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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国具有悠久的史料学基础和传统,千百年来,从事文学研究的人，无不注重史料的搜集和考订,因为他们深知这是构筑文学史殿堂的基石。正如鲁迅先生在《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小引》里所说：“譬如身入大伽蓝中，但见全体非常宏丽，眩人眼睛，令观者心神飞越，而细看一雕阑一画础，虽然细小，所得却更为分明，再以此推及全体，感受遂愈加切实，因此那些终于为人所注重了。”相对于文学史的“大伽蓝”，史料学具有“一雕阑一画础”的意义。只有扎实地做好史料基础工作，才能确保学术研究的科学求实，才能树立良好的学术规范和严肃的治学精神。 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国近代文学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和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等学科，在史料学的建设上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取得一批丰硕的成果，值得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界学习借鉴。 在古代文学方面，整理出版了一系列大型文学总集、工具书和资料汇编，如《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全唐诗》、《全唐文》、《全宋诗》、《全宋文》、《全唐五代词》、《全宋词》、《全金元词》、《全清词》、《全元散曲》、《全明诗》、《全明散曲》，以及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楚辞书目五种》等，都“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提供了丰富全面的资料，极大地推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深入发展”[2]. 在近代文学方面，有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近代文学研究室主编的七卷本《中国近代文学论文集》，上海书店发起组织并编辑出版的一套30卷本《中国近代文学大系》，复旦大学中文系编辑的《中国近代小说大系》，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近代文学作品系列》，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牵头组织全国20余家高校和科研机构共同编辑的《中国近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包括“作家作品资料”、“文学思潮、运动、流派、社团资料”和“目录索引资料”三大类，100余种），这些史料工程全部竣工后，“将对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开展具有巨大的、积极的、实际的推动意义”[3]。 在现代文学方面，被列为全国“六五”哲学社会科学重点规划项目、由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现代文学研究室于1979年发起编纂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包括甲种《中国现代文学运动、论争、社团资料丛书》，共30卷；乙种《中国现代作家作品研究资料丛书》，有170余名作家的专集近150卷；丙种《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索引》、《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等。此外，由巴金倡导、1985年正式成立的中国现代文学馆，是个“具有国家级档案馆性质的中国现代文学资料中心和研究中心”，职责是“收集、保管、整理、研究中国现当代作家的手稿、著作版本、译本、书信、日记、录音、录像、照片、文物等文学档案资料和有关的著作评论及文学期刊、报纸”[4]。 在当代文学方面，1978年5月由杭州大学和江苏师院（后改名为苏州大学）发起并联 合全国30多个单位协作编辑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1981年10月被列入国家资助的重点科研项目。