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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胡兰成与三三派作家 胡兰成（1908－1981）作为张爱玲的第一任丈夫，对其文学思想曾发生过不少影响，若要一窥张爱铃文学创造的奥秘，胡兰成《今生今世》中的〈民国女子〉应是最重要的文献。至于张胡两人的一段情缘，更是很多张迷包括不少作家所向往的对象。就张爱玲在当代台湾文学中的偶像地位而言，讨论台湾文学背景的诸多问题时，似应不可忽略此一人物。 不仅如此，胡兰成对部分台湾文学家，尤其是朱西宁、朱天文、朱天心父女等所谓三三派的作家，更有直接深刻的影响。也因此，研究这些作家时，胡兰成很自然地成为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了。 朱天文《荒人手记》问世后，曾轰动一时，也引起了不少争论。很多评论家从不同角度去分析此一作品，而他们所援用的方法似乎主要是后现代主义或女性主义等西方文学理论。黄锦树先生〈神姬之舞--后四十回？〔后〕现代启示录？〉一文（王德威编《花忆前》麦田出版 民国八六年）就到此提出了不同看法。黄文对《荒人手记》、〈世纪末的华丽〉等朱天文一系列的作品内涵作过详细讨论，亦与胡兰成的思想进行比对参照之后就指出： 《世纪末华丽》只让人见其诡秘璀璨之色相，论者仅就表相立论，莫不奉为台湾当代后现代）女性主义小说的经典，殊不知它别有幽深的文化根源--一种反西方的、与西方的什么主义无关的中国文化中心论下的美学逻辑。《荒人手记》中一再宣称的雌雄同体，它的阴性论述在容格的血肉下也深深的埋藏著胡兰成的骨殖。……《荒人手记》其实也就是朱天文对于'兰师'的致敬致祭之文。 对此，朱天文本人则说：黄文'提出《荒人手记》是对胡兰成晚年著述的《女人论》 的一个回答，这使我感激'，才决定打破戒默要写《胡兰成与三三》，显然是对黄文看法 的肯定。 另外，编《花忆前身》一书的王德威先生也在他的序文《从<狂人日记>到<荒人手记>--论朱天文，兼及胡兰成与张爱玲》中，对黄文所提出的看法表示赞同之余，也顺便提到胡兰成本人的文笔特色，就说： 胡的文采甜腻妩媚，所思所见，确有别于'感时忧国'的文学正统。他的抒情史观，其实上溯周作人、废名、沈从文的一脉，不应小觑。 王文一反以往一味抨击胡兰成品行道德的做法，承认了他文笔中非正统的特色，可谓颇有见地。 不过，王文谈到胡兰成的思想背景，乃转述黄文税：'胡兰成的"理论"根基，至少包 括了《易经》生克之道，禅宗的感悟说，《诗经》温柔敦厚的美学，以及日本女性中心美学'，但未免笼统些，且语焉不详，似有不逮之处。王先生特意加上'至少'两个字，或许也对此微感不安之故。 胡兰成思想中的《易经》、禅宗、《诗经》等中国因素，也就是黄文所说的'中国文 化中心论下的美学逻辑'到底跟所谓的'日本女性中心美学'有何内在关系？有待澄清。而 关键就在于胡兰成本人对日本文化的诠释如何。因胡兰成接触日本文化已属他的晚年，不难想像其对日本文化的了解自然有限，很可能有人从旁指点。所以，欲知他到日本文化的观感，非先察明他在日本时的具体情况莫可。 二 胡兰成与'日本浪曼派' 胡兰成在日本的所作所为似乎蒙上了神秘的纱，这固然是胡氏本人有意故弄玄虚所致。不过，从某一方面来看，这也不得不说是中日两国文化界长期疏远隔阂的关系所导致的结果。以下据笔者所知，简单的介绍他在日本的有些情况，尤其是他和一些文化界人士的来往。 胡兰成在日本接触的文化界人士当中，最具影响力的应屈指于保田与重郎。保田与重郎（YasudaYojulo，1910－1981）是日本战前战后时期的代表性的右派文艺评论家，是为'日本浪曼派'（曼字为它故意所用，非误字）的创办人。