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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60多年风雨的公安文学成绩有目共睹，的确出现了一批有才华的公安作家和值得称道的公安文学作品。这些年的公安小说风格各异，既关注现实，又回望历史；既洞察生活世态，又探索人性奥秘；既注重可读，又讲究艺术，作品的思想性、艺术性和审美性都做到了较好地协调统一。 警察是和平时代的英雄。在我所读过的公安文学作品中，发现相当一部分警察形象被塑造得栩栩如生。像王仲刚电影文学剧本《天伦》中的警察老马为营救被拐儿童而陷入险境，还被不明真相的群众围攻殴打。老马身上虽有枪，但为了不伤及无辜，即使他被打得头破血流，也没有鸣枪警示，仍忍着痛苦向群众作解释。最后，老马不是死于犯罪分子的枪口之下，而是死于无知麻木的群众之手。鲁艺兵的长篇小说《我是警察》讲述的是双流区公安分局临江街派出所所长付林、治安副所长郑凯旋、探长姜英民、民警吴俊辉、蓝梅等如何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严格执法，挑战权贵的详细过程。他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平凡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业绩，赢得了老百姓的口碑。张西的长篇小说《国家荣誉》着力塑造南振中、钟成、陈大漠、亚力坤、艾力、马建中、王路等无所畏惧的警察形象，可谓是反恐警察群英颂歌，作品中为这些英雄布置了跋涉、苦战、流血牺牲的“检验”战斗意志的逆境，使小说自始自终保持英雄主义的高昂情绪。张策小说集《刑警队》中的《派出所》，以白描的手法塑造了丁烈士、小王、老张和大毕这些平凡的警察，他们都富有正义感和责任感。正因为奉献意识的照耀，他们的命运就不寻常，他们的生活就不平凡。翟勇彪的中篇小说《刑警，在黎明前死去》中的刑警老席在生命危急的关头把生的希望留给别人，把死的机会留给自己，展现了警察的美好、高尚、优秀、伟大品质。李培刚的长篇小说《命运回归线》塑造了英雄龚正宇。当他告别二十多年的警察生涯和一千多名警察兄弟的时候，无意之中遇到逃犯张望财，“他浑身的激情与力量被聚合起来，大脑高速运转”，在关键时刻与歹徒搏斗，导致壮烈牺牲。 以上所列作品中的警察形象塑造得较为成功，这些公安文学作品已成为鼓舞民众士气的一剂良方，因为它们可以增强人们克服人生苦难的信心和力量，激励和鼓舞人们为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而奋斗。这些公安作家们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为弘扬新时代主旋律，传承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但是，部分公安文学作品中仍有些缺憾。具体表现如下： 一是没有把握好叙事的道德底线，大势渲染杀人，死人太多，宣扬多是暴力美学。特别是以情节曲折的侦探类小说居多。为了写出破案的难度，为了突出公安民警的警察意识，案子刚有一点眉目，紧接着关键人物被杀，线索断了。人民警察又费了好大周折才理出一点头绪，正在逼近知情人。可是，峰回路转，知情者又被谋害或意外身亡等等，再次将读者引向另一路叙事。 作家如此叙述，本意是抓住读者的眼球，满足读者的好奇心，吸引读者一路看下去。同时，欲从侧面颂扬人民警察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工作作风，或表现人民警察的智慧、勇敢等高贵品质。可是，叙事伦理就遇到了问题。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叙事伦理中，人物不管有着何等“高尚”的理由，杀人总是有罪的。他说：“我不能认为一个烧死异教徒的人是有道德的，因为我不承认您的观点——与内心的信念相一致便是道德。