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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海外移民，可远溯至公元12世纪之前的南宋，甚或还可以推至更早的汉唐。［1］不过，真正形成浩大的移民浪潮，并对中国乃至世界产生影响的，则在19世纪中叶以后的近代以来。鸦片战争之前，中国的海外移民人口，约在百万左右。但从鸦片战争之后到二战前夕，近百年间，海外华侨与华人的人口，已超过千万，足迹也越出亚洲，遍及美洲、欧洲、澳洲和非洲。时至今日，遍布在世界各地的华侨、华人人口总量，已超出3000万［2］。 “有人类活动的地方，就有华人。”这句略显夸张的话说明了中国的海外移民，使华侨和华人成为一种世界存在。这种存在的世界性，在文化上的意义，首先是使中华文化随着华侨和华人的足迹所至而远播海外，成为华侨、华人在海外生存中建构自己文化身份的基础，也成为他们进入所在地社会参与多元文化建构的资源；其次，华侨和华人在进入移居地社会的文化碰撞与融合中，形成了华侨、华人文化既源自于母国文化又迥异于母国文化的独特性；同时又把这种文化的世界性融入和体验，回馈到母国故土，一定程度上推进了中华文化和现代中国人感悟世界的现代性进程。海外华侨和华人的这种世界性的生存与体验，是世界华文（华人）文学的发生学基础，也是世界华人文化和华文（华人）文学贡献于中华文化与中国文学的功绩之一。因此，研究世界华文（华人）文学，不能不追寻中国海外移民的历程。追寻他们——华侨和华人在海外的生存境况与体验。 当我们面对百年美国华文（华人）文学的错综足迹时，首先自然会想到十九世纪中叶那一船船“猪仔”一般被骗卖到美洲充当苦力劳工的最早一批华人移民。他们一方面为美国西部的开发：从旧金山的淘金、加利福尼亚的农业垦殖到横贯新大陆的铁路修筑，都做出了旷世的贡献；另一方面却备受歧视与剥削地受到美国种族主义的非人待遇与压迫。于是从20世纪初期便发生了不堪忍受的控诉与抗争之声；在国内，也声息相应地掀起了实际上是五四反帝、反封建斗争先声的“反美华工禁约运动”，并且以大量的文学作品，参与到这一社会抗争之中。尽管这些作品，除个别外大都并非直接出自旅美华工的笔下，但却是他们血泪生涯的真切实录，传递了日渐没落的封建晚期，中国海外移民在西方列强暴力阴影下的世界性生存境况与体验的信息。它应当是晚清文学现代性转型的一个构成因素，也是美国华文文学应当追溯的一个源头。［3］ 在大批华工赴美的同时，中国也开始有留学生赴美留学。1847年抵美、1854年毕业于耶鲁大学的容，被公认是中国第一个留美学生。此后半世纪，赴美就读的留学生虽仍零星、分散地持续着，但无论人数和影响，都不大。直到1909年以后，美国以其在“庚子之乱”所获的不义赔款，用作教育，设清华留美预科学堂，资助中国学生赴美留学，留学美国的人数才骤然增多。此时正是中国从封建王朝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历史变革前夕，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遭受外来侵侮的历史教训，使中国知识分子意识到向西方学习现代科技和文化以强国富民的重要。于是，出国留学逐渐形成浪潮，并且持续了整个20世纪。最初的留学地侧重在一衣带水的日本，继而转向西方，包括法国、德国、英国、比利时、奥地利等，而赴美留学的人数最多，约占赴西方留学人数的近八成。至1917年，中国赴美留学人数已达1174人。此后历年人数趋增，虽在二战期间，人数略减。但战后又迅疾攀升，并在四十年代末发展成为一个大浪潮。1950年以后，出国留学的浪潮在大陆受到遏制，但中心则转向台湾，目标主要仍在美国。1978年以后，大陆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行，使出国留学重新掀起高潮，其中，将近一半的留学生，去到美国。在20世纪持续了近百年的数十万留学生中，尽管有的学成归来，有的滞留美国，有的归来之后重又出国，他们都以其在海外求学所获得的科学知识、生存经历和文化经验，对各个不同历史时期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发生了重要影响。然而还有数量相当大的留学生和出国讲学、访问的学者，以种种原因滞留下来，获得了长久居留权或者美国国籍，成为移民。这是一批通过留学、讲学而实现移居目的的“知识移民”，实际上是中国海外移民的另一种重要的移出方式。 如果说早期的出国华工，以及其后陆续以“探亲”名义越洋而来的眷裔、族人、乡亲等，以及后来性质相似的赴美谋生、创业者，构成了美国华人社会的一个庞大的群体。他们以唐人街作为生存环境的文化方式，使固守中华文化传统的唐人街，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中国文化的一块海外“飞地”。近年来为一些美华作家所自称的“草根写作”，实际上是反映着唐人街生存方式和唐人街文化方式的“唐人街写作”。相比之下，由留学、讲学而移居的这一数量不菲的移民群体，无论在文化背景、生存状态，还是介入美国社会的方式和接受美国文化的程度等，都与传统的“唐人街”群体有很大的不同。