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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当代海外华人学者中，有一批专事20世纪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的批评家，其代表人物有夏志清、李欧梵、王德威、王润华、赵毅衡、刘禾、周蕾、张旭东、刘康、张错、张英进、黄子平、孟悦、许子东、陈建华、唐小兵等。他们大多在中国大陆和台湾完成大学学业，后出国(多在美国)继续攻读学位并在境外学术机构工作，构成20世纪后半叶的学术“西游记”、“东渡记”。海外学人一方面对异域批评理论作近距离移植，另一方面又面对中国文学问题采取远观姿态。这种“近取远观”态度同国内学人研究路向的差异，隐含着诸多值得探讨的学术话题：既有研究立场、方法论上的，也有理论观念、学术观点上的。海外学人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过去中国文学研究的封闭单一视角，将跨文化、跨学科、跨语际的研究观念投射到国内，形成了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多元边界”、“双重彼岸”、“多维比较”；其直接参与及影响所及，在某种意义上改变了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总体格局，且目前已从某种边缘状态向大陆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中心地带滑动。 海外华人文学研究各领域的进展并不均衡。其中，海外华人作家研究起步较早，队伍壮观，近年来更从华文作家研究拓展到非母语的华裔作家研究，并引入身份理论、女权主义等新兴研究观念，视野与深度均有较大变化。此一领域的领军人物，已开始思考研究的升级与学科的建构问题，如饶芃子教授提出应在原有作家作品研究基础上，积极拓展华文文学的诗学研究①；刘登翰先生等则从研究对象的独立、理论与方法的更新、学术平台的构建三个方面，思考了华文文学研究“学术升级”的问题②。海外华人诗学家研究则把考察海外华人诗学家同研究海外新儒学相结合，也出版了不少有创见的成果(如对刘若愚、叶维廉、叶嘉莹等人的个案解读与综合分析)，研究已成一定气候。但海外华人批评家研究一直未能活跃，其不足表现在：(1)成果只见个案研究及单篇文章发表，缺乏对海外华人学者批评理论整体风貌的准确揭示及内在特征的系统探讨；(2)视野多局限于对对象自身的分析和诠释，未能将其置于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总体格局及中西跨文化语境中作比较观照；(3)系统整理与发掘批评理论资料的工作尚未启动，这也成为阻滞研究进展的重要原因。随着近年来海内外华人学界的交流日盛，上述研究情势亦正在改观。海外华人学者批评成果在国内陆续出版，学术界对海外批评群落的关注也不断加强。2004、2005年《当代作家评论》“批评家论坛”陆续刊出夏志清、李欧梵、王德威、许子东等海外批评家的研究专辑，显示出国内学界对此领域的不断重视。 值得注意的是，在对海外华人学者批评理论普遍赞肯的同时，国内学界也有一些不同的声音。如刘禾的“国民性”话语批判及关于《白银资本》的研究，就曾在世纪之交引起过相当大的学术争鸣③。王彬彬新近也在《南方文坛》上撰文，对王德威的研究成果予以批判，认为海外华人学者与大陆学者生活于不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里，能以不同的眼光看待现代文学的发展流变，但往往也难逃另一个方面的意识形态的左右；他们运用西方现代思想家的理论来阐释中国新文学，固然会使作品显现出新的意义，但有时也会圆凿方枘，不着边际④。无独有偶，在程光炜主持的一个小型讨论中，参加者一方面肯定了海外华人学者的理论贡献及学术启迪，另一方面又对他们的研究路数加以反思，认为海外学人总体上呈现出重理论、轻材料、缺少整体文学史观等倾向，形成了一种浮泛的学风⑤。事实上，正反两种评判恰好说明了海外华人批评家在理论方法、学术策略、研究资源等方面与大陆学者的差异性。海外华人学者批评理论，作为一种崭新而富有争议的学术领域，其所引起的学术反应，不仅是其学术意义的一种显现，而且本身也构成一个颇可深究的批评话题。 二 海外华人批评家游走于中外之间，其学术根柢交杂着多元文化因素及复杂理论背景。对其加以考察，至少牵涉到批评理论、20世纪中国文学、海外汉学、比较诗学与华人研究等多个学科领域。笔者认为，以下几个方面问题的梳理，可为海外华人学者批评理论的系统研究奠定一定的基础。 (一)海外华人学者批评理论的整体风貌及差异描述。