这无非是诚实（俄语很丰富），而不是道德。道德的典范和理想在我这里只有一个——基督。我要问：他可能烧死异教徒吗——不会。因此，烧死异教徒就是不道德的行为。”①在这里，充分展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伟大道德原则。 罗贯中的《三国演义》中，刘备吃“狼肉”就是非常典型地违背小说叙事的道德底线。猎户刘安杀妻款待刘备这一情节，连李渔都说“言之太过”。 如果叙事者不注视小说叙事中的“道德底线”，他就可能带来“道德”上的某种混乱。我们认为，小说叙事绝对不是文字游戏的操练，它是作家生命意识的完美体现，不仅要温暖受伤的心灵，而且要提升小说接收者的道德和灵魂。②张笑天的短篇小说《山地车》、陈世旭的短篇小说《一看就是个新警察》等在坚守道德底线这方面做得不错。 二是重故事、重情节，不注重叙述技巧。“说到小说的技巧，最关键最复杂的方法问题（珀西·卢伯克先生道），我认为就是视角的问题——也就是叙述者决定跟故事采取什么样的关系的问题。”③当下的公安作家自身阅历丰富，擅长讲故事，且多讲的是人民警察如何与黑恶势力进行殊死搏斗。在这复杂的斗争中，又牵扯出其他故事，使得案情扑朔迷离，牵动人心。这些生动的故事纵然有看头，有卖点，美中不足的是叙述技巧匮乏，新鲜的视角鲜见。我以为建国以来的公安文学作品相当一部分都是以正常人在叙述，如果用傻子或精神病人等来叙述自己或他人的故事不是显得很新颖么？如此这般，更能增强作品的艺术效果。如鲁迅的《狂人日记》、福克纳的《暄哗与骚动》。方方的长篇小说《风景》之所以给读者耳目一新的感觉，是因为它以一个死去的小八子视角来看世界。发表于20多年前的公安作家房学经的短篇小说《爷爷》，为什么至今让我刻骨铭心呢？因为其叙述角度独到。当西方的叙事学理论还没有深入地影响我国文艺理论界时，聪慧的房学经已经开始“吃螃蟹”了，她以一个儿童的眼光看“文革”，叙述技巧在当时堪称一流，无怪乎能获全国首届公安文学大奖赛一等奖。 公安作家牛力军长篇小说《河东河西》就是以一个死刑犯口吻在说事。死刑犯在刑场上回忆了自己曾经辉煌而又短暂的一生。他生前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警察，由于自身的人性弱点使然，便一步步滑向了罪恶的深渊。易卓奇长篇小说《迷失》的视角也很新。 三是形而上不足，隐喻性的细节不多。综合韦勒克、沃伦、英伽登、弗莱和刘勰等人关于文学作品的多层次立体结构或者面面观思想，文学作品分为五个层次：一是语辞所具有的语音和语义层次；二是句子和句子所组成的意群层次；三是已经形成的形象或者意象及其隐喻的层次；四是客观世界层次，这是存在于象征和象征系统中的诗的特殊“世界”；五是形而上性质层次。根据黑格尔的美学观点，文本意蕴分为形而下意蕴层和形而上意蕴层。所谓形而下意蕴层，是指文本的现象层通过特定的社会历史内容所传达出的比较明确、具体的情感和观念，亦即本事意蕴。形而上意蕴层则超越了特定社会历史内容，是带有全人类性的，更为普遍、永恒的一种精神体验和哲理思考，是对人生终极意义的探寻和追问。④ 根据五个层次说，如今的公安文学作品一般拥有前四个层次，后一个层次鲜见。根据意蕴层的说法，公安文学作品中具有形而下意蕴层的居多，而具备形而上意蕴层的偏少。也就是说超越时空界线，表现人类普遍情感的公安文学作品还需努力迈进。 “耶鲁四人帮”成员之一的杰佛里·哈特曼认为，一切语言都是隐喻性和象征性的，绝大部分公安作家在给作品中的人物或地名取名都富有象征意味。可惜的是公安文学作品中隐喻性的细节不普遍，可喜的是李迪中篇小说《傍晚敲门的女人》隐喻无处不在。如丁力就是公狐狸的隐喻，欧阳云就是狡猾的秃耳朵狐狸的“隐喻”；秃耳朵狐狸咬断自己的腿自绝身亡，隐喻着欧阳云的自杀。王仲刚电视剧文学剧本《鸡公山疑案》开篇就是隐喻，如“一只红冠公鸡引吭高歌，无数只引吭高歌的红公鸡占满整个荧屏。”公安作家易卓奇的长篇小说《推手》称得上是隐喻或象征的上品。因为那题目就具有象征性，推手本是太极拳的一个专业术语，作家移至小说中，并用作标题，含义就丰富多了。随着阅读的推进，推手的背后真相就露出来了，系列案子之所以难破，原来是太极高手在背后推手。