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继《金瓶梅新解》《金瓶梅发微》《金瓶梅人名解诂》之后，霍现俊的专著《金瓶梅艺术论要》(以下简称《论要》)于2010年6月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了。该著是《金瓶梅》学术研究的又一力作，有如下几个鲜明的特点： 首先是犀利的历史透视视角。陈寅恪曾以诗文证史的方法研究历史，多有所发明和创获。而霍现俊则是用历史的方法、历史的视角和历史的文献来研究和探析《金瓶梅》的作者、主旨、历史、地理、成书方式和艺术特色等，自成一家，独树一帜。从《论要》来看，霍现俊对《明史》《明实录》《明史纪事本末》等文献资料下过大力气、死功夫，从《论要》行文中的明史尤其是正德、嘉靖、万历年间的史实信手拈来，说明作者对《金瓶梅》相关的明史已达到了烂熟于心的地步，以此等心思才力研读《金瓶梅》，岂不独具慧眼，发人之所未见？！退一步说，《金瓶梅》既然是“借宋写明”(《论要》第7-28页)，它就不会不打上当时历史的烙印，兰陵笑笑生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总是将他所生活的时代精神写真于文本之中。《论要》在霍现俊前三部学术专著基础上探讨《金瓶梅》的艺术特征，也是从历史的视域进行的，别开蹊径，富有独创性。 其次是统计方法的科学运用。统计方法之于文学的研究，似乎应该慎重，如有人以《论语》中的“仁”“礼”字之多少论证孔子思想的核心究竟是“仁”还是“礼”，恐怕与事实相去甚远，因为《论语》中有些篇章固然没有此类字词，但有其义，如《乡党篇》虽无“礼”字，但通篇论“礼”也。如果统计方法运用得好，则无疑将增强说服力，《论要》关于统计方法的运用就非常合理、科学。据霍现俊统计，《金瓶梅》中插入了85个正德、嘉靖时期的真实的历史人物，摄入了59个宋代历史实有人物等等，并将这59个宋人以表格的形式列出(见《论要》第10-14页)，此等统计方法的运用，数字明晰，证据确凿，论证有力，令人信服，具有极强的说服力。 再次是古代艺术手法的发微。霍现俊对《金瓶梅》叙事艺术、独创性构思、人物设置的独特艺术以及艺术视野等的发微颇多，且为新创独见之论，如对“词语置换法”创作手法的发微，令人耳目一新，眼前一亮。在中国古代，为避讳计，常将词语进行置换，如庄与严、通与彻、世与代、人与民等，霍现俊从此处入手，指出了《金瓶梅》采用“词语置换法”或同名同姓人物将正德、嘉靖时期的许多历史人物糅进了小说之中，解读了《金瓶梅》中的一系列人物形象，论证了这部小说人物设置的独特艺术，这是《论要》关于《金瓶梅》艺术特色极具创新性的发见之一，为《金瓶梅》艺术特色的探讨开辟了新的疆域。 第四是烛幽洞微的艺术感悟力。《论要》中的结论，一方面是建立在阅读大量文献资料基础之上的，另一方面又是敏锐感悟能力和细腻艺术感觉能力的结果。霍现俊认为小说作者写明武宗之所以借助于西门庆，原因之一是明武宗曾自封为“大庆法王”，而《金瓶梅》中的潘金莲、宋金莲在历史上也实有原型，即张金莲、郑金莲(《论要》第142-151页)，——这样的研究，一方面需要绝伦超群的艺术感悟力和想象力，而伽达默尔曾经说过“正是想象(phantasie)才是学者的决定性功能”(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夏镇平、宋建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12页)；另一方面也需要对中国古代文学内在规律的敏锐感知和深入挖掘，如对“词语置换法”、“新闻标题词”式的手法等的发见，此等艺术手法的发现对解读中国古代文学大有裨益。 《论要》的撰作特点自然不只是上述所简单罗列的几点，其他诸如以“新闻标题词”式的独创手法论述《金瓶梅》独特的艺术特点(第一章第二节)、以“小说中的‘小说’”、“小说中的‘戏曲’”论证《金瓶梅》的文体特征(《论要》第四章、第五章)等亦是新异深刻，读者自会发现新颖喜人，兹不赘述。以历史视角来研究小说，尤其是研究作为“史余”的中国古代小说，其价值意义自不待言，因为艺术总是现实的反映，况且晚明盛行时事小说，即以小说影射时事，但在考论的时候，有些地方似乎也不宜过于坐实，例如“立东宫”时代之争(《论要》第47-55页)，它或许仅仅是为了叙事的需要、情节的推展，故将武松遇赦返乡归之于“太子立东宫”，而将太子坐实于哪一朝似乎大可不必，因为小说固然反映现实，但它毕竟以虚构为主，它不是史传，而是编撰也。 原载：《文艺报》2011年02月21日 原载：《文艺报》2011年02月21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