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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浩明的长篇历史小说《旷代逸才·杨度》以丰富、可靠的史实为依据，用纵横捭阖、挥洒自如的大手笔，围绕杨度这一封建士大夫仕途上几起几落的主线，剔幽扶微，层层铺排，绘制出一幅幅反映清末民初史诗般的历史画卷，真实地展示了当时一批有影响的历史人物的精神风貌，重点描述了主人公杨度曲折坎坷、诡奇多舛的人生经历，读后感觉极富艺术魅力。 杨度是一个在政治节操上颇有非议的历史人物，他频繁活动于清末民初中国历史上两个最纷乱的时期，如何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以文学手法还原出一部可信的历史、一个可信的人物？唐浩明先生曾说过：“扎实刻苦地研究史料，把握住所要描写的人物的基本历史形象，是文学形象塑造的基础所在。”基于对湖湘历史的潜心研究，唐浩明在小说中把人物作为重心，将一个在近代史上主张君主立宪、拥护袁世凯称帝而声名狼籍，几被当代人遗忘的杨度有血有肉、栩栩如生地再现给了读者。在作者笔下，杨度才华横溢，学识丰盈，胸有韬略，满怀宏愿，是经邦治世辅佐国家的相才；然“生在末世运偏消”，他一生仕途多变、命运曲折———第一章中碧云寺那个斜倚在白云边的泥塑罗汉似乎早已预卜他后来的命运。究其原因，与当时风云多变的政局有关，而更重要的是与其复杂多元的性格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而这种复杂多元性格形成和涵养又与特定的环境和湖湘人文精神有关。 性格是生命在对人、对事的态度和行为方式上所表现出来的心理特征，是生命个体在一定文化环境潜移默化熏陶的结果。有人甚至认为，人一生的成败取决于性格，毋庸置疑，性格对于生命的走向和价值的取向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起决定作用。 关于湖湘人文性格的基本特征，欧阳斌先生作过一番认真的探究，他引用张朋园先生的话予以概括：“湖南人个性坚强，凡事认定一个目标，勇往直前，不计成败，不计利害，不屑更改，是一种‘不信邪’的‘骡子脾气’，在中华民族之中，自成一地区性的性格。”从湖南近代史的发展看，这种“强悍性格所表现的内涵是积极的人生观，是强烈的权威感，是高度的成就需要。”读完《旷代逸才·杨度》之后，无不感到作者是将杨度放在浓郁的湖湘文化的大背景中去活动的，因而充分体现出湘潭籍人的杨度一种典型的湖湘性格，本文试图就此通过作品本身，从以下几方面对杨度这一人物形象进行一番分析。 一 杨度身处乱世，慨然以天下为己任；百折不挠，多方为国事奔走，这是湖湘文化中爱国主义养成的血性男儿的性格。 湖湘文化是以地域划分的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古老的传统之一。在不同历史时期，湖湘文化中表现的爱国主义具有不同的内容和表现形式。屈原是最古老的代表，他的追求真理，以身殉国，奏出了湖湘大地古老而悲壮的爱国主义的乐章，从此成为了湖湘文化的主旋律。长沙王太傅贾谊思想上与屈原一脉相承，成为继屈原之后，湖湘大地上又一个忧国忧民崇高形象。宋元明之际，湖湘大地出现了一批又一批的抗金、抗元以及抗清的爱国志士与将领，如湖南安抚使李芾全家自焚殉国、岳麓书院学生守城壮烈牺牲。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湖南隆回人魏源首先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他编写了《海国图志》一书，以寻找克敌救国的道路。为了中国的强盛，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掀起了资产阶级维新运动，在这场运动中，湖南成为全国的先导，而杰出的代表人物则是谭嗣同、唐才常，他们为了变法，为了推翻清朝封建统治，牺牲了宝贵的生命(此几位人物均在小说中出现)。 从屈原到唐才常，一代又一代，谱写了一曲又一曲悲壮的爱国主义乐章，这种爱国主义精神成为一种无形的力量，几乎无须太多的动员与号召，只要国家需要，就会有人挺身而出，这就是传统的力量，这就是湖湘文化的力量。 