此一研究应通过大量收集和研读当代海外华人学者的批评理论著作，勾勒海外华人学者批评理论的“地图”(发展现状、地区分布、研究格局、理论意义等)。通过这一整体描述，使学界对海外华人学者批评理论发展状况有系统了解，并发现其中因地区、年龄经历、知识背景、研究兴趣、学科建制、学术传统等构成的学术差异。有学者从时空角度分别对海外华人学者队伍作了划分。从时间上看，海外华人批评家包括了三代人：以夏济安、夏志清兄弟为代表的第一代(20世纪五十年代赴美)，是海外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开创者，其影响(如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所及，至于今日；以李欧梵、王德威为代表的第二代(20世纪六七十年代赴美)，与第一代有学统继承关系，又有研究路数上的拓进，成为目前此一领域的领军人物；第三代(20世纪八十年代出国留学)学者多为大陆中青年学人，如刘禾、赵毅衡、许子东、张旭东、黄子平、张英进、孟悦、陈建华、唐小兵等，问题意识与学术方法更加新进敏锐。海外学人的代际差异，有着强烈的西方理论投射的印迹，这为我们考察西方理论之于中国文学批评的影响提供了很好的范例。从空间上讲，“台湾学术群体”和“大陆学术群体”因“出海”背景不同，学术传统相异，因此呈现出的群体面貌也颇值得分析。而海外大陆学者又呈现出80年代与90年代的不同。此外，海外学人群体还因出身自中文系和英文系、出国后留学于东亚系或比较文学系、写作语言用中文还是外文而表现出不同的学术兴趣、研究理路，这些都值得细加分析。 (二)当代海外华人学者批评理论中显现的批评观与方法论。由于身在海外，学跨中西，海外华人学者的批评观与方法论呈现出斑驳的色彩，既有较为传统的思想史研究、社会文化阐释、形式分析方法，也有当代西方新兴的跨学科、跨文化比较方法。他们身上的“理论场”，是由多重话语力量构成的，从中我们可以考察到西方批评理论在他们身上的映现、折射与变异。值得注意的是，置身海外，常受西方文化研究潮流的影响，因此海外华人学者的学术研究更多地呈现出从文学批评走向文化研究的整体趋势。此中，李欧梵的上海都市文化研究，刘禾从跨语际角度切入的现代性思索，赵毅衡的“形式/文化学”探求，张旭东的后现代文化考察，陈建华的“革命”话语解构，张英进的当代中国电影分析等等，从观照对象、言说方法及结论，都有不少的新意，在很大程度上带动了国内文学界的文化研究热潮。 (三)当代海外华人学者批评理论中蕴含的中西文化碰撞、话语冲突与交融。作为当代“流散”文化的重要构成及跨文化交流的桥梁中介，他们的批评理论中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及话语碰撞信息。用李欧梵的话讲，海外华人学者创造和面对着双重的文化“彼岸”：一是作为中国文化彼岸的“西方”，另一个是站在西方文化立场上返观与重构的“中国”。文化的碰撞与交融，就存在于这双重“彼岸”构成的重重张力之中。 (四)当代海外华人学者批评理论对中国文学批评现代性考察的推进意义。海外华人学者批评理论的现代性，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于因种种原因被大陆学人遮蔽或忽视的研究领域的重视，如对晚清文学的重视，张爱玲的重新发掘等；二是学术思维和研究方法论的新进，海外华人学者在美国式学科建制“规训”下的学术训练，使其研究的问题意识及言说方法呈现出较强的新锐气息，如唐小兵在《再解读》导言中所说的：“文学批评常常杂糅了政治理论、哲学思辨、历史研究、心理分析、社会学资料、人类学考察等话语传统和论述方式。”这种文化研究理路及跨学科方法的实践，对中国文学批评现代性的推进意义自不待言；三是由此而带动的对传统结论的颠覆与改变，在这方面，海外学者与大陆学者在研究起点及结论上的“裂变”，引起了大陆文学研究界的深刻反思。应该说，“20世纪中国文学”概念的提出，“重写文学史”、“重估现代文学大师”等批评实践，都曾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海外学术理念的影响。总之，海外华人学者“移步换景”的思想方法对拓展中国文学批评研究的意义自不待言。 (五)对我国新世纪批评学科建设的实际影响及理论启示。海内外华人学者同样面对20世纪中国文学，其研究模式与结论却殊然相异，此一现象发人深思。我们可以将海外华人学者的批评理论当成重要的话语资源与参照系统，从中吸取对深化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乃至于其他学术领域的学理启示，进而推动新世纪的中国文学批评学科朝着纵深方向拓展。 三 “当代海外华人学者批评理论”并非一个孤立的批评现象，它是当代跨国“流散”文化的一个重要镜像，是20世纪中国学术现代化的一个典型表征，是审美现代性追求的一个独特语域。