他出生于素有日本神话之乡的奈良县樱井，从小就涵育在充满神话色彩的传统氛围中。就读大阪高中时，已用汤原冬美的女子化名来发表不少评论及和歌。之后，在东京大学攻读美学，成为同人文艺刊物（Cogito）的主办人，主张针对政治主义的心情主义文学思想，歌颂绝望时代的浪漫青春。 一九三五年，他跟龟井胜一郎、神保光太郎等人创刊《日本浪曼派》，在德国浪漫主义的影响之下，提倡回归民族传统，追求古代，赞美《万叶集》所呈现的古代浪漫精神，用以全盘否定明治维新以后的欧化文明以及近代西方的理性哲学。 中日、美日开战之后，他虽然跟政府军方保持一段距雕，已然成为思想界的焦点人物，认为满洲国的成立是建设日本新精神新秩序的开端，也是开拓新世界的'浪曼'伟业。一九四五年三月，应军方恳请，前往中国大陆从事文艺工作。败战后回到日本，就受到了公职追放处分，被严厉指责为最恶质的右派文士，遭到文艺界的围剿，被逐出文坛之外。不过，他跟很多战后争先恐后地'忏悔投顺'的右派人士不同，毫无气馁，坚持原有的思想，创刊祖国》，便隐姓埋名继续写文章，藉以仍然发挥了不少影响力。晚年隐居京都，潜心于《万叶集》及江户时代国学思想家本居宣长的研究。 代表作品有：《英雄和诗人》、《民族的优越感》、《近代的终焉》、《文明一新论》、《万叶集的精神》、《日本的桥》、《现代畸人论》等多数，有《保田与重郎全集》四十卷别集五卷（讲谈社，一九八五年）。 在保田与重郎的思想当中，美感和情感超越一切理性、知性和世俗道德伦理，也因此，有浓厚的将现实世界转化成神话世界的趋向。他这种文艺思想跟同辈的川端康成有默契之处，而对晚辈的三岛由纪夫则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然而，他跟一般国粹主义者有所不同，思想背景较为复杂。第一：他对西方文明其实有很深刻的体会；第二：他曾经一度迷恋过左派思想。有趣的是，他跟日本战后最有影响力的左派思想家之一竹内好是大阪高校的同学，交情自是不浅。竹内好以研究鲁迅出名，利用鲁迅此一机制彻底批判揭露了日本近代的虚伪性，引起了广泛知识份子对历史的反思，被视为战后日本最具良心的自我检讨。他跟保田与重郎的落脚点互不相容，不过，全盘否定日本欧化的近代文明体制这一点上，两者却如出一辙，可谓殊途同归。 胡兰成认识保田与重郎是他亡命到日本以后的事，具体情况不明。而保田与重郎的全集里有三篇有关胡兰成的文章，藉此可略窥两人之间的交流关系。下面将之迻译中文，以供参考。 1.《寄胡兰成先生》（全集38卷） 谢谢您的来信。迟迟到现在才能回信，是因为一直在找承命的《明治天皇的日常》那本书。然而，还没找到。也许有人借出去，也未可知。我希望胡先生能读这本书，也相信胡先生读后会有正确的理解，因此，还要继续找一找。 非常感谢您的来信。我对先生的论策，无论有关政治的或是道德的，还有书法和诗，早就感到文界唯一的'英雄'，到今年拜读了《怀人幽怨》一文，对此文表现的'文学'或可称为'小说'不禁惊叹。也对此感到莫大欣慰。与当前中国人所写的书相形之下，我早已知道先生乃为当今第一'英雄'（这个'英雄'在我国是对史上第一流人物的称呼）。经由〈怀人幽怨〉一文，始知真正的'文学'、真正的'小说'乃为先生的本领，不胜惊喜之至了。在我国也没有一个人比得上。对我来就，简直是世界唯一的人了。 虽然在'大凡'的会场上先生对我说此文的翻译有不妥之处，因此不必看，我还是拜读了。我之所以拜读此文自有理由，却不是有意违背诺言。不过，先生说不必看的时候，我似乎答应了，所以也不免感到内疚。不过拜读之后，我感到无比喜悦。因为，近年来我很少看到过这样的'文学'--有'小说'性质的'文学'。知道一位可敬可畏的文人来日本居住，感到喜悦之余，不知所言。