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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发展告诫我们要以理性的目光来审视人类的一切活动，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它必须舍弃一些东西来换取历史的进步。然而，作为文学家，他(她)有时在价值判断体系上往往是以人性和人道主义为准绳的，因此与历史的理性恰恰构成了悖反和错位。就此而言，当我们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30周年之后，在“知青文学”诞生20年后的今天，或许能够在历史的距离感中获得某种文学的启迪。 可以说新时期的文学启蒙和启蒙文学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知青题材而发轫的。所谓“伤痕文学”，几乎成为知青的“诉苦台”，对制度、对社会、对一切旧有存在的控诉，是这一时期“知青文学”，乃至一切文学的特征。向“四人帮”讨还血债，讨还青春，讨还失去的一切，成为此时知青作家作品隐在的主题。因而，一切作品的灰色基调，甚至颓废情绪成为当时审美的时髦。“知青文学”的初始就是一个“悲剧的诞生”，然而这个悲剧是以悲哀和悲悯为审美品格的。当今我们重新反思这些作品时，却不能因这些作品的幼稚而加以否定，虽然它们对知青的苦难进行了放大和夸张，但是无论从历史的理性，还是人文立场上来进行考察，它门都是一次“历史的必然”。 或许是对这种古典悲剧的审美品格的不满，或许是这一代知识青年血脉中流淌着的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的血液在作祟，在他们的写作群体中诞生出《今夜有暴风雪》和《北方的河》这样慷慨激昂的力作是毫不奇怪的。“青春无悔”的主题终于从“在小河那边”的悲剧泥淖中爬出，使一代知青的狂热者陷入了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的虚幻光环之中而不能自拔。正如美国影片《生逢七月四日》中所描写的那样，这已不是一个英雄主义的时代，社会经济的发展淹没了理想主义乌托邦式的呐喊，尽管《大林莽》中的英雄主义的悲壮之美很感人，甚至与《今夜有暴风雪》一样有煽情的悲剧艺术效果，但毕竟给人一种堂·吉诃德与风车作战的虚幻英雄姿态印象。因而，像《棋王》、《桑树坪纪事》这样以“局外人”和“他者”身份冷峻叙述的“知青文学”似乎更受倚重。它们甚至比《我遥远的清平湾》更加不带主观色彩，去掉了那一份作为知识青年的矫情，可谓用另一种心态和姿态来平静对待知青生活的作家作品。 这里须得特别提到的是那些具有双重身份的“回乡知青作家”。像贾平凹、郑义、陈忠实、路遥这样的作家，他们的写作初始倘陷入了“知青”的角色确认，尚与其生息相处的农民身份有所区别的话，那么，他们很快就转换了角色，或是以一个农民的角色，或是站在一个更高的文化批判者的角色去书写“知青题材”的作品了。《白鹿原》虽然还能看得见那个“回乡知青”的影子，但是，我们更多地是看到一个农民文化批判者的角色。在《人生》和《平凡世界》中，我们虽然看到的是一个新时期的“于连”式的农民形象的溃灭，但是我们从中不能不体悟到路遥作为农民本位的价值立场。 90年代开始，大量的报告文学式的作品重新煽起了那失去已久的知青梦幻。把痛苦的回忆(这种回忆不无夸张的成份)当作一种人生的炫耀。这就应验了沈从文先生的一句名言：“回忆是有毒的。”同时，也引发了一批作家对那场“知青运动”和“知青文学”的反思。毫无疑问，这种反思是必要的，它是将“知青文学”引向一个更深的历史思考的契机。 今年的《上海文学》第一期发表了刘醒龙的《大树还小》。显然，这篇小说是一反知青作家的价值观念，从颠覆知青的物质存在和精神存在这两个层面来否定这场“知青运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否定之否定，带来的是更深的人文思考。角色的转换，使“知青文学”那种恒久的审美价值判断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刘醒龙们所要求的是知青的忏悔，而非是苦难的炫耀。郭小东们仍旧沉浸在苦难意识之中(很有意思的是，今年《小说选刊》第三期选了《大树还小》，第七期却又选了郭小东的小小说《知青吊》)。两者间的落差和反差恰恰是角色和立场的转换。尽管刘醒龙的出发点也是非常合情合理的，即他的反思是建立在“寻求苦难与幸福的和谐”支点上：“忏悔不一定是为了改过，真正的意义是重新支撑起一个人的精神天国。生命发展的残酷性同样也在忏悔上体现出来，有资格忏悔的人总是将忏悔发生在自己的成功之后，而失败者是没有这样的资格的。”但是，我以为，倘使大部分知青作者进入了一个书写的误区：将苦难当作甘怡来咀嚼，当作人生的资本来炫耀，那么，刘醒龙则是从另一个极端同时陷入了再一个书写的误区：将那场历史灾难的罪愆归咎于知青本身，将知青和农民严重地对立起来。 就上述两种“知青文学”的书写倾向，我认为都是其价值判断的失衡而导致的，而价值判断的失衡，则是作家过分地沉湎于自身的社会角色而导致的后果。在这里，我只能再一次借用胡风的所谓创作方法大于世界观的文学观念来告诫双方作者：一个好的具有深刻的文化批判意识的广义现实主义作家，是须得克服自身社会存在角色和世界观影响的。否则，他就很难有大家风范，很难在历史的理性与人文精神的两难选择中确定自身的文化批判的价值判断。在这一点上，我很欣赏江苏那位不知名的知青作家王明皓所写的小说集《快刀》(关于这本书的分析详见《小说评论》1998年第3期上笔者所撰《知青小说新走向》一文)中那种超越了知青角色而进入一个更高层次的文化批判的开阔视野。 因此，就目前“知青文学”的上述两种态势来说，我以为都不利于重新反思“知青文学”和那场“知青运动”，只有跳出狭隘的角色的确认，从一个大的文化背景中来重新考察这场运动中所涉及到的人和事，以文化批判的目光来重新审视“知青题材”作品，恐怕我们会获得更多的收获。 历史决非是某个小说开头用“毛主席语录”(一边是“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一边是“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那样的简单的二元对立。历史的理性和人文精神之间的张力，恰恰构成了我们对“知青文学”的反思契合点。用什么样的审美品格来审视这一历史现象，是作品选择的自由，然而，用什么样的历史观、真实观和价值观来重新剖析这场“知青运动”却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尤其是那些曾经置身于这场运动中的各种不同身份的角色和人。 （作者通讯地址：南京大学中文系邮编：210093) 原载：《文艺争鸣》1999年第1期 原载：《文艺争鸣》1999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