杨度就是在这种湖湘文化的爱国主义精神熏陶和影响下展开他一系列活动的。他的出场是在康梁变法时期的北京，这时的他仅是一名21岁的落第举子，一个朝气蓬勃的热血青年。他和同乡好友夏寿田、曾广钧一起非韩薄柳，议论朝廷，关心国事；后又结识康梁、拥护变法、参加历史上著名的“公车上书”，虽仕途不顺却仍然胸怀宏愿。这仅仅是小说的序曲，首先向读者交代了杨度这一人物的内质，奠定了他一生都为国事奔忙的基础，以后他几十年的人生经历，如拜师求学、科举考试、逃亡日本、研究宪政、支持革命党、拥护袁世凯、救助孙中山等等，都可为此作充分的演绎。尤其他在日本写下的长篇歌行《湖南少年歌》，更可大书一笔： 杨度被梁启超这一番真诚的话说得激动起来。他想想也是，湖南人中的英雄豪杰的确不少，就凭一千八百万湖南人，中国也不会亡。自古就有“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话，今天，湖南已从蛮荒之地跨入了文明之邦，风气大开。这几年，湖南有志青年纷纷东渡，在日本留学生中人数最多，影响最大。梁启超一篇《少年中国说》对中国产生了很大的激励作用，我为什么不可以写一篇《少年湖南说》呢! 在以后他写成的《湖南少年歌》中，有这么两句：“若道汉唐国果亡，除是湖南人尽死”，真是至悲至壮，至哀至豪!湖南有拯救中国的决心已写尽学绝了。五四时期，陈独秀在《欢迎湖南人底精神》一文中曾如是说：“湖南人底精神是什么？‘若是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无论杨度为人如何，却不能以人废言。” 二 《旷代逸才·杨度》中人物林林总总，作者着墨较多的只有十几位，除杨度以外，作者精心刻划的人物之一是王运，他学识渊博，精明睿智，是湖湘文化的精英人物和杰出的教育家，对杨度一生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他的“帝王之学”，既激励杨度不断奋斗进取，希望有朝一日成为国家栋梁，又使其大半生卷在追逐权力的旋涡之中不能自拔，企盼来日飞黄腾达、封侯拜相，最终为权力所诱惑，腐蚀而形成知识与权力的结合时，其人品、人格也在发生着官场上司空见惯的那种颓败性的变异。 杨度青年时代拜在王 运门下，认真研习帝王之学，忠实恪守帝王之学，一心想做大事，出大名，最后将帝王之学演化为“君主立宪”，在造就自己的同时，也几乎毁灭了自己。为了推行帝制，他不惜用权谋手段欺骗严复，使其列名为筹安会榜首；借研讨之名，依靠袁克定之势，形同挟持地邀请梁启超钻入他的圈套。此时的杨度，已不再顾及私谊，不再顾忌声名，一门心思将一切可利用的人当作自己日后进身的阶梯，当作他自己未来权力的资源而力图索取。 在与袁克定打交道的过程中，读者不难看到，杨度积极协助袁世凯推行帝制，期待来日实现自己的侯相梦，他认定真正能帮助他实现这一梦想的并非袁世凯，而是袁世凯之子袁克定。这个怀有野心而才干平平的袁大公子，正是需要把共和制复辟为君主制，把“总统”退回到“皇帝”，才可以由太子进而登基做皇帝。杨度从他身上看到了自己未来的希望，所以当袁世凯在利用杨度为之做了大量舆论准备而终于恢复帝制后又并未重用杨度时，杨度并没有失望，“他知道自己的大封是在太子时，而不是此刻，此刻是要让那老朽及兵痞子们得到好处，用以换取他们对帝国的支持，自己今后一匡天下的日子还长着哩!” 杨度大概不会想到，他对人太轻信了，这么多年来，他信奉封建士大夫“士为知己者死”的做人原则，误以为袁世凯对他的利用和笼络是对他的信任和器重，使他充满希望和期待地堕入袁氏父子的控制之中而不能自省。可悲他的梦想在袁氏父子身上是永远不可能实现的，因为小说第十三章“筹安会首”有一段袁氏父子的对话描写： 得到了父亲的赞同，大公子兴趣大增：“我想事叫杨皙子去做。” “杨度这个人书呆子气太重，何况他已改变了过去的君宪主张了，现在又退回去，也不知他愿不愿干。” “他愿意干。”袁克定兴奋地说：“杨皙子的书呆子气是重，但他的官瘾更重。我跟他开玩笑，说帝制成功了，让他做宰相。他这段时期真的就以房玄龄、杜如晦自居，好像已经做了宰相似的。” 袁世凯笑了笑说：“杨度聪明过头了，情绪易波动，兴致起了，热得可以烧开一壶水；兴致去了，冷得可以结成一块冰。上次让他住进纯一斋，他以为是要当国务卿了，每天让我上一个条陈。后来菊人做了国务卿，据说他关门谢客一个多月。