此一命题的跨文化、跨学科、跨语际交流意味十分凸显。只有将海外华人学者批评理论置于当代跨国流散文化与全球化语境下中国学术现代化追求的背景中，才能深刻理解和把握其研究的理论意义、价值立场与思想倾向。从这一立场出发，海外华人学者批评理论研究中几个堪称关键的学术焦点便日益凸显出来。 (一)全球化时代的“学术流散”倾向。在全球化语境下，人类不断跨越空间、国别、种族、语言、文化、学科的界限，流向地理及文化意义上的彼岸。当代文学写作与学术研究亦随之呈现出一种开放与流动的跨文化面貌。事实上，流散现象本身即是近百年来全球化进程的必然产物，流散学者的学术研究更集中体现出一种“学术全球化”倾向。流散学者往往具有双重的民族和文化身份：游离于他国/故土之间，既可以和故土文化进行对话，同时也能促进故土文化更具有全球性特征。当代海外华人批评家作为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向异域的“取经者”，其批评理论具有突出的跨文化倾向与全球性特征。其研究对象、学术方法、思维模式、言说理路，堪为中西批评交流的桥梁与中介，对此加以深入研究，对思考和实践中国学术的现代化具有针对性的参考价值。 (二)中西文化交流中的“话语权力”关系。强调当代海外华人学者批评理论的全球化特征，并不等于说此一批评理论已跃升至全球学术的话语平台，已能够同西方强势学术话语平起平坐。恰恰相反，当代海外华人学者批评理论带有极强的“边缘性”特征。边缘不仅是地理性的，而且是学科性的。20世纪中国文学(在西方常被表述为“中国现代文学”)处于西方学科建制的边缘，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几代人的努力，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西方学院中具有了初步的“合法性”面貌，但这一“合法性”仍时常处于动摇之中。此中原因复杂，除了研究历史的相对短暂、研究队伍的参差不齐等客观因素，更与西方(主要是美国)的学术建制有关，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美国学界的学术歧视。分析甄别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这种“边缘性”特征，有助于我们发现中西文化交流中形形色色的“话语权力”关系。而“话语权力”问题本身亦是海外学人跨语际考察的重要对象，故这种“学术互文”中显现的“话语权力”关系更为绚丽微妙。可以这样说，身处西方主流学术界边缘的当代海外华人学者，其批评理论为我们分析当代跨国学术流向及话语权力转换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标本。正是基于对这一话语权力关系的冷静审视与学理批判，我们才能更清楚地认识中国批评话语建构的方向与路途。 (三)中国文学批评“现代性”的复杂面貌。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的现代性，是中国学术现代化追求的一个侧影。毋庸置疑，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的现代性，是一种深受西方现代性观念、模式影响下的“西方现代性”，同时也是以自身现代性模式参与全球现代性进程的“中国现代性”。20世纪最初与最后的两个20年间，中国批评界对西方学术理论的大量译介，可以为上述观点提供佐证。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世界性因素”是十分显见的，而当代海外华人学者批评理论的跨文化因素，更可成为中国文学批评“现代性”复杂面貌的典型表征。海外学人的现代性思想意识与理论话语，能为中国当代文学批评提供双重启示：其对西方现代性话语的合理借取，能够转化为中国文学批评的有效资源；而其借取过程中的话语失误与精神困惑，恰可成为中国文学批评建设过程中引以为鉴的训诫。此外，中国大陆学界对海外华人学者批评理论的接受与反应，这一批评理论作为“中国当代批评理论”一部分对整体的影响，及由此凸显的西方理论经由海外华人学者中介而进入中国的“理论旅行”过程，将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学术话题。这种彼岸的现代性的挖掘，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并推进全球华人学术研究的互动及中国文学批评“现代性”的复杂面貌。 四 海外华人学者批评理论所处的特殊时空，需要我们在研究中打破传统文学研究的一些阈限，实践一种新的研究策略。