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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雪芹在《红楼梦》中以“女人是水做的骨肉”来诠释女人如水的阴柔特征，这也大体是中国传统文人对女性美的整体概括。传统文化中，人们也常用“如花似玉”、“弱柳扶风”、“软玉温香”、“冰肌玉骨”等词汇来形容女性之形貌气质之美。然而，在《绿色的回声·修正定本序》中，无名氏却如此论及女性之美：“美女之美，有时似银色月光，水银泻地，一泻即散，不一定真魅，真有迷力。女子若似峰峦，带点山味，乍看虽非女性美，久则透彻酣畅魅劲。沾山气，而隐含杀气，更是翻江倒海的迷人。”作品《金色的蛇夜》中的主人公莎卡罗就是集中体现无名氏“山味”审美理想的魔女形象。作为“这个城市最有魅力的女人”，莎卡罗并不是依靠其柔情似水的魅力以柔克刚，来征服男人与城市，而是以其神秘难测以及末日的疯狂给读者带来审美冲击。她为我们展现女性审美的另一极——一种现代生活的英雄主义，一种弥尔顿的撒旦的美。莎卡罗是“一个高级妓女型的哲学家”，一位“魔鬼主义加炼狱精神的哲学”的代表，她代表着“时代最深的谜底”，具有“一种隋炀帝或莎乐美的深度”，被人称之为“地狱之花”。可以说，这一形象既是都市成熟期极度繁荣以至于腐烂生活的表现，也是时代特定情绪的反映。无名氏抓住“带山味”、“沾山气”的“山味”特征与传统“水样”女人对应，体现出其对女性传统美学规范的颠覆。与水样女人温婉、柔媚、富于浪漫气质相比，无名氏的“山味”魔女肉感艳情，体现出恶魔的力与美，流露出绝望与颓废的末日气息。 一、艳异身形与都市享乐文化 莎卡罗的肉感艳情、“熟烂”躯体是都市欲望的载体与象征。她天生叛逆的个性与大胆放浪的言行又使她成为都市身体消费原则中的异味，映射出都市里追奇猎艳的享乐气息。 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禁欲色彩，女性美的性感特质是不能搬上台面的。人们往往抓住女性的精神风貌进行刻绘，而文静、忧郁、柔美也就构成了田园传统女性的审美风格。因此，传统文学作品中的理想女性往往显得娇媚动人，楚楚可怜，体现出某种浪漫气质。与水样女人不同，无名氏笔下“沾山气”、“带山味”的女人莎卡罗是肉感而艳情的。作品描写她“一条赤红的身子……和热带女人的肉体一样，棕得发亮”，她的胴体饱满高大，丰富而有弹力。乳房如同两只红熟的苹果，“盈盈的，沉甸甸的，累累欲坠”，似乎“任一触，任一点音，都会叫这红熟的果子滴下红色果汁”。三十寿辰时莎卡罗更加成熟而诱人，她“丰腴的肩、肉感的肩、像爆发的淡褐色山洪一般”，肉的果实汁液饱满，显得又凝固，又流动，又香气样缭绕。她那张“赤红的嘴”、“一个艳丽的头”与肉感的躯体，给人带来欲望的热情。在一种要演化的巅峰状态中，莎卡罗不仅给男人带来无穷的魅惑，也透露出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其它信息。 20世纪30、40年代，世界资本主义已经从禁欲资本主义阶段过渡到世俗资本主义阶段。资本主义丧失了其上升时期的一些进步因素，享乐主义观念粉碎了它所代表的道德伦理基础，社会从传统的“先劳后享”引向超支购买、及时行乐的糜费心理。