我打算哪天有机会把我拜读的《幽人怀怨》的缘由写下来。 先前也拜读过有关'亡命'的文章，非常感动，以致引发很多遐思。此次来信中，也承教良多，莫名感谢。'没有人反省'这句话，尤其深深地触动了我的心弦，因此我也有同样的忧虑。我想这个忧虑是无穷无尽的，也学到另外很多事情。 由于这样的缘故，我最近从先生的文章受到莫大的感动，所以，拜读来信中提到对我著作的高见时，也感到欣慰。 谨此表示感谢，望多保重。希望能有机会与两三朋友到日本国的故乡京都或奈良去走一走。我真期待著那个春天。 此信对胡兰成可谓推崇备至，不免令人有所迷惘。只是这里的'英雄'一词，须待解释。据保田与重郎的思想。一切浪漫的行为若付诸实践时，必定以失败而告终。换言之，现实世界中的失败者，才算是真正的'英雄'。此一思想虽然不能说是他的专卖品，在日本思想、宗教、文艺上可谓有悠久的历史，不过，在近代日本文艺思想当中'失败英雄形象'的俯拾皆是，应与他的提倡不遗余力有关。有些评论家甚至认为：保田与重郎在中日开战之初就强调此一思想，不外乎是对后来日本败亡者的预言。又如三岛由纪夫的自杀也可能受到他的感染。保田与重郎心目中的胡兰成也应是此类'英雄'之一了。不难想像，作为'汉奸亡命客'的胡兰成，从中得到安慰和自我肯定。 至于此信对胡兰成的'文学'或'小说'赞不绝口，虽然在某些人来看也是匪夷所思之至 ，很可能是保田的慧眼独具。胡兰成在日本撰写《今生今世》，不妨视为今生今世的〈哀江南赋〉（按兰成乃为庾信小字也）。 2．《胡兰成<建国新书>序》（全集第四十卷） '我认识胡兰成大人，并不是他还在中国当汪兆铭政权重要阁僚时的事'，故尾崎士郎曾对胡先生的《中国之心》一书所写的序文中，就这么说过。其实，我也是一样。尾崎氏临死之前发表了《山河岁月》，前面就加上了'为吾友亡命漂泊的孤客胡兰成兄'这样的献词。这个作品描述了战国末期的英雄立花宗茂的传奇性命运。我在这里不打算对尾崎氏的用意作任何的推测，不过，这篇小说中充满了恻恻的幽情。何况《山河岁月》这个书名原来是借用胡先生的同名著作的。尾崎氏生前爱读胡先生的这本书，有意亲自把它翻成日文。我不喜欢随便猜测已故之人的心情，然而，尾崎氏悲痛的隐情是不难想像的。所谓的'亡命漂泊的孤客'其实是尾崎氏的自寄伤心之辞。胡先生是天性诗人，也是当今东方最高的学人，同时也是没有国家的亡命之客。 先生在年少时已成为革命家，其半生所经历的事，既丰富且多采，畏怖严肃兼而有之，更包含著几分放诞之气，不宜苟且言之。据我所知，他是中国第一流的人杰，也是东方文明第一流的学人。我对他文人诗书的天分和文章小说的才能也有极高的评价。这位激进革命家的外表可是古来东方的温容优雅。 对我国国风的真正精神及古道，先生有比国人更深一层的了解，至于其对我国历史民俗或文艺美术的见解，则我值得学习之处颇多。然而，其人依然是忽而变成革命家，终究是个政治之人，我对此一事实有深切的感触。 去年当孙文百年祭典之时，肥后（熊本）的老国士，孙文的亲友柴垣隆翁用独立建了硕大的纪念碑，我也参加了它的典礼。为了那天，孙文哲嗣孙科氏夫妻及哲孙孙子平氏夫妻都从美国远道而来，共襄盛举。而孙子平氏的夫人竟然是台湾中华民国政府追究其罪行的胡先生之义女，这简直是宿缘。当天庆宴上，民国的大使和孙科氏的家族都在贵宾席，而胡先生则坐在我的旁边，算是迎接宾客的东道之一了。宴散后，来宾辞去时，都主动来到胡先生面前殷勤致意，大使则与胡先生握手告别。不过，胡先生仍然是个亡命孤客。 那以前，我听说过有人劝他写一本有关东方风教傅统修身的书。现在东方传统的文明已经濒临灭亡危机。当此之时，能够写这一方面的书的人，恐怕非胡先生莫属吧！因此，我也对那位发案者表示敬意。在熊本的宿舍里，也劝他写这本书，提过我个人的意见。离开熊本的那天早上，我们一起去拜清正公的庙，也在慕清正公而来为他殉死的朝鲜人金官的坟墓上凭吊一番，晚上坐飞机离开熊本，陪先生抵达我在京都的山庄时已是半夜了。 