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读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出版的民国学术丛刊之《文化形态史观·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一书，颇多感触。由这套丛书所选书目可以看出该丛书着眼于民国时期较有光彩但多被后世所忽略与遗忘的学术典范。如这本《文化形态史观·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作者是曾经赫赫有名的史学大家林同济与雷海宗两位先生。其实对于今天的读者，如果不是专门的史学专业出身，基本对这两个名字会较为陌生。这两位先生是曾经活跃在上世纪40年代史学界中著名的战国策派代表人物。 所谓战国策派，主要由西南联大的林同济、雷海宗、陈铨等人组成。1940年到1941年间，他们在昆明创办《战国策》半月刊，1941年底又在重庆的《大公报》上辟出《战国》副刊，他们在这些报刊上系统介绍了“文化形态史观”，主张“战国时代重演”论，时人称之为“战国策派”。这一文化流派是基于文化重建构想中极富理论个性的学派，属于史学革命的一种大胆尝试。当时颇引时人关注。而两位先生合作的《文化形态史观》《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二书则是战国策派名噪一时的著作。 战国策派的理论资源主要来自德国历史学家、哲学家斯宾格勒1917年出版的《西方的没落》一书，对近代以来以西方为中心的历史观发起了猛烈抨击，以一种全新的体系重新评估世界历史。他从文化的角度来立论，认为在世界历史上有八种自成一体的文化，即埃及文化、巴比伦文化、印度文化、中国文化、古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玛雅文化、伊斯兰文化及西欧文化。每一种文化都犹如生命的有机体，必然要经历兴衰盛亡的生命周期。正是由于斯宾格勒此书，才真正建立起了文化形态史观学说。 林同济、雷海宗两位先生对历史文化的论述显然受斯宾格勒和汤因比的影响。其实，无论《文化形态史观》还是《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严格说来都不是一本专著，而是雷海宗与林同济的主要学术论文的一个汇编集。雷海宗对于中国文化的周期论所论甚详，其畅谈中国文化之两周，着眼点却在于如何建设第三周中国文化。为了创造这“第三周文化”，雷海宗还写了《中国的兵》《无兵的文化》《中国的元首》《中国的家庭》等文章，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兵可说是民族文化基本精神的问题，家族可说是社会的基本问题，元首可说是政治的基本问题。三个问题若都能圆满地解决，建国运动就必可成功，第三周文化就必可实现。” 由此可见，战国策派的历史与现实是二位一体的，他们用形态史观来研究历史，于是就有“中国的文化二周论”，他们用历史来比较现实，于是就有了“战国时代重演论”。 文化形态说从宏观的角度来考察历史，自有其可取之处，但它往往只抓住历史的一些表面现象进行类比。战国策派将文化形态说视为考古察今的不二法门，对唯物史观根本不屑一顾，他们崇尚欧洲史学观，机械套用西方观点，因此也引来国内主流史学界的猛烈抨击。诚然，客观历史是无限的，任何一种理论，纵然有十分的可取之处，也难免有局限，战国策派却以唯我独是的态度将“文化形态说”视为解决古今中外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就必然导致非科学的结论。尽管战国策派在介绍和应用形态历史观方面有种种负作用，但毕竟是他们首先向国内学界介绍了这种学说。可见，当时的中国学者对西方史学界的情况并不隔膜。能及时将一种西方史学理论介绍给中国历史学界，这便是对中国史学界的挑战，也无疑能促进中国史学的发展。最重要的是，战国策派的史学观点尽管另类甚至不被主流学派所接纳，但其终极愿景仍然是期盼中国传统文化的伟大复兴，故此，与其他史学流派的观点实属殊途同归。在当年那场旷日持久的史学论证之后的60余年的今天，重新整理出版这类史学名著，或许会对当下的文化建设别有一番意义在其中。 (《文化形态史观·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雷海宗、林同济著，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年10月出版) 原载：《文艺报》2011年02月21日 原载：《文艺报》2011年02月21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