这套丛书共分六类：（一）作家研究专集或合集，主要编辑建国以后出现的、在当代文学史上有较大影响的、有鲜明特点和风格的作家研究专集，“五四”以后出现的、在当代文学史上仍有较大贡献的跨时代的作家研究专集；（二）按文体编辑的作品研究合集；（三）文艺运动和文艺论争研究专集；（四）文学大事年表专集；（五）文学期刊目录索引专集；（六）中国当代作家作品总目录索引专集，中国当代作家作品评论总目录索引专集。 相比之下，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界虽然也有编辑出版《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大系》、《东南亚华文文学大系》、《台湾新文学辞典》、《台港澳暨海外华文作家辞典》、《台湾香港文学研究述论》等文学大系、作家辞典和研究指南一类的书籍，但却较为零散，缺少一套像中国近、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那样，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成系统的《世界华文文学研究资料丛书》。 二 现代文学史家樊骏先生在回顾和总结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建设的文章中认为：“史料工作作为历史研究的前提和基础，在整个学科建设中理应占有举足轻重和‘粮草先行’的位置；但在五十年代上半期，虽然一下子编写出版了五种新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出现现代文学研究的最初繁荣，并且大致确立了这门学科的基本格局，史料工作却没有相应的建树。为了满足高等学校教学需要赶写出来的教材中存在明显的史料错误的事实，已经暴露出学科建设中这种跛足、失调的弊病，也还没有来得及引起人们的注意。”[5]这种“跛足、失调的弊病”，同样存在于世界华文文学研究领域，而且一样尚未引起足够重视。 由于在大陆，台港澳暨海外华文作家的原始资料不易见到，许多人在最初了解世界华文文学现状时，都借助于一些辞典之类的工具书。应该承认在资料匮乏、缺少交流的研究初期，这些工具书的指南导引作用是不可否认的。但是，正如古远清教授所说：“如果有人花费许多精力到各处去搜罗大陆出版的各种有关台湾文学和台湾作家的辞典，然后告诉你他已全面认识台湾作家了，你可能要打个问号。因为这些辞书虽有拓荒之功，在增长大陆读者有关台湾文学知识方面也起过重要作用，决不能轻易否定，但里面毕竟有重要的遗漏，还有不少误植，个别的甚至连作家的性别都弄错了。”[6] 不幸的是，一本被当做高校教材的《台港文学概论》（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初版，2002年再版），犯的正是这种错误。这本书台湾文学部分的许多作家简介都来自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徐迺翔先生主编的《台湾新文学辞典》（以下简称《辞典》），不过作者很少对二三手资料进行核对，便大胆拿来，“为我所用”，甚至以讹传讹，错误百出。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本被作者称为“比较系统全面地注释台湾新文学发展中的问题，是大陆研究台湾文学不可多得的工具书”，主编和书名都被错写成“徐西翔等编写的《台湾新文学词典》”。下面以林海音、余光中、白先勇和琦君四位作家为例，来具体谈谈修订版《台港文学概论》（以下简称《概论》）一书在作家简介上的错漏。 1.林海音。书中不仅把林海音逝世的年份2001年错成2002年，把林海音的丈夫夏承楹（何凡）误为“夏承韫”，而且在介绍林海音著述的一段文字里也有不少错漏：“她已经出版了二十一本书：散文集《窗》（与何凡合作）、《两地》、《作客美国》、《芳窗夜读》、《剪影话文坛》；散文小说集《冬青树》；短篇小说集《烛芯》、《婚姻的故事》、《城南旧事》、《绿藻与 咸蛋》；中篇小说《春风》，长篇小说《孟珠的旅程》、《晓云》；广播剧集《薇薇的周记》；儿童文学作品集《金桥》、《蔡家的老屋》、《我们都长大了》、《不怕冷的企鹅》、《井底蛙》、《请到我的家乡来》以及《林海音自选集》。”既然林海音已逝世，她的著述可以“盖棺论定”，那么，不包括在大陆出版的各种文集，仅她生前在台港两地所出的书就有三十多本，不该说“已出版了二十一本书”。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辞典》的资料截止于1986年，所以才列出21本著述，而《概论》修订本出版于2002年，就不应该也限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前所出版的图书。