丹尼尔·贝尔在论述资本主义文化矛盾时说：“19世纪中叶宗教权威的破产引发了向着松弛方向的心理转变。结果是文化——尤其是现代主义文化——承接了同魔鬼打交道的任务。可它不像宗教那样去驯服魔鬼，而是以世俗文化的姿态去拥抱、发掘、钻研它。”[1]而此阶段，中国都市在殖民地化的进程中获得长足发展。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物质生活已经和世界最先进的都市同步，在繁荣的表象下，呈现出一定的腐烂与堕落的气息。莎卡罗式的太过红熟的肉体，与饭店、电影院、咖啡馆、跑马场，舞厅等一起构成了都市享乐的载体，成为绽放在资本主义文明的“恶之花”，而她的“熟烂”又构成当时资本主义文明的隐喻。所以，20世纪20、30年代上海文坛的一批作家——从《狮吼》到《金屋》的作家群，再到“幻社”、“绿社”和《真善美》周围的不少作家——公开打出“颓加荡”的旗帜，袒露给人们一幅幅放荡不羁、纵情泄欲的艺术狂欢者的画像。40年代，无名氏延续了此类都市表现主题，《金色的蛇夜》中的莎卡罗的肉感艳异就集中体现了如锦繁华与腐烂堕落同体的都市精神特征。 肉感艳情的“熟烂”躯体隐喻那繁华糜烂的世俗都市，奇货可居的都市异味与无厌贪婪的身体消费深深地纠缠在一起。人生的旅途中，莎卡罗以母兽般的疯狂使全城风流男子神魂颠倒。她天生叛逆与追求新异，是勇敢、力量的化身。她能把男人黑奴式地驾驭，能在大庭广众之中展示性感的裸体，敢于以“嫖男人”来反对男性的玩弄。表面看来，这个地狱式的、蛇蝎式颇有女性先锋实验的意味，但是无名氏对这一女子形象的塑造却以身体消费的原则体现都市社会永不满足的身体消费。莎卡罗无论如何翻云覆雨，她的存在价值还是作为“性物”而存在，人们对其欣赏还是停留在性欣赏。对于其外观之美的描述，虽不是弱柳扶风、如花似玉，而体现出一种饱满艳丽的强悍型的美学风格，但其物品化倾向仍很明显。如将嘴唇比喻为野蛇莓子，将其胸比喻为令人垂涎欲滴的红苹果，将其肉体形容为红熟的果实，都是异曲同工的取采之摘之、攀之折之、弃之把玩之的意味，表现出都市对女性的消费欲望。 莎卡罗遵循商品经济物质交换原则生存，她的爱情市场其实就是性市，纯属自由贸易。只是她不容许任何大托拉斯存在，她不让一个男人独占她，而是由若干男友联合称臣纳贡。由于她的特异，男人愿意以高代价换取好奇心的满足，因为“猎奇一贯是S市布尔乔亚生活的主要项目”。而莎卡罗不等他们厌倦，就及时抽身以保持其新鲜活力。所以当她以个人的怪僻一丝不挂地在众人面前展览时，印蒂谆谆告诫她珍惜社会的好奇心，过渡滥用会破产的。它像金矿，有一天也会挖空的。她独具个性，利用这个性在商品经济社会中为男性的征服欲增添一定的难度，从而达到奇货可居的目的。莎卡罗以她的深度，她的力量，她的邪恶给人强烈震撼，从而体现其作为都市异味的存在方式与身体消费原则。由于S市人们对“都市异味”莎卡罗如蝇逐臭式的追求，如同众星捧月式的推崇，所以，她能豪放大度、挥金如土，视金钱与社会地位如粪土，以至舞会皇后的桂冠非已离开一年多舞池的莎卡罗莫属，她的三十寿辰成为一时奇观，从另一方面反映出都市的追奇猎艳的享乐气息。 二、恶魔性格与都市进取精神 都市的现代性发展不能忽略的是其“机械、速度与力”。郭沫若在诗歌《笔立山头眺望》中曾盛赞资本主义文明“机械的伟力”，茅盾的《子夜》中“light heat power”成为都市文明的核心意象。