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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种理论都有它自己合适的语境和空间，也都有它自足的价值和意义。当它们被逐渐改造、装点或粉饰之后，它们自然就会失掉其自身的魅力和批评品质。而每一个理论的运用者都会在不经意中改造着它们，从而让理论本身也充满落寞尴尬和南腔北调。最为紧要的是，理论无法继续解释生活了！于是，理论逐渐退缩。因为不能解释生活，所以理论被看做是前朝的古董或需要荒废的事业。于是，理论转向内在。它不再站在时代的前沿，不再充当时代的弄潮儿，它开始回到自身，变得独立自在、自给自足——乃至孤立无援。理论彻底断绝了自己和时代、和他者的联络，以至于理论成为“理论”本身。 然而，文学和理论之间却有着密不可分的牵连。文学是对当下活生生现实的摹写、反映或反讽；而理论则是对现实生活、乃至人类生存状况的考察、探索与反思。文学与理论的结合不仅反映了文学的当下状况，更坚实地反映着人的生存或类生存的本质。没有文学，我们的生活将陷入枯燥和平庸；而没有理论，我们的生活将陷入表层危机。文学和理论的关系实际上正像一只手的手心手背一样密切。然而，事实上，作家鄙视理论；而理论家也远离文学作品。文学轻视理论，从而失去了自我价值的认同和深层意义的把握；理论不再对文学指手画脚，但也失去了指导、引领生活的能力。有论者曾经考察二者的当前关系，结论是现在不谈文学作品的“文学理论”文章占了绝大多数。这就是说，文学和理论的关系出现了问题。也有研究者说：“‘文学’中根本没有什么‘危机’，‘理论’中也没有‘危机’，危机只存在于文学和理论的关系中。”(赵周宽，《文学和理论：“后理论”语境中的相关性》)这句话虽然未见得全部正确，但我以为最后半句却切中肯綮。文学和理论的危机在于二者的关系，这就意味着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和建构二者关系，需要重新把握文学和理论的各自价值和共同生存。 事实上，文学和理论本身也存在着问题。尤其是在后理论时代，文学自身出现了更多的现实问题。正如上文所说，文学伦理的欠缺或丧失直接导致了文学当下的艰难。而文化理论的误用、翻新和改造也造成了当前理论的表面喧嚣或者转向内在。前者是说，文化理论成为时尚和权力话语，成为没有根基的鸿毛；而后者即是说，理论脱离了生活，脱离了文学，转向自身的阐释、延宕和纠结。那么，现在的问题就在于：后理论时代，理论何为？是继续迎合时代和社会的喧嚣，还是勇敢面对挑战，承担自己的一份责任？是继续疏离于生活和文学之外，还是直面人生、直面文学？很显然，我们知道我们需要什么；也知道需要选择什么。可惜的是，理论家或者批评家都逐渐缺乏了直面生活、直面人生、直面文学的勇气和信心。当我们感慨斗转星移、物是人非和人心不古之时，实际上就已经将自己排除在外了。这样的一种“旁观者”心态，显然是错误的。每一个文学从业者，都有责任和义务勇敢面对困难。所以，每一个时代都需要真实而真挚的文学，也需要勇敢而恰切的批评理论。只有这样，文学和理论才能够获得共生和双赢。 而作为文学的一种，文学批评也是理论的文学表现。这就是说，文学理论是一种特殊的文体。这种文体既可算作是文学，也可归属于理论。只是，文学理论并非如许多论者所说的那样处于尴尬和伤心的境地。因为，文学理论是这样一种事物：它从文学中来，从活生生的现实中来，再回到原初的现实中去；它需要经由多次的考察、辨析、检验才能逐渐稳定。而在这样的过程中，文学理论不断地调整自己的步伐和面向，不断地面对新事物、新感觉，不断地思索、理解和判断。即是说，这是一个循环往复、不断生成的过程。甚至可以这样说：文学理论没有终点——它永远在途中。因此，我们就可以知道，文学理论最重要的质素不是创造了什么新奇的、令人震撼的理论，不是挖掘出了或考证了什么重要的历史残篇，也不是为文学贡献了多少知识和话语，当然更不是指写出了多少所谓重量级的、大块头批评文章——而在于它是否具备了一种敢于批判的勇气和精神，在于它是否能够具有不断阐释、不断阅读的习惯和信心。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文学批评不是直接面对本文作为事物本身，而是将之看待为不断被阅读的过程，我们通过前人积累下来的阐释来理解它，或者——如果本文是刚刚出现的话——通过由承续下来的传统所发展出来的阅读习惯和类别。”(Jameson F，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Narrative as a Socially Act)简而言之，文学理论的重要质素即是批评(或者批判)。离开了这种精神，文学理论不复为文学理论；而没有这种态度，文学理论将是失败的、毫无价值可言的自说自话和自娱自乐。 当然，“批评是概念的知识，或者说是它以得到这类知识为目的。批评最后必须以得到有关文学的系统知识和建立文学理论为目的”(雷内·韦勒克，《批评的概念》)。文学理论最终要形成一整套的话语体系或专业术语，从而将文学这样一个“对象物”或者“意向性”事物合理归整，以便于归纳和传承。然而，问题在于，在这样的过程中，理论和文学的结合出现了很大的误差和人为的谬误。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文学理论就曾骄傲而当仁不让地承担了它辖制力之外的责任，不仅伤害了文学，也让文学理论自身在随后的许多日子里灰头土脸、无精打采。当上个世纪80年代国门打开之际，文学理论迎来了它自身发展的最好时机。无数的西方现当代理论给我们带来了理论的快适和怅惘，但也带来了无限的遐思和创造。在那样的一个时代里，文学和理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妥帖和契合。 当然，那样的时代或许不会再来了。然而，最关键的问题却在于，我们必须要具有一种勇敢而坚韧的姿态。只有这样，才能让理论更多地承担起批判的责任，更多地起到引导、激发和弘扬文学的作用。 原载：《文艺报》2010年09月27日 原载：《文艺报》2010年09月27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