另外，《辞典》和《概论》分别将散文集《芸窗夜读》误为“《艺窗夜读》”和“《芳窗夜读》”，《概论》还把《蔡家老屋》误为“《蔡家的老屋》”，并且所列的儿童文学作品集里多出《井底蛙》来。顺便提一下，舒乙和傅光明主编的《林海音研究论文集》（台海出版社2001年5月版）一书所附录的“林海音著作书目”较为齐全，但也有小错，如把散文集《两地》误为“《雨地》”，《隔着竹帘儿看见她》误为“《隔着竹廉儿看见她》”。 2．余光中。书中介绍余光中时说：“1952年，他二十五岁，出版了处女诗集《舟子的悲歌》。其后陆续出版了《蓝色的羽毛》、《钟乳石》、《万圣节》、《莲的联想》、《五陵少年》、《天国的夜市》、《敲打乐》、《在冷战的年代》、《白玉苦瓜》、《天狼星》、《与永恒拔河》、《余光中诗选》和《隔水观音》等共十四本诗集。就诗集的出版数量来看，余光中在台湾诗人中是名列前茅的。”首先，文中最后一句话容易使人产生误解，似乎余光中在诗坛上的地位是建立在他诗集出版的数量上。其次，既然认为余光中出版的诗集数量在台湾名列前茅，就应该全部列出他的诗集，却又仅限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前的作品，原因同样是照抄资料截止于1986年的《辞典》，而漏列了1986年以后出版的《紫荆赋》、《梦与地理》、《安石榴》、《双人床》、《五行无阻》、《余光中诗选·第二卷（1982～1998）》、《高楼对海》等诗集。此外，文中提到的《余光中诗选》，准确的书名应是《余光中诗选（1945～1981）》，否则容易与第二本诗歌选集和大陆海峡文艺出版社1988年出版的《余光中诗选》搞混。 3．白先勇。书中第4页提到“白先勇少年时期生活在大陆，1948年随父去台湾”，我怀疑是对《辞典》第47页这一段话的断章取义：“白先勇生于广西桂林。抗日战争时期先后在重庆、上海、南京居住过。1948年到香港，先后在九龙圹小学和喇沙书院读书，后赴台湾。”（这里“九龙圹”系九龙塘之误）不过，书中第135页介绍白先勇生平时，去台湾的时间对了，却又把他大学毕业的时间1961年错成1963年。 4．琦君。琦君是台湾著名的散文家，创作颇丰，作者把她列为台湾散文发展第一阶段（20世纪50—60年代）的代表作家之一，但令人惊讶的是书中第256页这样写道：“她的主要散文著作有：《百合羹》（1958年开明书店）、《钱塘江畔》（1980年尔雅出版社）、《琦君说童年》（1981年纯文学出版社）、《母心似天空》（1982年尔雅出版社）、《读书与生活》（1978年东大图书公司）、《琦君寄小读者》（1985年纯文学出版社）等。”这里明显误袭《辞典》第236页将琦君的短篇小说集《百合羹》和《钱塘江畔》当成散文集，把《母心似天空》的出版时间1981年12月错成1982年，以讹传讹，而且琦君真正有代表性的散文集《琦君小品》（三民书局1966年12月）、《红纱灯》（三民书局1969年11月）、《烟愁》（光启出版社1969年）、《三更有梦书当枕》（尔雅出版社1975年7月）、《留予他年说梦痕》（洪范书店1980年10月）等反而不见了。 更为严重的是，《概论》大量抄袭他人的著述，却又没有注明出处，甚至以讹传讹，这就不仅仅限于学术规范与否，而涉及到学风问题。例如，《概论》第三章第二节“台湾新文化运动的基本特点与成就”，谈到台湾新文学的建设工作，明显脱胎于刘登翰先生等主编的《台湾文学史》上卷（海峡文艺出版社1991年6月版）： 介绍新思潮与作家作品。当时，新文学界认为，要在台湾兴起新文学，最简捷的方法，就是从祖国引来“文学革命军”。因此，从1924年至1926年间，《台湾民报》就出现介绍中国新文学的理论主张与作家作品的盛况。该报刊载的重要文章有：秀湖的《中国新文学运动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一卷四号），介绍胡适的《文学改革刍义》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报告那时中国新文学最活跃的作家作品。苏维霖的《廿年来的中国古文学及文学革命的略述》（二卷十号），着重介绍胡适《中国五十年来之文学》的论述。蔡孝乾的《中国新文学概观》（三卷十二～十七号），介绍中国文学革命发展的情况与走向。刘梦华的《中国诗的昨今明》（第一0一～一0二号），介绍中国新诗发展的情况。张我军的《请合力拆下这座败草丛中的破旧殿堂》（三卷一号）、《文学革命运动以来》（三卷六号），评介胡适的“八不主义”和陈独秀的“三大主义”。此外，他还发表了《文艺上的诸主义》（第七十七～七十九号），介绍欧洲近二百年来文艺思潮演迁的轨迹。 ———《台湾文学史》 ……受到“五四”新文学运动洗礼的台湾文学青年张我军首先向旧文学发起进攻。