而无名氏《金色的蛇夜》中的莎卡罗则以其“恶魔”式的审美个性与现代都市的进取精神互相辉映。 首先，莎卡罗喜欢选取代表着深刻的黑色，外形方面也显现出想当的动感与力度，其“山性力度”与现代都市形成审美风格的和谐统一。 不同于传统女性的繁花似锦，莎卡罗永远只穿一种颜色，黑色。那种尸殓式的黑色袍子，是她唯一的“代表颜色”。黑色的背景，黑色的装束，浓黑的头发，深深的黑色的眼影，仅在黑暗时出没的生活方式，在莎卡罗周围，黑色铺天盖地，奔腾汹涌，使其成为“一个黑暗永恒体”，“黑色”也成为一个意蕴深厚的意象。一方面，她摒弃了传统女性性征中作为男性理想中的女人而存在的中心意识结构，具有一种反叛的力量；另一方面黑色的伟大之处在于它涵盖了一切，湮没一切，代表着一种覆盖的力量；同时黑色代表着忘怀，代表着抛开人类文明的一切束缚。“让我们回到十万万年以前，我们原始祖先的世界中，暂时忘记这个罪恶的星球”，因为，“只有在最深最深的黑暗中，这个世界才准许你极坦白的赤裸一切。……在光明中，人被埋陷在千万层捆绑中”，所以，黑色又代表着摆脱一切束缚以创造的力量。 不是弱柳扶风，娇花袭水，莎卡罗的外形显示出一种力量和深度。她“汉魏石刻的脸”，“埃及画雕的深刻眼睛”，她“像一座大理石雕像，云石的坚硬几乎全部抹煞了一切可能的血肉柔软”，轮廓线条的鲜明让人体会到这个饱满躯体的深刻。“野兽样饱满的胴体”，“即使在男装下她高大胴体依然无比饱满，简直是兽性的饱满”，“那淡榛色的手臂，藕圆的摇闪着，棕色缆绳样洋溢巨大精力，以它的缠咬人神经的感觉，把世界上最沉重的船舶——男人的心，轻轻拖缠过来”。莎卡罗饱满丰腴的肉体带给人们的是一种破衣而出的动感与力量，有一种喷火山式的浓密、强度与膨胀度，“表现出青海驰马番女疾驰时的狂情：粗犷、多感、猛烈、火热”，象征着发展中的都市喷薄而出的进取力量。 其次，莎卡罗是一个介于神性和魔鬼之间的形象，是一只半疯狂半智慧的“女兽”，是恶魔性格的一种都市隐喻。不能用一般女子日常的行为规范要求莎卡罗，因为莎卡罗出人意外的方式往往让人惊骇。“这个女人的大胆与疯狂，不只超出人类语汇的境界，甚至也远超过兽语、鸟语的范围”，她的性格是反常规的。她欢喜喝烈酒，抽雪茄，穿男装、骑野性的马、打猎、旅行，有时也狂赌，吸食麻醉剂。别的女人喜欢养狮子狗、鬃毛狗消闲解闷，她家里却养了一只非洲豹子，四只英国潘英特种狼狗。化妆舞会中，她扮演“一个青面獠牙的西藏骷髅舞者”，像一个刚从地狱里爬出来的魔鬼，乍一出场，就让全场跳舞者心惊肉跳。赌博时，大家赌得血脉贲张时，她处变不惊，输了，平静，赢了，从容。“她轻松的喝着杯中的残酒，并不注视轮盘旋，却好奇的研究每一张赌徒的脸”。她颠倒黑白，晚上七点是她的黎明，半夜十二点是她的正午，十二点到破晓前，是她黄金生活时段。假如是末日式的大雾早晨，没有一丝阳光的阴霾天，低气压的雷雨天，她才白昼露面。在一次沙龙上，当人们谈论着抵抗女性的诱惑时，她突如其来地像只饱满而又壮丽的河马赤裸裸地出现于大家面前，以事实来证明女性魅力的不可抗拒。对于爱情，她是绝对独裁的。在两性关系中，她永远是主动者。当她想占有一个男人整体时，连他灵魂的每一颗细胞都应该成为她的奴隶。她高兴，招招手，任何男人都可以爬上她的床；她不招手，金山银山堆在面前，也没有用。