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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瑛的诗歌创作，是中国新诗史上的一个奇迹。他在我的心目中留下了三大惊叹，也可以说是三大疑问，即，他在近70年的诗歌创作中，为什么能始终站在峰巅上歌唱？为什么始终具有激昂和旺盛的创作激情？为什么能始终保持如此高和如此均衡的创作水准？我们不妨以时间为横线，以他在各个时期的创作品质为纵线，画出他的创作轨迹，这时我们将看到，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差不多是一条等高线，几乎没有落入谷底的时候，更没有与他同时代那些同样杰出的诗人那种大起大落。即使在诗人们都留下空白的十年浩劫中，他也没有停止过对诗歌的寻觅和写作。 由于受传播的限制，我和许多人对李瑛在军旅生涯之前的创作是陌生的，除在他的简历上知道他早期曾出版《石城底青苗》这部五人合著的诗集外，可说一无所知。最近有幸获得他赠送的《诗文总集》，我才终于看到这些作品。实话说，在读过这些作品之后，我在感到震惊的同时，心目中对他的诗歌创作产生的三大惊叹或三大疑问，也有了自己的答案。我相信，我可能触到了他创作的秘密，或者说我正在渐渐接近他的写作真相。 李瑛早期诗歌由《布谷初鸣》和《方生与未死之间的歌》两部分组成，共98首。前者是1943年至1945年他在中学期间的作品，创作年龄在16岁与19岁之间；后者是他1946年至1948年在北京大学读书期间完成的，创作年龄在20岁至22岁之间。读这些诗，联系他在这两个年龄段所对应的刚好是以抗战胜利划分的两个时代，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悲愤少年逐渐成为热血青年的过程。应该说，从满腔悲愤到热血沸腾，这在生理上符合生长逻辑，在心理上符合发展必然的过程，同时也是他的诗歌创作从早熟走向成熟的过程。所谓早熟，是因为他一提起笔来写作，面对的就是一片满目疮痍，让他痛心疾首的土地，眼里含满为祖国和民族陷落而悲悯的泪水。《播谷鸟的故事》给我们描绘的就是那片苍凉的土地。这首诗写的是春天到了，播谷鸟在寒风中催促播种，但土地上却“没有人来撒下种子”。他在这首只有17行的诗歌里运用了下列词汇描绘中国当时的大地：荒芜、饥饿、蹂躏、呼唤、眼泪、辛酸、枯槁、竭死、螟虫、蝗虫、饥荒等等。另一首《古长城》只有短短八行，在这首显然是哀叹中华民族苦难命运的作品中，浮现在我们眼里的词汇是夕阳、白骨、哀怨、血和泪、历史、苦楚、月落、悲嘶、凄楚、风雨等。在今天读来简直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说得明白一些，在当时，面对这片破败而又荒芜的土地，这个年仅16岁的少年不仅看到了我们这个民族遭受的贫穷，而且看到了比贫穷更可怕、更深重的苦难。要知道，那是个冰封大地、天下一片漆黑的年代，正在沦陷的唐山读中学的李瑛，心里就已经有了不愿当亡国奴的强烈悲情，因而没过多久他就因“思想不良”而被开除学籍。早熟的经历反映到诗歌创作中，那种对现实生活的痛感和诗性的表达，也就早早出现了。他在《诗文总集》中把这个时期的创作命名为“布谷初鸣”，而我想的是，初鸣的布谷虽然难免稚嫩，但他发出的声音却是在啼血歌唱了。 1945年李瑛幸运地走进了北大红楼。这座最高学府迅速给了他更高的眼界、更开阔的胸襟、更丰厚的知识。这既让他的思想更为成熟，又让他的诗歌技艺获得飞跃提升。当时以北大为风暴中心的国内学生运动逐渐风起云涌。这个时期，李瑛在积极投身学生运动的同时，也因内心的压抑和情绪的充盈到达了一个不吐不快的诗歌创作爆发期。因而，他在这个时期的创作，是不可能不关注国家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的。他希望有一种力量能抚平“祖国肌肉的伤口”；“期待道德和法律，期待一个好政府”就像一座“年轻的城”那样横空出世；他通过《桥》对这个世界说：“我要歌唱我的祖国/我的苦难的民族/我现在已经完全长成大人了/我应该承担一个大人所/应做的工作，庄严的工作/让桥帮助我/认识历史和今天，以及明天/去学习，去工作，去战斗”。请看《起来！军号响了》中的诗句：“全中国都武装起来了/军号响了/许多沉睡的人/都已醒来”。