与此同时，台湾新文学先驱者也着手进行新文学理论的建设工作。他们致力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介绍新的文学思潮与理论。当时，他们认为，要在台湾兴起新文学，最简捷的方法，就是从祖国引来“革命军”。因此，从1924年至1926年间，《台湾民报》就出现了介绍中国新文学理论主张与建设经验的盛况。该报刊载的重要文章有：秀湖的《中国新文学运动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介绍胡适的《文学改革刍义》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报告那时中国新文学最活跃的作家。苏维霖的《廿年来的中国古文学及文学革命的略述》，着重介绍胡适的《中国五十年来之文学》的论述。蔡孝乾的《中国新文学概观》，介绍中国文学革命发展的情况与走向。刘梦华的《中国诗的昨今明》，介绍中国新诗发展的情况。他们致力的另一个方面，就是通过借鉴，结合运动中出现的情况与问题，提出有建树性的理论主张，撰写出一批具有奠基价值的论文。 ——《台港文学概论》 两相比较 ，我们很容易看出后者的抄袭行径，甚至《台湾文学史》误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写成《文学改革刍义》，后者也照抄不改。此外，类似的现象在《概论》中比比皆是。如果听任这种以讹传讹现象发展下去，对于世界华文文学研究这门年轻学科将是灭顶之灾。 三 为了避免上述“跛足、失调的弊病”屡屡出现，同时也给后来的研究者提供良好的研究基础，现在该是创建“世界华文文学史料学”的时候了。只有全面而系统地做好史料建设工作，才能为世界华文文学研究这一学科走向成熟创造必要条件。因此，我认为世界华文文学界应抓紧着手下列三项工作。 其一，尽快组建一支不顾名利、愿意致力于世界华文文学史料学建设的队伍，使我们也拥有像郑振铎、阿英、唐弢那样的史料专家。从事史料的搜集、考证、整理和研究工作，需要付出艰辛的劳动，同时又要甘于寂寞，还要面临经费不足、学术成果不被社会承认的窘境。因此，没有奉献精神是很难胜任这项工作。 香港文学史料专家卢玮銮教授在《香港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一文中就曾说过：“目前的学术风气及研究环境，对于苦钻史料的人，十分不利，用十年时间去做搜集及订正资料，几乎太浪费精力，到头来还不及用一两年时间写几篇论文，那么见到有益效应。而就算不畏困难，努力有了成果，也不容易公之于世，因为出版社不会乐意出版这类资料性质的东西。”即使如此，卢玮銮教授还是认为：“为了后人得到他们应知的权利，我们必须苦干下去。”香港作家梅子也一直关注世界华文文学史料建设，早在1982年参加首届台港文学学术讨论会时，他就敏锐地发现当时“资料搜集空白太多”，而倡议建立一个能及时向研究者“提供最新的研究资料”的“资料中心”。[7]在1985年11月14日所写的《粗谈〈香港短篇小说选（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一文中，梅子先生又不胜感慨地指出：“今年十月号的北京《读书》月刊，有一篇该刊的特约记者金香写的《‘服务日’新书录》，其中谈到新出的两本书《李德裕年谱》和《夏文化论文选集》后，这样写道：‘一位老编辑慨然说道：出版界习惯上瞧得起著作，看不上编选的资料。《李德裕年谱》同《夏文化论文选集》说起来并不是著述，只是一种资料，但是就它的价值说，实在不比有些陈陈相因的专著差。’这位老编辑指的‘出版界’的弊端也许是内陆目下的现实吧，国外并非如此，我们的传统也并非如此。古代或外国，对认真、严肃、卓有成绩的资料整理者、选家，无不优礼以待。” 不过，尽管有这样那样轻视史料工作的成见存在，钩沉资料，探幽发微，考证辨析，去伪存真，还事实以本来面目的史料工作却也有自己的苦乐酸甜，正如柯灵在为擅长史料研究工作的陈子善的《文人事》一书作序时所说：“这是一种艰苦的工作，需要耐性细心，水磨工夫。也是一种科学的工作，需要爬梳钻勘，刮垢磨光。同时还是一种饶有兴味的工作，有些深埋地下的材料释放出土，就很足以醒酒破闷。例如《围城》问世之初，一面备受激赏，一面也使激烈派横眉怒目，大张挞伐，鄙之为不堪入目的‘香粉铺’。活像曹雪芹笔下的傻丫头，在大观园里捡到了绣香囊，一时闹得家翻宅乱。现在《围城》不但‘六国封相’，饮誉海外，国内也受到了充分肯定和普遍欢迎。前后对照，反差如此强烈，如何不令人为之莞尔！” 其二，加强海内外学术交流与协作，共同组织编撰一系列世界华文文学史料丛书，包括作家作品资料的搜集、整理和鉴别，编辑各地区华文文学总集、各文体选集和作家文集等；理论批评资料的发掘和辑佚，选编各种文体论、作家论、作品论，思潮论、社团论、流派论等；专业辞书的编撰，包括文学辞典、作家辞典、作品鉴赏辞典等；目录索引的编制，包括文学总书目、期刊副刊目录、研究专著和论文索引等；此外，还有编写文学大事记、作家年谱和传记，搜集整理作家手稿、音像资料、书信和日记等。 