甚至反其道而行之，向着三峡一路行进，“嫖男子”来了。 还有，与纯美女性形成对照，莎卡罗不仅行为诡异，且五毒俱全。成长过程的妓院教育使她学到了“胡狼的阴险、狐狸的狡猾、猩猩的残忍、蛇的狠毒、狮子的敏捷、老虎的粗犷”。她以其地狱式与蛇蝎样的方式，在日落后黎明前，像条饥饿的野狼，从一个黑窟到另一个黑窟，自一个男人怀抱到另一个男人怀抱。她似林豹样地格斗，拼命抓住一些东西，构筑其腐朽与糜烂的生活方式，也构筑了S市权力关系的网络。莎卡罗成为病态都市文化的核心，不仅象征着这个都市“恶之花”灿烂腐朽绝望的美，还在于她对这个城市的控制力。她告诉印蒂：“自有历史以来，人类文化一直有两种市场，一种是明市，这是释迦、耶稣、孔子的市场；一种是黑市，这是魔鬼的市场。真正决定市场价格的，不是明市牌价，是黑市。”莎卡罗就是魔鬼市场的主宰者。她是人性中的黝黑面的代表，她的存在就是罪恶的存在。在她恶魔似的个性中，也许曾有过拜伦式的浪漫，但最终她还是去除了一切人性的温情。 莎卡罗的恶魔性格，表现了其邪恶，还表现出其力量。鲁迅在第一部文学论文《摩罗诗力说》中否定“无邪”而推崇“恶魔”，就是因为对于传统观念中丑恶事物的推崇，实际上向往着力，向往着人的生命的活性，是在历史观、道德观上对恶的巨大反叛性力量的认同。“摩罗诗力说”即“论说魔鬼般的艺术力量”的意思。陈思和也指出：“人性中的魔性并不是指人性中的阴负面，而应该理解作把人性中的各种因素都高扬到极致，综合了取代‘神’和取代‘魔’的两方面，使之成为审美的材料，尤其是令人悸怖的审美材料。”[2]莎卡罗身上恶魔性格的力量体现为反抗性格与追求新异的精神。父亲被人谋害，母亲吸毒偷盗遭到毒打死去，面对流氓恶霸的继父在一个暴雷雨夜的恶行，十二岁的女孩以小母狮的勇敢，用桌上的砚台将其击中而逃离。当有幸成为一个茶叶商的第五个姨太太时，莎卡罗又设计卷逃，对吃人的封建社会的法律与伦理吐出了蔑视的唾沫。她在伴舞生涯中努力学习英语，又在香港中文大学旁听文学和哲学，使自己的谈吐、风度、经验不比一个女硕士差。美艳、邪恶与良好的修养结合在一起，形成一股巨大的张力，给人目不暇给的“撒旦的美”。 波德莱尔指出，现代生活具有一种特殊的美，这种美是一种“英雄气概”：上流社会的生活，成千上万飘忽不定的人——罪犯和妓女——在一座大城市的地下往来穿梭，蔚为壮观。……上流社会和底层社会在美的问题上是可以等量齐观的，它们都表现出一种“撒旦的美”，一种古怪的美，一句话，“恶中之美”[3]，“最完美的雄伟美是撒旦——弥尔顿的撒旦”[4]，“在每一个人身上，时时刻刻都并存着两种要求，一个向着上帝，一个向着撒旦。祈求上帝或精神是向上的意愿；祈求撒旦或兽性是堕落的快乐。”[5]莎卡罗身上的恶魔的美尽情展现着兽性堕落的快乐与力的美感。所以，作品中的人物马尔提评价莎卡罗说：“她是一种巫力，一种叛逆，能创造你，也能毁灭你。”她的堕落的力量则体现为现代生活的英雄主义。 三、末日狂欢与都市颓废文化 莎卡罗像一只宇宙罪恶里面黑暗而颓废的精灵，在热闹的都市中纵情狂欢。但不能否认，这狂欢却是人在绝望之时拿一天当一年的最后的狂喜。 大都市生活沉闷，生命腐烂。“那座都市的描金恐怖，硝镪水样，早已蚀烂了莎卡罗的享乐官能。她是如此疲倦于那套金碧辉煌，那蛆虫般的人群”。从前她“林豹样的格斗”，在现实中拼命想抓住一些东西，虽然痛苦，却痛得有希望，苦得有明天，甚至也偶然有快乐。