先生似乎从那时开始准备写这本书，也似乎从那时开始考虑放弃政治而从事文笔。在撰述此书之前，他先出版了《心经随喜》，而那正是惊异的政治的书。《心经随喜》是用日语讲演的笔录。 在同一时期，他也开始撰写《建国新书》。他之所以没有写道德方面的书，而特意取名《建国新书》，大概是他所面临的激烈严肃寂寞的现实远远超过我们的想像之故吧！亡命孤客还是需要形成建国的政治理念作为个人道德的根底。不过，祭政一致的体制之下，政治和道德也理应被统一。 这本书是先生用日文撰写的，这使我十分感勤，我们应该好好地体会先生的心情。并且反省自己。先生先用日文写，然后再把它翻成中文。 我对先生有关日本文学的了解及想法抱有亲密的感情。至于他的文章，因有他独特的想法和见解，很难用世俗的习惯来衡量或调整。认识先生的人，都认为先生的有点辞不达意的日文却具有引发心思的特殊魅力，中文与日文的语法之间有差别，读者应努力去慢慢地体会它。 胡先生有一次对我说过亡命到日本有很多好处，其中之一是对古神道有所了解，也说过明治维新的根底也在此。我则认为先生能来到日本对日本历史加上了新的例证。先生是当今中国的第一流名士，也是第一流的学人，而我国历史上，我们的祖先一直努力去吸收大陆的第一流文化，且如此加以珍重，永远崇敬，但是，历史的本流上却一次也没有失去过我们古道的精神。在历史的重要时期，外国的伟大人物往往来到日本对我国文明带来了恩惠，为数著实不少。 解释先生所用的词汇时，就可发现此书的中心思想即'政治'的观念已经用得相当特别。先生此一'政治'的用法或许将来能扫清当今政治所含有的意义也未可知。至于先生的逻辑，忽而飞跃，忽而燃烧，在其错乱矛盾之中，我看到悲剧之美，而为此心痛。今年的新春，先生撰写一篇奉赞圣德太子的文章，用以阐明我国国体的本义。这是值得日本人学习的，我是这样想。 我自庆祝胡先生能来日本亡命的幸运，用日文撰写这本《建国新书》在同一意义上，也让我感动。不过，想到此事，相对此人，我的感动毋宁是无比的悲痛。 尾崎士郎（1898－1964）是大众小说家，《人生剧场》为其代表作，他跟胡兰成的关系，待查。值得注意的是他在战争时期曾受到军方和国粹主义者的压迫，并不是右派文人。 由此文可知胡兰成是在保田与重郎的怂恿指点之下，才完成《建国新书》的。此文对胡兰成的思想和文章有相当独到且精辟的分析。 3.序《胡兰成之书》（胡兰成之书保存会）全集四十卷 今年夏天，川端康成先生见访在鸣泷的我的山庄闲谈的时候，偶尔言及书法。先生的书法是无懈可击的。那时先生就说：'于书法今人远不如古人；日本人究竟不如中国人。当今如胡兰成的书法，日本人谁也比不上。小说则不同，可以写从前所没有的题材。学书法比较轻松，因为你再努力也赶不上古人'。我听了之后，就知道先生对书法其实有相当的执著。我把此事转告胡兰成先生。到了秋天，陪从冈洁先生夫妻，我也带著荆妻，与胡先生一起，先从大和到和歌浦，登高野山，然谈去龙神温泉旅行。路上胡先生忽然说：'我欲超过古人'。他的声音是很低很安静，不过，我却感到亡命生活中期待建国的严肃处境，不禁心痛。先生赞许川端先生的书，就说小字特别美。一路上，我和冈先生都听过胡先生的书论，也学了一点。似有豁然开朗的感觉，非常愉快。 大家都知道，胡先生早年率先参加过五四运动，后来被称为汪兆铭门下俊秀第一的革命家，也是三十几岁就当成南京政府大官的政治家。而我所尊敬的胡先生是传承东方文明观的第一人，今日世界最高的思想家。胡先生讲述了我国古神道乃为文明的根源，也讲述了王朝文学的'物之怜'，在那时展现出我国学人望尘莫及的深刻体会和清高气质。胡先生是天生诗人，在他文章的妙思中却发挥了小说家无比的致密。胡先生也是个勇敢的英雄，激烈的革命家，祈愿真正文明的恢弘的建国志士。