穆玉敏的长篇小说《测谎》中数次提到希腊戏剧《俄狄浦斯王》，其中的弑父母题隐喻着宁远射杀父亲；宁远作画《荆轲刺秦王》其实是射杀父亲的征兆，也是一种隐喻。公安作家李培刚《命运回归线》中顾湘云与故乡云是谐音，那是想家、恋家的隐喻。龚正宇想顾湘云，想回家（龚正宇就牺牲在回家的路上），回到自己的童年故乡。童年的故乡是他的精神家园，那里没有丑恶，没有权诈与机谋，只有天真与浪漫。 四是部分公安文学作品中的警察被塑造成了基督徒，不符合中国国情。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些警察大多充满宗教情怀，他们宁愿自己忍饥挨饿，节衣缩食，也要尽最大程度地满足犯罪分子或人民群众，时时处处对他们实施人文关怀。为他人舍钱送衣、倒茶递水的人民警察却得不到丁点人文关怀，自已倒成了苦行僧。由此可见，文本中的警察神性突出，崇高感被过分凸现。公安文学应写出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人民警察也是人，也有私念，也要求政治进步等。遗憾的是警察人性中那一面没有展露，他们不求回报，有着巨大的自我牺牲精神、隐忍意识等。 人文关怀是一种崇尚和尊重人的生命、尊严、价值、情感、自由的精神，它与关注人的全面发展、生存状态及其命运、幸福相联系。它是古往今来一切优秀文学作品的总主题，是“善”的集中体现，其与历史理性共同筑起文学的真善美功能价值体系。为了表现警察的崇高境界，为了突出历史理性，时下的一些公安文学作品在构建警察形象时，让警察有家不能回，有病也不能休息，满负荷的像机器一样运转。人民警察最后的结局都不完美，要么病了或残了，要么牺牲或是孤家寡人。警察在文本中被异化了，成了不知疲倦的机器，他们不再是一个“完整的人”。马克思曾提出“人性的复归”和建设“全面发展的人”的论点，这就要通过对“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把人性的复归过程与共产主义理想的实现联系起来。 武和平的《预备警官》笔触伸向被遗忘的角落。第129页中的高山行院长说：“尔瑞是姚远的妻子，全市和市直机关都在学习姚远烈士的事迹，省公安厅、市委和公安局领导都在关心烈士的遗孀，这关系烈士身后，关乎一种政治导向……” 第185页中“尔瑞不禁吓了一跳，如果放纵自己的情感，和金锐重修旧好，甚至同床共寝，组织上会同意吗？一想到那些弥天而来的舆论，暗夜中的她不寒而栗。”第224页中甘大队长说：“就是她（尔瑞）现在的名分，组织上将非常在意队伍的整体尊严和荣誉，不会坐视一位烈士遗孀的变故，这也是姐姐我的忠告。” 金锐：“将她（尔瑞）永远定位成英雄的寡妇，你不觉得这种做法已经近乎残忍吗？同样作为一个女人，你不觉得这样做是没有人性的吗？”作为烈士遗孀的尔瑞像鲁迅笔下的祥林嫂一样，活得并不轻松。从小说中，我们读者读出了武和平的人文关怀意识。该作品以人为本的理念蕴含其中，倾力关怀烈士遗孀，关怀人民警察。 五是历史文化典籍含量不大，也就是互文性不够。“互文性”(intertexuality，又称为“文本间性”或“互文本性”)，这一概念首先由法国符号学家、女权主义批评家克里斯蒂娃在其《符号学》一书中提出：“任何作品的本文都像许多行文的镶嵌品那样构成的，任何本文都是其它本文的吸收和转化。”其基本内涵是，每一个文本都是其它文本的镜子，每一文本都是对其它文本的吸收与转化，它们相互参照，彼此牵连，形成一个潜力无限的开放网络，以此构成文本过去、现在、将来的巨大开放体系和文学符号学的演变过程。 据此，李迪的《傍晚敲门的女人》中穿插的秃耳朵狐狸的结局与欧阳云的命运遭际形成互文，秃耳朵狐狸的故事与王少怀被杀案形成互文。除了文本内形成互文之外，此文本与其他文本也形成互文。 王仲刚电视剧文学剧本《鸡公山疑案》藏有大量的典故。围绕鸡公山说历史，从明朝说起，途径唐朝，再至抗日战争时期，直至今日。所有这些典故，丰富了作品的文化含量，使情节更加曲折有致，增强了艺术效果，并与作品中的人物或事件相应成趣。《驼铃》作为电影《戴手铐的旅客》中的主题歌多次在小说《命运回归线》中出现。《戴手铐的旅客》的故事梗概被李培刚讲述过，与作品内容形成典型的互文。