杨度用用可以，当宰相不行，他不是大器之材。” “父亲教导得对。像杨皙子这样的人才多得很，哪里就真的让他做宰相了。” 这背后的一切，杨度无法知道；而杨度眼前所做的事业，作为帝王之学的研究大师王运，理应全力支持，但是，在这位老先生看来，学生面临的并不是成功的高峰，而是失败的深渊，他正为学生的狂热行动捏着一把汗。 三 湖湘人的重情守信、一诺千金在杨度身上也有所体现。 杨度一生忠实地跟随袁世凯，协助和参与许多大事的策划和实施，成为袁府的高级幕僚。当袁世凯由于载沣的猜忌排斥被驱逐出京时，在冷冷清清的前门车站，前来为袁世凯送行的只有严修和杨度。之后，杨度又不辞路途遥远两年里一直与袁的家乡洹上村保持密切的联系。袁世凯回北京后，袁的旧时官场朋友均小心翼翼，躲躲闪闪，唯杨度大大方方地出入于袁府，毫无顾忌，从不避嫌。 另外表现在杨度对待孙中山先生的态度上。在东京，杨度结识了大革命家孙中山，而且惺惺相惜，互相理解和支持，虽然杨度信奉和推行的是君宪制，孙中山则主张民主共和，但杨度曾握着孙中山的手一言为定：“我事成，愿先生助我；先生事成，我将助先生。”几十年之后，果真孙中山成为国人拥戴的共和领袖，在陈炯明叛变的严重时刻，虽然杨度由于仕途受挫，万念俱灰，一心向佛，闭门谢客，但他仍义无反顾地践约帮了孙中山的大忙，游说军阀曹锟遏止吴佩孚应陈炯明之求出兵围攻孙中山。 唐浩明的《曾国藩》一书描写的几乎全是官场逐权、金戈铁马的男人世界，而《旷世逸才·杨度》则有突破性改变，赋予杨度一个充满慈爱和温情的活动环境。小说写他慈祥的母亲，贤慧的发妻，颇富才情的弟妹，尤其浓墨重彩地描述了杨度极富传奇色彩的几段缠绵悱恻的爱情生活。静竹是他青年时代在京师游江亭时邂逅的一风尘女子，由杨度一首《百字令·江亭送别》为介，两人一见钟情，私定终身，然而命运之神却偏偏在他俩之间开了一个极残酷的玩笑，造成了两次失之交臂。静竹，这个聪慧而多情的奇女子为了杨度矢志不嫁，以至积郁成疾。杨度从日本回国后，听说静竹已故，便欲踏遍西山，要到静竹墓穴去；当见到了已经瘫痪的静竹时，他仍像当年一样，含情脉脉地向静竹倾诉了这么多年来对她的思念之情，并毫不犹豫地将她和亦竹(后嫁给杨度)一同接至自己身边，和她们共同生活在一起，这段世间罕见的爱情故事恐怕也是这部小说最动人之处，增强了作品的可读性和趣味性。另一段恋情发生在日本，对象是杨度留学时寄住主人聪慧美丽、活泼多情的外孙女千惠子，通过一段时间的交住，两人深深地相爱了，当富有的千惠子及其家人欲挽留住杨度成为他们滕原家庭的一员时，杨度为了危难中的祖国，婉拒了这番美意，毅然回到了自己的国土，两人分手时千惠子的一曲《上邪》，令读者无不为之动容。第三次恋情是与八大胡同的名妓富金，为了她，杨度不惜花费了二十万元买回仿本《韭花贴》，然富金在杨度落难时为了钱而背弃了他，这段情缘故事在全书中只是一个小小的插曲。总之，说明杨度的感情世界丰富，且重情守信。 杨度具有复杂多元的性格及双重人格。他是特殊历史时期的特殊知识分子，一方面受特殊时期人文精神和湖湘文化的熏陶和影响，一生为了国事不断进取、奋斗，为了奋斗目标他顽强执着，争强好胜，他对朋友和恋人诚信守诺，多情重义；另一方面为了出人头地，时刻都在向权力扫描，随时都准备与权力结合，他的拜湘绮为师，他的热心科举，他的东渡日本研究宪政，他的周旋于各类人物之间，等等，围绕的始终是一个权力的轴心。在他一生的活动中，体现出他既受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有积极的入世态度，又盲目轻信，权欲膨胀，自欺欺人，一旦受挫后便万念俱灰、意气消沉的双重人格。但作品最后写杨度与周恩来的会晤，昭示他已接受了严峻的历史教训，而把目光投向了新的政治力量，投向了已显现出强大生命力的中国共产党，说明杨度尚能顺应历史的发展趋势，及时调整自己，这一点给读者多少带来一点亮色和几分安慰。 参考文献： 王兴国、聂荣华：《湖湘文化纵横谈》 湖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11月 钱 竞：湖湘学风与《旷代逸才·杨度》 《当代作家评论》，1998年第1期 欧阳斌：论曾国藩的性格特质及其文化成因 《中国文学研究》1998年冬之卷 原载： 《理论与创作》1999年第2期 原载：《理论与创作》1999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