也因此，被当今统治中国的两个政权给赶走，不得不亡命到日本。我觉得把文明坚持到现在的这一伟大人物来到日本是我们历史观的象徵。胡先生外貌有老农的温厚，哲人的深沉，情可貌，心如泉，微笑威严兼而有之，望之俨然可敬。 胡先生的书，乃为其人格的发露，堪称当今绝品。优雅之中藏有峻烈，内刚外柔，羞涩之美时而华丽，令人思念人生永恒的寂寞。我国艺文正统的风仪一直以书法为最高表现。而虚怀学人是日本文明的自负心。现在我国的书法紊乱不堪，几濒灭亡。从前我问过胡先生，目前中国有否书法如先生者。有一人，这是回答。中国地大，而这地大直可连结到喜悦之情。胡先生所承认的唯一的名家马一浮先生，今已九十岁，平生不肯卖字，只有国家存亡攸关之秋，破例一次。胡先生这次的展览会，非同一般书家的展览，也并不是有意对今人示范。胡先生这次决心背后的悲壮，心有知而无以言表。决意是它的影子耳，不宜苟且谈之，是以自戒。 按此文所说，胡兰成与川端康成之间，也许有某种来往。冈洁是位数学家，也是抱有浓厚的民族思想的哲学家。马一浮，一名马浮，号湛翁，是所谓新儒学大师之一，与熊十力等齐名。此文以胡兰成为世界最高的思想家，显为溢美之辞，不禁怀疑保田推崇胡兰成是否另有用意。 另外，胡兰成的《心经随喜》一书在一九六七年由天理时报社印刷，筑波山梅田开拓筵发行。天理教是代表性的神道思想新兴宗教，其总部位于奈良县天理，离保田的家乡樱井泽是弹丸之地，胡兰成出书得到天理教的支持，也可能是保田的安排。该教历代教主都对中国文化有特别的爱好，天理图书馆以藏有大量中国珍籍驰名中外。至于梅田开拓筵也应是新兴宗教团体之一，详情不明。 三 昨日樱花岂独秀，蓬莱元是满山开--胡兰成对中日文化共性及台湾文学的启示 以保田与重郎为中心的'日本浪曼派'在日本文艺界拥有广大的影响力，而保田对胡兰成的赞许，虽部分溢美之嫌，不过，他对胡兰成的思想和文学都有深刻的认同和高度评价，是无可否认的。由此可推，胡兰成诠释日本文化时，'日本浪曼派'的思想应作过主要的导读作用。保田与重郎给胡兰成借书，鼓励他写作，带他去京都、奈良等地游玩等等，两人之间的密切来往都可以证实这一点。保田有关日本古神道的思想、以《万叶集》为中心的文艺思想，以及全盘否定西方文明、失败英雄论等等看法，都应对胡兰成有很大的影响力。 保田不仅肯定了胡兰成的思想，对他的'文学'或'小说'也赞不绝口，称他为'天生诗 人'这一点，与上述王德威先生对胡兰成文笔的评价，有不谋而合之处，也引起我们的注 意。 我们阅读胡兰成文章时能感觉到的一种充满'邪气'却具独特魅力的特色，与中国正统的文学传统的确相左，却非常接近日本的文学传统。保田颇欣赏胡兰成的文章不无理由。 日本人认为自己的文化虽然历史上受到中国文化莫大影响，不过其基本性质与中国文化完全不同，就说'和魂汉才'。其实，日本文化的特色与中国的边缘文化或小传统之间有很多共性。胡兰成在中国大陆一直到现在没能受到任何肯定，只有'汉奸'的反面评价，却在日本得到知音，其原因除他特殊立场之外，应有这个文化背景。而胡兰成在台湾又得到不少共鸣者，也意味著台湾文学在中国文学中的边缘地位。试想，如果胡兰成和朱西宁两个人都留在大陆的话，他们是绝对不可能接触的。因此，我们不妨认为胡兰成是体现中国边缘文化以及中日文化共性的证人，也是台湾文学边缘性质的标志。 最后，受到胡兰成影响的台湾作家和'日本浪曼派'思想之间，是否有何共通之处，乃以后探讨的问题。（本文载于《文化、认同、社会变迁--战后五十年台湾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出版，何寄澎主编，2000年6月） 原载：北大未名站 原载：北大未名站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