由于这是一项需要耗费巨大人力、物力和时间的宏大的系统工程，单靠个别研究者的努力很难完成，因此，我呼吁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负责牵头，组织全国相关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学者共同承担，并争取像《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和《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这两套大型丛书那样，列入国家社科基金重点规划项目和国家重点图书项目，予以资助研究和出版。另外，由于渠道不通畅，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许多资料不是收藏在各大图书馆里，而是天女散花般流落在研究者个人手中，没有产生应有的效益。而一些资料的“垄断者”又密不外传，封锁资料，更给这个新兴学科的发展带来负面的影响。我们应该像卢玮銮教授那样，不仅在写论文时详列所用资料的出处，以备别人追查，而且凡作家向她索取自己的资料，一律无条件复印提供，更为难得的是她还慷慨捐赠个人收藏的所有剪报、目录，于1999年促成藏有丰富香港文学研究资料的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建立“香港文学资料库”。卢玮銮教授深信：“资料是天下公器，没有任何人有权把它隐藏起来。只有资料全面呈现，中国文学史（包括香港文学史）才能还其本来面目，获得公平论断。”[8] 其三，为了适应数字化时代的到来，应该建立网上世界华文文学资料库。这样不仅可以最大限度地收藏各种资料，而且方便研究者的查阅使用。据2004年3月2日《文艺报》报道,“全结构式网上中国现代文学馆”已开始正式运行，共设17个大项目，包括文学馆馆藏目录、文库目录、《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检索等，使用者通过上网，即可获得文学馆全部馆藏资料的基本信息。“香港文学资料库”也是一个系统化的香港文学资料网，收有资料6万条，包括16种香港报章文艺副刊作品、40种香港文学期刊索引和6000本著作，它除基本检索功能外，还提供部分文艺副刊和期刊的全文影像。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 [1] 基金项目：霍英东教育基金会第九届高等院校青年教师基金项目“世界华文文学史料学研究”（91100） [2] 跃进《世纪之交的文学史料研究》，《中华读书报》2003年11月19日。 [3] 郭延礼《中国近代文学研究四十年》，见《中西文化碰撞与近代文学》，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4月版，第547-548页。 [4] 樊骏《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工作的总体考察》，见《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11月版，第235页。 [5] 樊骏《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工作的总体考察》，见《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11月版，第217页。 [6] 古远清《别出心裁的工具书——评〈当代台湾作家编目（1949～1993尔雅篇）〉》，见《台港澳文坛风景线》，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3月版，第567页。 [7] 梅子《参加首届台港文学学术研讨会的印象与建议》，见《台湾香港文学论文选》，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10月版，第265页。 [8] 卢玮銮《香港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见《追迹香港文学》，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5页。 原载：世界华文文学创作与研究 原载：世界华文文学创作与研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