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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大草的长篇小说《所有的乡愁》选取了中国历史自戊戌变法至20世纪末近百年的时间段落，以精妙的构思、深情的笔墨，既立体化地展示了中华民族百年忧患中乡愁积淀和凝聚的历史进程，又精雕细琢般地刻画了乡愁在每个人心灵与血脉中生长和呈现的各色情态。小说的时间跨度达一百年之久，而其中的人、事绾合得十分紧密，并不显得游离，承载着生命故事的“历史之物”的出现在其中起着非常重要的关合作用。而且，这些“历史之物”在时间之流中的行迹虽然可能被清晰地追踪，但其行走的过程和与之相关的人生和命运却是任何人也无法左右的扑朔迷离，比如，捣杵。 在日本文化里，捣杵象征着一个人身世的迷离和“变迁”。岩里良子在望夫桥的古玩市场里见到了一件木捣杵，便觉得跟见了个“故人”似的，虽然，在她的人生中，也许并不曾见着过什么“捣杵”。对于包颔包来说，关于故乡“两全庄”的想象就如同“捣杵”一般交缠：“端详此捣杵，昔日可是山茶树，抑或是梅树？”这《奥州小道》中的俳句，其实也是他对于故乡两全庄梦幻般的迷惑和怅惘，于是，他见到“捣杵”，也像“跟见了个故人似的”。而读者在恍惚中也许还会记得，当年平冈桑梓们实施暗杀计划的失败，便是被湖北一位名为“捣杵”的特工人员所捣毁。同时，渡江(稻儿)在逃亡的途中，被包英良带到了家中，在这个陌生的地方，稻儿打量房间的飘忽的目光，也曾偶然地不经意地停留在包英良书房里“靠墙的书架上，和书站一起的，有一只色泽古旧、造型朴素的捣杵”。这只“捣杵”，却是包英良当年去横滨探寻母亲娘家时带回来的惟一的纪念品。“捣杵”的一次次出现，在时光之流中画出了一道让人眩惑的优美弧线，其间的连缀点似有若无，暗藏着一种“流逝”，一种“变迁”，恰到好处地展现了人在时空中的惝恍迷离和人对于历史感知的荒烟弥漫。 “似曾相识”也是小说绾合情节的方法之一，比如，满月赤裸身体在长江边上烤鱼时的焦香味与日本小酒馆中杂乱的储存间鱼的腥味以及妓院鸨母“香脂儿”的体态、目光在不同的时空中都同样唤起了包博望童年的瞬间记忆而使之陷入短暂的迷乱。而分属于两个对立的民族间的平冈桑梓和包博望当年的刺杀行为几乎是如出一辙，并且互为镜像，只不过，一个在失败后自筑营垒；一个在失败后三缄其口。直至日后时过境迁，一个隐身荒野，痴狂而近乎荒谬；一个隐身市井，传奇也终归于平淡。而平冈桑梓的隐身荒野，又与苗小桥当年跌入人迹罕至的姜维谷的经历颇有些仿佛。这些“似曾相识”的人生经历，可能会让人情不自禁地发问，真有这样的巧合和偶然吗？当人们在引领怅问的这一瞬间，却又会在心中升起无限的怅惘。 就一个人的身世而言，更加耐人寻味的是，小说中虽未明言，但读者却能知道，小坡原本就是包博望忍痛送给北京“坡同学”的那个孩子的后代，但在送孩子时，他们曾经约定，会让这个秘密“烂在肚子里”， 所以小坡的身世一直不为人知。但真相或许就在人们触手可及的身边，只是由于各种的机缘，人们往往与之失之交臂。因为，小坡后来离家参加革命活动受了伤，被金有种救起，后又与筐儿结了婚，便已经差不多回到了两全庄，但就是没有任何一个偶然的机缘，让人揭开他身世的真相。而且，这一真相看起来很有可能随着时过境迁便沉埋进入古井般幽深的时光深处，终于“烂在肚子里”了；但小说中若有若无的线索却表明，在生活的罅隙里，却又总潜藏着某种追索真相的微妙机缘，比如包博望的手稿或许终有问世的一天，而小坡的身世之谜也或许会在不期然的时刻被“后人”有意无意地发现。 小说通过对这些叙述结构的精妙安排，还原了历史与人生的“本相”，揭示了生命的轨迹在岁月的流逝中的迷幻、荒谬、吊诡、巧合和偶然，以及个人在历史中不由自主的“存在”。但小说叙述者的视界也有难以周知的不尽圆满之处，因为，叙述者的叙述是必然会围绕一定的中心和主题的，小说家何大草的叙述中心就是包家和金家几代人的生命历程，在他的叙述中，与此相关的事件便居于中心地位，十分具体而明确，其他人的生命事件便会显得比较暗淡和模糊，并且，对于一些隐藏着的事实和真相，何大草的全知视角也无能为力，因而小说中便确实还存在着“许多未知”。 为了弥补单向度叙事带来的历史视角的局限，小说中出现了互相关联的另外两个叙述者，即“南音”往事的见证者、向南音院志提交了一份个人备忘录(作为小说附录形式存在)的何绍刚和为何大草小说撰写“跋”并接受何大草委托为小说中人物、事件寻找下落的考古学家何少刚。他们与何大草虽然年龄悬殊，分处异地，却又是在百年校庆时认识的同门师兄弟，都曾梦想着去“考古”，因而对于历史上发生的事件有着不同寻常的好奇和异于常人的眼光。于是，叙述的接力棒便由何大草传递给了何绍刚和何少刚，因为何绍刚又自然地引出了诸多人物。 于是，小说通过这样的“互文本”结构将叙述视角进行了巧妙的移换，一方面让原本居于叙述边缘的苏娘、赵小青、桑桑以及马家家、苗小桥等在“文革”中的遭遇成为事件的中心，而“文革事件”所彰显出的“人性”的优美与丑恶，爱、恨、情、仇也如同被置于显微镜下般的凸显和放大，小说丰厚的意味因此而得到了数倍的强化。另一方面，何大草与何少刚之间的对话，更表现出历史的机锋和作家对于历史的富有意味的思考和把玩。比如，何少刚在听了何大草要他寻访包博望的手稿和包良英的书信时，兴致勃勃地夸口说自己“拣到半块砖头，也能考证出一座城池来”，但他寻访的结果却是，“东西的下落似乎晓得了，却离未知更远了”，因此，信誓旦旦的考古学家最后也不得不承认自己“探究未知的能力，在地下游刃有余，钻出地面就不灵了”。 小说家、考古学家和院志办编纂者对“所知”叙述的限度，无疑也是所有人在人生和历史的“未知”面前的限度。但无疑，小说家的任务却是要直面这一种“限度”，去掀开历史的幕布以触摸一个人、一个家族、一段人生的温热与律动，而小说家也正是基于对潜藏在人类心灵和血脉中的乡愁的深刻的领悟和了解，从而对在历史的无序化进程中人生的颠沛流离和灵魂的骚劲不安充满了贴己的关怀。 原载：《文艺报》2010年12月06日 原载：《文艺报》2010年12月06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