而在以反对专制暴君为主题的那首《歌》里，我们看到的是他正把自己的笔当成刀尖，插向那个“水龙喷射”、“皮带抽打”、“口哨呼啸”的黑暗社会。换句话说，此时的李瑛已经是一个清醒的经过暴风雨洗礼的知识分子，他投笔从戎的举动，表明他自觉地选择了这个政党、这个政府和这支军队。而他与这支主要由农民组成的队伍中的其他成分最大的不同是，他穿上军装就是一个战士，拿起笔杆就是一个诗人。他从此歌唱祖国和民族，担当起自己选择的历史使命。 几十年来，我们围绕着什么是诗曾争论不休，在各种概念中反反复复，绕来绕去，至今也没有公论。而这个问题在李瑛早期的诗歌创作中早已不是个问题了。他认为诗歌是一种光明的事业，诗人一进入诗歌，就应该“有一种光明的预感 /新鲜的、健壮的、幸福的预感/因为解放了诗/便是解放了的人类的声音/解放了屈辱的生命/同那些被屈辱的灵魂”，因为“时代的诗给我们带来了/博爱，平等，带来了/民主和自由，带来了/幸福和工作，带来了/笑和欢笑的力量”。只要“把新时代错综的音波/配制成你的诗”，你就获得了“人类的声音/人类心灵的真正的声音”(《展开诗朗诵》)。所以，李瑛主张“把诗歌还给大众”，在创作中追求“解放了的人类的声音”，追求给人民带来“笑和欢笑的力量”，带来人们在生活中洋溢出来的那种幸福和快乐感。正因为如此，我们很少在他的诗里听到剑拔弩张的怒吼，声嘶力竭的呼喊，咬牙切齿的诅咒，或者软绵无力的呻吟，轻狂的嘲讽。尽管当年他与普通的劳苦大众还有一定的距离，但看得出来，他总在努力地把视野放低，试图能闻到他们身上的血味与汗味，看到从他们身上发出的虽然微弱但同样具有尊严的光芒。在此后60多年的创作中，我认为李瑛始终都遵循歌颂光明、歌颂劳动人民这一原则，读者们从未看到他的游移和摇摆。 不可思议的是，读李瑛早期的诗歌，尤其是读1946年后他在北大期间的部分作品，我几乎一点也不感到陌生，感到突兀，甚至有种空间错位、时间倒流的感觉。譬如读《战争向我们来了》《你太年轻的城》《树叶》《起来！军号响了》《枪》《我的心这样贫瘠》等，它们或是以对生活的独特观察方式，或是以文本的结构方式、语言的修辞方式，让我感到是这样的细腻，这样的明朗和流畅，而且是这样的熟悉，好像我昨天才刚刚读过。有的诗，如果不标明写作年代，把它们放在他今天的新作中，恐怕连编辑和读者也分不出哪首是刚写的，哪首是60多年前的作品。读着《你太年轻的城》中的诗句：“年轻的城，你/走着，你笑/你歌唱/摇着迷蒙的森林的声音/摇着海的声音/健康的城/高悬起七月的遗像”，你能想到是他20岁时的作品吗？ 我说我对诗人早年的诗歌感到熟悉，是想说李瑛的诗歌早在60多年前，就基本形成了他清新、细致、柔美的叙事和抒情风格；他对待事物有着异常敏锐的观察力，通常从新颖、细微的角度入手，然后在诗中别开洞天，给人以亲切、鲜亮而又不失深邃的诗意感受。这么说吧，他往往以独特观察到的生活细节作为对应物，或者说一首诗的骨骼，而后沿着它的自然属性和哲学张力展开逻辑想象，在这同时，又以自己最真切的情感作为这首诗流动和富有质感的血肉，展开生命想象，在这个过程中他让二者相互渗透，又相互缠绕，如此一来，他细心观察到的事物在他的文字里便有了自己的体温、心跳和呼吸——一首诗就这样诞生了。因此，他诗歌中的“我”既是“大我”，也是“小我”，它发出的既是人类共同珍惜的美好声音，又散发着他个体生命的独特魅力。 说到这里，恐怕人们要问：为什么李瑛早期的诗歌，尤其是在北大的短短三年中创作的诗歌，能达到如此高的艺术成就，而且对他一生的创作有着如此清晰的指向呢？我想，这恐怕与他在生命力最旺盛、思维最敏捷的时候，既受到了思想和生命的历练，又接受了良好的文学教育有关。从诗里我们能明显感到，那时他已研读了许多古今中外的名著，深受中国的历史文化、西方的经典作家文论，特别是俄苏文学的影响，这为他承古汲今、融会中西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他当时的写作，说白了，其实就是我们当下所常说的“知识分子写作”。我们的许多诗人之所以缺乏持久的创造力，与他相比，恰恰表现为学养的先天不足。而在那个风雷激荡的年代，当有了文学准备的李瑛意气风发地走出红楼，走向一片热气腾腾的大地时，便注定要成为我们今天面对的一个大家。 原载：《文艺报》2011年01月19日 原载：《文艺报》2011年01月19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