《驼铃》声再次响起之时，其象征意义不言而喻。但远军的长篇小说《萍水相逢》也在上演电影《戴手铐的旅客》。 刘勰《文心雕龙·事类》中说：“事类者，盖文章之外，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者也。”刘勰的意思很明显，引用典故是为“类义”，为了说明眼前的道理，表达目前的感受，古为今用。典故的含义为“诗文中引用的古代故事和有来历出处的词语” ⑤。质言之，用典在读者那里引起记忆行为，并衍化为“读者的文学能力” ⑥。 六是依然采用宏大话语，高扬惩恶扬善之大旗，没有挖掘人性的深度，没有写出灵魂的搏斗。 以往的西方文学传统一直高举着“诗的正义”的战旗。所谓“诗的正义”指诗刊人和文学家、艺术家为伸张正义所应当承担和履行的社会职责和伦理道德义务。社会现实中的邪恶势力往往过于强大，正义力量有时尽管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还是归于失败，无法实现善良的人们所期望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圆满结局。这项惩恶扬善的神圣使命总是为有正义感的诗人和文学家、艺术家所倾心。他们在表现正义力量同恶势力的艰难曲折的斗争时，往往不忘在最后给恶人以应有的惩罚，也给善人以善的回报。 大部分公安文学作品带有娱乐消遣性。这些作品让人为恶人如何穷凶极恶地作恶而咬牙切齿，为善人如何陷入恶人所设置的圈套和怎样被恶人威逼和追杀而提心吊胆，但是一旦诗人行使“诗的正义”，便万事大吉，作品也因此完成消遣功能，被搁置一旁。尽管这样的作品很畅销，却不能引起人们的深思，只是对人们紧张单调的工作带来一种缓解和带有娱乐或刺激性质的补充。而现当代西方文学的精品，如卡夫卡、乔伊斯、海明威、福克纳、萨特、布莱希特、贝克特、托马斯?曼、劳伦斯、罗曼?罗兰、肖伯纳等一大批作家的杰作，都很少表现惩恶扬善的主题，而更加关心人的本体的存在和命运。⑦ 谢宗玉的中篇小说《谁身上有你的伤》回避“诗的正义”，将人民警察打造成一个草根英雄。孙学军的《曲波的心事》和劳美的《笔录》远离宏大主题，写出了警察的心理流变和灵魂挣扎过程，既像是在向“新写实”靠拢，又像是在向意识流逼近，可喜可贺。 着手此文，本打算“向后站”着看公安文学，欲以一种整体的眼光看之，结果还是看不清，看不透，也就是看得不全面，至少还有很多公安作品还没有看到。 “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论其淑媛；有龙泉之利，乃可以议其断割”。拉杂写来，才真切地体会到初生牛犊不怕虎。 注释： ①[俄] 陀思妥耶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论艺术》第388页，冯增义等译，漓江出版社1988年版。 ②何永康主编：《二十世纪中西比较小说学》，第164页，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7月版。 ③E·M·福斯特：《小说面面观》，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8月第一版。 ④刘安海 孙文宪主编：《文学理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8月第1版，第124页。 ⑤《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版，第291页。 ⑥[意]维柯：《新科学》（上），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200页。 ⑦陆贵山：《人论与文学》，第358页，人大出版社 430035武汉市桥口区古田三路特1号 湖北警官学院（北院）宣传处 张友文 电箱：youwen2039@163.com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