现在，一切全有了：珍珠、宝石、地位、荣誉、智慧，甚至美貌。她拼命追求，但到手的却不是她想要的东西。她发现她生命中已没有最重要的东西——向往与明天。她虽然像亚伯的后代一样，“吃喝睡觉”，“满意地微笑”，但掩饰不住的是热闹中的寂寥。莎卡罗的末日狂欢就是20世纪上半期信仰失落以后的都市时代情绪的普遍反应。 《无名书》是一部穷尽生命文化现象本相的大书。《金色的蛇夜》中印蒂勘破的是革命的真相。印蒂在革命中抵挡住了地位、金钱、虚荣、女色、利害的利诱，也能以革命者的大无畏精神面对敌人的毒刑拷打与逼供，但不能面对的却是辞典中的理想、信仰、良心等词在现实生活中的变异。并且，从中国到世界，一切的价值观、道德观均已被毁坏。革命与背叛，真理与邪恶，美丽与丑陋，一切都模糊难辨。社会现实陷于一片混乱与无序中。天地在无望的漩涡中，昏天黑地地旋转，犹如那原始的第一次大星云的旋转，那是为了创造，这却是为了毁灭。作品中常绿说：“在这个世界上，最麻烦的事是希望，最省事的是无望。一个人正式绝望以后，活得倒容易了。”于是，他们向早期浮土德学习，大胆地把灵魂押给魔鬼。作品反复书写的就是这种末日来临的绝望情绪，体现出作家面对历史巨变所产生的颓废心理以及时代的忧郁感与孤独症。绝望苍凉的背景成为莎卡罗这朵地狱之花于午夜都市里纵情狂舞的生命底色，其狂欢与寂寥也显示着都市与时代的绝望与颓废。 无名氏叙事，擅长把平常的东西变得新奇。对于莎卡罗形象的塑造，无名氏抓住了与传统水样女人对立的“山味”魔性，颠覆了传统的女性美学规范，因为，“魔性从来比人性更深刻、更永恒。用两手两脚追求人性的人，必然用四手四脚追求魔性”(《金色的蛇夜》)。无名氏说：“任何大动乱时代，人的态度只能走极端，非极强的反叛，即极强的保守，在这种时代，也只有极端才能叫人生存，但在一个太平时代，或内部矛盾不很显著的时代，人的态度比较容易趋于调协、妥协。”[6]从这种意义上说，莎卡罗的极端性格又是中国变动不居的现代都市典型情绪的反应。 作者简介：傅建安，女，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湖南城市学院中文系副教授 注释： [1]〔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M]，赵一凡、蒲隆、任晓晋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65页。 [2]陈思和：《代序：试论无名书》，见《无名书精粹》[M]，武汉：武汉出版社，2006年版，第3页。 [3]、[4]、[5]郭宏安：《波德莱尔诗论及其他》[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1、41、4页。 [6]无名氏：《淡水鱼冥思》[M]，广州：花城出版社，1995年版，第7页。 原载：《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10年第1期 原载：《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10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