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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长篇小说创作数量上升，诗歌创作领域也出现了一股“长诗热”。如邱树宏的《30年：变革的大交响》和《孙中山》、桂兴华的《前进，2010》、王久辛的《致大海》和《初恋杜鹃》、商泽军的《奥运中国》和《大地飞虹》、华文峰的《中华之歌》、洪烛的《西域》、陆健的《田楼田楼》、唐力的《建筑人》等，发表后都引起了媒体的关注和诗评家的认可，在一般诗歌读者中也获得了好评。这些作品从不同视角和层面反映了诗人对时代变革的感应，对社会进步、社会和谐的礼赞，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和对现实生活的介入。这些长诗形式多样，把朗诵诗、新民歌体诗和抒情诗有机结合，给新诗创作提供了有价值的经验。 在电子媒介主导文化的时代，人们都呼唤“快速阅读”和“精短文学”，甚至有人专写“手机短信诗”之际，为什么会出现“长诗热”呢？我觉得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是今天的文化环境越来越宽松。思想的多元化和文学的自由度相辅相成，诗人作家摆脱了外部环境的束缚后，有了心灵畅快释放的空间，于是可以自由地选择题材，舒放自我情怀、反映敏感内心与现实的强烈碰撞，因此长诗就成为一个重要的创作方向。二是时代热潮和社会风气推动着诗人的长诗创作热情。应该说，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变革脚步迈得非常大，现代的风潮始终在涤荡着诗人的心灵，冲击着诗人的思绪，激发他们的灵感，尤其是改革的每一个步伐，都牵动着诗人的神经，让他们在进步文明的进程中寻找属于自己的表达方式。三是主旋律文化呼唤政治性诗歌及颂体诗。写作既是个体行为，又具有社会属性，文学多元化并不等于价值的多元化，文化的脉动需要主旋律，因此长诗创作，尤其是政治抒情长诗在主流价值的建构方面必不可少。四是媒体时代，小诗声音微弱，唤醒了诗人对长度与气势的追求。五是诗人不甘于寂寞，不愿意游离于现实之外，也拒绝遗忘历史。当然，最重要的还是诗人们有着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他们不愿意扮演“小家碧玉”、“阳春白雪”的角色，更不愿做“温室里的花朵”，他们懂得诗人的责任和文学的社会定位。因此，对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纪念新中国成立60周年、2008年北京奥运会、2008年汶川地震、2010年玉树地震等等重大事件，他们都以求真精神、爱国热情和悲悯情怀来书写自己的长诗。可以说，是多种因素的合力作用，推动了长诗的创作与出版。 从以上提及的几部长诗来看，诗歌并非只是所谓“现代派”笔下个体化的语言狂欢和意象游戏，长诗可以有效地介入生活并实现对生活的矫正、对心灵世界的建构，乃至推动对主流文化的建构。其实，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郭小川、贺敬之、闻捷等的“政治抒情诗”和新时期的李瑛、雷抒雁等诗人的长诗，到今天的新一代诗人的长诗，诗歌对生活的介入是多角度多层面的。 一是从个体生命经验出发。每一位诗人都有独特而丰富的生活经验，都有自己对生活的感受与看法，都有自己的语言风格和技巧，他们可以从微观的层面来探寻人的内心对生活的触摸，来表现诗歌对生活的细部感应和认知，来描绘个体生命对世界的感知与理解。二是从群体立场来表现对生活的看法。每一位诗人都是群体中人，都是社会中人，都属于一个特定的阶层、社区或村落，他们可以用诗的方式来表达特定群体对生活的反映，可以从大众的立场来表达诗歌对生活的参与。这种方式中，诗人可以把自己定位为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或以公民、国民、市民、村民的身份，来讴歌所属的群体，或阶层或民族或国家，尤其是诗人不能忘记自己的国民身份和公民的责任。三是以历史审察者的身份来进入历史，或以现实洞察者的身份来批判现实。长诗不能仅仅是赞歌、颂歌，尤其是政治抒情诗也可以对历史、现实的重大问题或事件提出质疑和批判。诗歌的力量除了通过对美好事物的讴歌而唤醒人的审美追求外，还体现在以智慧的语言来唤醒人对历史、现实的沉思和对未来的眺望。 总之，“长诗热”说明了诗歌是时代社会的产物，是我们这个时代造就了长诗，也给予了诗人以充分的激情。同时，“长诗热”也告诉我们：诗歌在任何时候都是诗人社会责任和现实情怀的体现，诗歌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激发人的奋斗情怀，都能唤起人的爱国热情。 原载：学习时报2010年08月17日 原载：学习时报2010年08月17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