务，它和内容一样，具有着震撼人心的力量。 其次，作家正在建构一种新小说的模式。前苏联伟大的语言学家、哲学家和文学理论家巴赫金在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时提出复调小说的理论。复调小说具有对话性特征，这种特征首先表现为“多声部性”。复调小说展示的是多声部的世界，小说的作者不支配一切，作品中的人物与作者都作为具有同等价值的一方参与对话。而且，复调小说中的主人公是有着独立意识的主体，在复调小说中充斥着“众多的各自独立而不相融合的声音和意识”，[14]复调的实质在于，“不同的声音在这里仍保持各自的独立，作为独立的声音结合在一个统一体中，”[15]这正是“揭示生活的多样性和人类情感的多层次性的‘多声’现象，”[16]“多声部性”直接和人的生存息息相关。在《受活》中，阎连科以“絮言”的方式，使小说的文本呈现一种“多声部性”，作者不再是单一的文本的叙述者，文本融合了许许多多的声音，这声音中有故事的主人公，有作者，也有读者，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独立的思想和意识。各种不同的声音由于絮言的模式，保持着各自的独立性，作为独立的部分又统一在一个共同体中，实现着历史和现实的对话。作者是文本的书写者，又是文本的解读者，整个文本呈现一种开放的模式。由此揭示生活的多样性和人类情感的多层次性。这就打破了独白性小说表现思想单向性的局限，也就打破了巴赫金所说的书写的霸权。所以说《受活》的絮言叙事模式是一种新的小说文本的模式。我们暂且称之为结构复调的模式。我们也可以把这种模式称为双故事结构，即文本内涵丰富，形成主语故事和状语故事两重故事。因此《受活》也是状语双故事结构。 注释： [1]陈晓明：乡土中国与后现代的鬼火［J］，文艺报2004.2.26。 [2]转引瞭望东方周刊，受活——一个“现实主义”的沉思［J］，2004.3.22。 [3]李敬泽：抗千钧之鼎（代序），收入《中国当代作家选集丛书：阎连科》［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2。 [4]李陀与阎连科的对话，受活：超现实写作的新尝试［J］，载《读书》，2004.3。 [5]转引新浪读书网，《受活》——有喧嚣，才显出寂寞的深［J］，北京青年报。 [6]阎连科：《受活》后记——寻找超越主义的现实［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12。第1版。 [7][9][12]阎连科、张学昕：追寻结构和语言的力量［J］，当代中国文学网2008.6.17。 [8]陈晓明：长篇小说历史变形记（五），转向逃逸：文本敞开的可能性［J］，新浪网陈晓明博客。 [10]阎连科：方言是种挑战姿态［J］，北京青年报2004.4.6。 [11]阎连科《受活》研讨会点滴百度网。 [13]阎连科：我的自由之梦在《受活》里［J］，光明网，2004.2.13。 [14][15][16]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白春仁、顾亚铃译）［M］，北京：三联书店，1988.29、50、79。 （何占涛：渤海大学中文系） 原载：《小说评论》2009年第4期 原载：《小说评论》2009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