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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思和：对于90年代的年轻作家来说，其小说创作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摆脱了对参与庙堂权力的兴趣———包括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批判和嘲讽，在他们作品反映的精神世界里，甚至避免了深层次的象征的努力，直接紧贴着生活本身，来展示眼下这个表面上歌舞升平的社会的日常生活真相。上述所说的两重心理构成特定的沉闷而碎片似的精神世界，在这一代作家的小说作品里生动地呈现出来。我在此所说的是朱文这样的作家。《尖锐之秋》是朱文创作中较为成熟的作品。这篇小说是从朱文小说里的主人公小丁发现自己患了性病开始写起的，写他在治疗过程中与女友的分手以及与另一个女人的交往。朱文从来不抽象地描写人的心理过程，但对一种非常贴近生活地面的心理活动却把握得准确而老到。我把这种心理世界的描写暂时称为“低姿态的飞翔”，与80年代现代派小说强调人的精神活动，甚至脱离生活处境抽象地描写精神世界，是不一样的；但与90年代新写实小说的完全排斥人的精神活动，将精神消融于日常生活琐屑也有所不同。他写出了人的精神飞翔，但又是一种低姿态的(也就是一种与生活本相纠葛在一起的)精神活动。我曾分析过朱文的《食指》在表达这一代诗人与前一代诗人精神沟通上所作的努力，很多评论家把这种沟通视为作家的消解性立场，这是片面的，至少是没有对这一代诗人的生存意义给予充分理解。同样，在《尖锐之秋》里写性病也不具有消解的意义。性病不是对人性积极意义的消解，恰恰是对人性所含有的严肃性的某种肯定。 宋明炜：面对朱文小说虚构的支离破碎、空虚绝望的人生图景，大约总会让人感到有些不安，抑或是一种从心底泛起的伤痛，这当然因为其中毕竟显现着某些有普通性的现实存在。在这里要提到我所理解的朱文的写作意图，简单地说，他的写作不是为抒情或表达某种思想，而是力图描绘状态，即用极贴近本己的笔触，去复活许多个瞬间体验，以此来拼接出他心目中的真实，重现他的视界里当代人的生存状态，尽管这状态与作家的个体经验有关，生成于私人生活之中，好比说有一条无形的围墙存在于朱文小说世界的边缘，圈在其中的都是通过个人的目光放大的一些生存片段，但恰恰就在这看来微不足道的，极其琐碎的个人经验中，最真诚地映现出我们时代里很多深在的内容，而这正是那些过去所谓的重大主题和一般意义上的公共题材往往容易忽视与疏漏的。应该承认，朱文笔端所描画出的焦虑、空虚与绝望，既是纯粹个人化的话语，但也含纳着真正人性的声音，所有这些感受组合在一起，是一种实际存在的精神状态，或者说，朱文是在很真诚地刻写自己的精神画像。事实上也是相当多的城市年轻知识者的精神画像。他们是无所依傍的，也是无可信赖的，他们自觉地躲避外部世界的约束，厌倦崇高的事物，他们在精神上处于架空的轻盈之中，但是丧失约束与负担的同时，他们也失去了佑护心灵的壁垒，他们剥落了一切伪饰物，看到的只是赤裸的、无可依傍的自我，他们抵达了否定的极致，陷入了不能克服的凝滞与困顿。这是他们遭遇到的、巨大的虚无。 处身于一个强制性的无所适从的生存空间里，看似自由的方向在实际的路径上都有铁栅横在面前，并已有失败的实践证明了对这处境反抗无效。存在变得昏晦了，主体的同义层面上自然孕育出一股虚无的力量，这虚无的存在是一种事实，就有希望的方面而言，保持虚无精神意味着人心中仍有不妥协的私人领地，认同虚无总比认同一切都是合理的假象更有价值，无论如何虚无是一种力量，其中也蕴含着未知的精神，有可能就会启动新的生机。但在朱文所勾画的精神画像中，虚无的破坏性比那潜在的精神支点更为明显，虚无的力量推倒了约束力的围墙，剥离了虚假的自由，一直毁灭进入的心灵，消解了理想与信念一类的事物，也侵蚀到人性中最基本的因素。朱文小说的虚无是这样一种景观，它是无拘无束、无孔不入的，它不仅指向强制性的生存环境，同时也指向人的心灵，在它横扫一切的烟云过后，一切价值都失去了意义，人的存在中呈现出废墟般的荒芜。 想到这些，就意识到在朱文那疏松、懒散的叙述之下，其实是一颗焦灼不安的心灵，他是在艰难的探索中陷入难以自拔的贫匮的心灵困境，是在精神追求的途中遭遇到了命定没有依托的漂泊的虚妄状态。或许可以打一个轻率的比方，一个聪颖顽皮的孩子面对着一件结构复杂的玩具被拆解后四处散落的零件，虽然真诚而努力地想试着做点什么，最终却还是感到一筹莫展。这时候，他的心底里有点伤心，也有点失望，但更多的可能还是一种无法克服的慌乱与紧张。 王光东：对于朱文的小说，感到一种解读的因难，这种困难并不完全在于不能探入理解作品所描写的内容，更在于以朱文为代表的一批小说家所体现出来的审美倾向与我“陈旧”的心理定势有点本能的抵触。