在这方面，笔者以为具备比较视野、实践全球互动、加强学术整合三点是至关重要的。 首先要在研究中突出一种比较视野。如前所言，海外华人学者批评理论是中西文学批评话语交流的中介和桥梁，而其自身作为一种“影响个案”，亦具有相当丰富的可分析意味。这就要求我们不是把海外华人学者批评理论看作一个孤立的、静止的对象，而要将其视为多重“话语场”冲突、对话、融合、共生的场所，这无疑要通过加强各种各样的比较来实现。首先是中国大陆学人与海外学人在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方面的比较，突出其在学术视野、对象选取、方法抉择、理论取向、问题意识等方面的差异；其次是海外华人学者批评理论与20世纪西方批评理论之间的比较，在这方面，不应将海外华人学者批评理论看作当代西方批评理论的一个“传声筒”或“实践场”，而是要从西方理论的积极实践者、变异者角度，考察海外华人学者对西方的接受与重构；三是海外华人学者的内部比较，即区分海外华人学者因来源地区、求学经历、学术背景、理论兴趣、方法策略、研究对象等不同所形成的代际差异、地区差异、风格差异等，寻绎其谋求中国现代文学在异域学科建制中的学科化及追求批评现代性的学术轨迹；四是海外华人批评家与海外华人作家、诗学家，以及海外华人学者批评理论研究与其他两个领域研究的比较。此外，还有海外华人学者自身前后期的学术差异，西方批评理论在海外华人学者身上的不同影响，海外华人批评家与其他人文学者的互动等比较。有比较才有鉴别，通过比较，才能“借异而识同，藉无而得有”，才能对海外华人学者批评理论的整体面貌与内在特征有更为宏观、准确的把握。 其次是在研究中实践一种全球互动。海外华人学者身居海外，其经历、视野、观念、方法有着强烈的“海外”特征。对其批评理论进行研究，单靠国内学者的努力，不仅存在着资料搜取、信息传递方面的种种困难，而且在研究思维、观念上也容易流于僵化。如果引入海外华人学者群体，形成大陆、港台与海外整个“华人学术圈”的互动，必将大大推进此一领域研究的拓展。海外华人学者批评理论的地域性与现时性，还启示研究者通过实地考察、感受访问等形式，体验海外华人学者批评理论得以生长的社会背景与学术语境，从海外华人社会这一角度对批评现象做更深入的理论思考。 最后是在研究中加强学术整合。这里的学术整合，是指对海外华人学者批评理论作一整合性的系统研究，从而赋予对象不同角度的观照。在当前海外华人学者批评著作已有较多出版的基础上，进一步翻译其外文著作。海外华人学者批评理论史料整理是个长期工作，可根据情况适时增加人选，译介新著，通过系列著作的整理、翻译、出版，不仅为本领域研究提供重要的基本文献，而且也为海外汉学研究、批评理论研究及世界华人文学研究提供充实的资料基础，解决目前对该领域研究资料系统了解不足的缺憾。与此同时，还应加强国外相关批评理论的译介工作。在研究方面，应把海外华人学者的外文学术写作与中文学术写作结合起来，把整体考察与个案解读结合起来，把学术研究与对象访谈结合起来，把海外华人学者批评理论学术内涵的总结与批评现象的学理批判结合起来；同时，在研究队伍上还应加强文学理论界、批评界与海外华人文学研究界的整合。在此基础上通过邀请讲学、召开研讨会、组织现象研讨等方式加强与海外华人学者的交流，加强研究界的内部交流。 注释： ①饶芃子：《拓展华文文学的诗学研究》，《文学评论》2003年第1期。 ②刘登翰、刘小新：《对象·理论·学术平台——关于华文文学研究“学术升级”的思考》，《广东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 ③代表性批评及反批评文章有：杨曾宪《质疑“国民性理论”神话》(《吉首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徐友渔《质疑〈白银资本〉》(《南方周末》2000年6月16日)、刘禾《〈白银资本〉究竟犯了谁的忌》(《南方周末》2000年7月27日)、王家范《解读历史的沉重——评弗兰克〈白银资本〉》(《史林》2000年第4期)、刘北成《重构世界历史的挑战》(《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4期)等。 ④王彬彬：《胡搅蛮缠的比较——驳王德威〈从“头”谈起〉》，《南方文坛》2005年第2期。 ⑤程光炜、孟远：《海外学者冲击波——关于海外学者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讨论》，《海南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 原载：《文学评论》2006年第3期 原载：《文学评论》2006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