简单一点说，这些作品是以边缘化的立场，重在表述自己体验的生活和隐秘的内心世界，而贯穿在作品中的是他的“个人化”的欲望———物欲与情欲(当然也包含其它方面的内容，这是就主导倾向而言)。这种走向边缘状态的“个人化”写作，当然有重要的意义，因为进入“边缘”，获得一种自由，获得一种更清醒的观照生活的角度，获得一种更有力度的表述自己精神世界的境界，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是极为重要的，这也是这些作家在90年代的重要意义所在。在此值得提出的是在“个人化”写作中，个人应该有一种什么样的境界呢？突出个人自身的欲望？还是应该重视个人的精神高度—亦即博大的人道精神和广阔的人间情怀？表现欲望显然是小说无法回避的内容，人都有欲望，回避欲望也就无法真正写出人的全部，但是如果人的欲望淹没了精神性的追求也是值得考虑的一个问题。 从西方文学来看，具有“边缘”创作倾向的作家，或者倡导边缘化创作的作家，他们进入“边缘”，回到个人之后，突出了个人的精神力度和高度，他们的精神具有超越世俗的一种高蹈，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作家都具有精神的强大力量，但是那些优秀作家的作品都是有精神的力度与高度的。如果把“边缘化”创作看作是远离主流文化话语的个人化写作，我们是否可以把昆德拉和卡夫卡看作是具有“边缘化”倾向的作家呢？如果是，我们在他们的作品中读到了什么呢？在昆德拉的作品中那种否定现实、批判现实的个人精神是非常强烈的，他那“生活在别处”的梦想寄寓着他多么深沉的理想，他对于“媚俗”的写作深恶痛绝，而把个人的精神张扬起来，所以“作为自主的、建立在自己道德之上的人”的出现是重要的，他有着自己生活的信仰，并为这种信仰去写作。那么卡夫卡呢？在卡夫卡的作品中，我们看到了他对“现有社会形态”有着悲愤的抵抗，对于人的异化有着深沉的悲哀，他在写出生活与人的精神痛苦时，他自己的精神世界是那样的富有诗意和人的精神光辉。 当从这一参照系出发来看待90年代所出现的这一批“个人化”小说时，会看到一幅什么样的景象呢？显然这是一批有才华的作家，他们在语言的运用、情节的设置、结构的巧妙等方面确实是值得称道的，但是，他们的情怀呢？也就是他们的精神力量在哪里呢？他们是否有陷于物欲、情欲之中，陷于世俗的生活中而放逐了自己精神的高度和力量呢？是否缺乏像昆德拉、卡夫卡那样博大的人间情怀和人道主义精神呢？在前面讲过，他们的作品大多是暴露自己的生活经验，坦露自己的生活欲望，而这些内容又是与他们的一种实利主义人生态度联系在一起的。小说写作与实利主义人生态度的联姻，导致了对实利人生现实缺乏反讽、批判的品格，呈现出物欲、本能的泛滥和无节制。 陈思和：很多人对朱文的小说充满误解，但我读他的小说，总会想到20年代的郁达夫。在“五四”时期强大的“共名”覆盖下，郁达夫开拓了个人话语的写作立场，虽然他有时也免不了说一些爱国主义之类“共名”的话，但真正吸引人的，仍然是他那些个人的卑琐的欲望的倾吐，郁达夫当年也蒙受了同时代人的误解与谩骂，但周氏兄弟则理解他，尤其周作人，曾给他以很高的评价，这似乎是可以理解的：以启蒙文学、人的文学为特征的新文学传统中，仍然容个人性的叙事立场有一席之地。郁达夫的立场，当然是非庙堂的，但与“五四”的启蒙主义立场(也即今人所说的知识分子话语)也不一样。如果说，启蒙立场强调了人性中神性的一面，那么，个人性的立场则强调了人性中凡俗性的一面，而欧洲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传统，正是从伟大的《十日谈》所表现的人的欲望、人的本能的合法权力开始发轫的。人的真正的神性不应该是宗教所谓的上帝赐予，而是从自身的凡俗性中升华而上，郁达夫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开拓了一个新的话语空间。谁也不会怀疑郁达夫的叙事立场正是纯粹的知识分子的立场，如果我们简单地把他归于启蒙主义的话语，是否太冒失？那么，问题还将进一步推进：是否在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话语传统里，启蒙主义、人的文学叙事立场仅仅是其中一翼，还拥有别的叙事立场的多元存在呢？这话自然是扯远了，但针对批评界对朱文等青年作家的个人性叙事立场的误解，我想回顾文学史也并非多余。说得坦率些，在多元的世纪末的文学语境里，我更企望看到的正是那从个人叙事立场提升的知识分子现实战斗精神。 原载：《文艺争鸣》2000第2期 原载：《文艺争鸣》2000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