一般而言，以华工及其后续而来的眷裔为代表的移民群体，其移居目的，大多是为谋生，而后才部分地发展为创业；移出地主要在东南沿海地区，属于比较底层的人群；由于家庭环境和文化背景的缘故，他们进入美国以后，也大多以打工或开设洗衣坊、中餐馆等传统行业为谋生、创业手段；他们大多以唐人街及其周边为聚居点，有着较为浓厚的故国家园情结和传统文化习俗，相对地比较难于融入美国主流社会和接受美国主流文化。而以留学生等为主要代表转化而来的知识移民群体，他们大多是在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的进程中出国的，在国内有较好的文化教育背景，最初是为留学的移居目的，带有社会转型期某种理想主义色彩和文化的自觉性；其移出地也不仅在东南沿海，而扩展在北方和内地的中心城市；由于他们较高的文化知识层次，使他们具有较好的职业选择的可能，并且作为他们介入美国社会的方式，相对比较易为美国主流社会所接受和纳入。尽管他们在文化身份上仍处于边缘状态，但不少人在经济生活上已经进入美国的中产阶层。美国华人移民的这两种类型，构成了华人移民群体的两种生存状态和文化心态。建立在这一生存现实基础之上的美国华文文学创作，也呈现出不同的特色。尽管在现实生活中，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他们来美日久，这两种生存状态和文化心态互有交叉、叠合和转化，但其基本的类型色彩仍很明显。 但无论何种类型的移民，在他们的人生历程中，一样都拥有双重经验和双重视域。一方面，他们出国之前有着在故国母土的人生经历和文化体验，这不仅是他们的血缘身份，而且是他们进入异邦新土的文化背景和人生起点。他们往往首先是据此来观察、体味、区分乃至臧否异邦的人生和文化，一定程度地左右着他们融入异邦社会的心态和程度。不仅第一代移民如此，即使是第二、三代移民后裔，他们也难以完全拒绝承续这份烙印在父祖心灵上与生俱来的人生魅影和文化印记。另一方面，他们又有着在异邦新土的人生经历和文化体验，对于这份经历和体验，无论是怨艾还是喜悦，是抗拒还是投入，都构成了他们新的人生内容和视野。不管有意还是无意，他们也会以这份新的体验和视野，反观甚而反思在故国母土的人生经历、社会观念和文化意识。两份人生经历、文化体验的互相对视、碰撞、渗透、印证和融摄，构成了海外移民和海外华文（华人）作家文化经验的双重视域。研究美国黑人文化的学者杜波伏依曾经指出，美国黑人是在将自己的美国身份意识内化之后，“又透过它来辩认自己的黑人身份，捕捉非洲的旧影残迹。”对于希望融入或者已经融入美国社会和文化的华人移民来说（尤其是其第二、三代的后裔），他们一方面是在将美国身份意识内化中，来确认自己的华族身份，以此与其他族裔的美国身份相区别；但另一方面，他们也在与故国母土的族性文化认同中，确证自己的新的异国身份归属，并以此和故国母土的同胞相区分，反观和反思、解构或重构融入他们血脉之中的故国文化。这种由双重人生经历而来的双重身份认同和双重文化视域，对于诉之精神层面的海外华文（华人）文学创作，具有特殊的意义，是海外华文（华人）文学最具特征性的所在。著名华裔美国作家赵健秀提倡的“华裔美国感性”，所指的也正是这种植根于华人自身历史的由双重人生体验和双重文化视域所诱发的文学创造力。 在整个20世纪中，美国始终是中国海外移民的持续不断地主要移入地之一。移居美国或者留学美国——无论是为了谋生创业，还是为了求知讲学，都不再仅仅只是个人行为，而在相当程度上是为时势所推动，从而形成了一波又一波与中国现代历史相关联的移民浪潮。最初一波浪潮是20世纪初期由“庚疑生”赴美就读所诱发的官派留学与自费留学浪潮。这一时期的留学生普遍怀有求知报国的志向和心态，并不大量滞留美国。它造就了一大批深刻影响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文化杰出和科技精英。这一浪潮一直持续到抗日战争爆发前夕，才因战争的影响跌入低谷。从具体的统计数字看，1914年以后至1929年，中国赴美的留学生逐年从200人左右增至400人上下，但1932年上海事变以后至整个抗日战争期间，每年赴美留学的人数又跌至200人以下。第二个浪潮出现在二战结束以后，国共的分裂和内战的烽烟，使一部分年青学生和文化人士选择了去国留学的道路。这是在历史转折时期的一次出国浪潮。从统计数字看，以留学美国为例，1945年以后每年出国留美的人数猛增至五、六百人，最高潮的1947、1948和1949三年，出国留学人数分别达到1194人、1274人和1016人。此时留学的潜在目的，是为移居。不论他们最后学成与否，大多数滞留在美国成为移民。第三次浪潮在20世纪的五、六十年代。此时处于两大阵营对峙的冷战格局之中，甫生的新中国与美国没有正式外交关系，不仅中国大陆学生无法赴美留学，在美学成的留学生和科学家，也被禁止回到祖国大陆。这一时期的中国赴美留学生主要来自台湾，他们大多是跟随父辈被政治浪潮卷到台湾，又失望于台湾的政治环境和经济前景，而寻求以留学的方式移居海外的。他们自称是继父辈由祖国大陆到台湾的“政治放逐”之后的第二次“自我放逐”，是一群“流浪的中国人”。他们留学的目的很大程度上是移居，回归率仅10%左右。因此所谓“留学生”也被戏称为“留”下不走的“学生”。这一浪潮一直持续到七、八十年代，随着台湾六十年代以后的经济发展，留学生的回归率才相应有所提高。第四次浪潮在八十年代以后，祖国大陆的改革开放和加速现代化进程，使出国留学重新掀起高潮，伴随而来还有一个投亲移民以及通过其他方式移民的浪潮。据统计，从1978年首次派遣留学生出国至1999年，20年间出国留学的人数（包括公派、自费和以其他身份先出国而后转为留学生的）共40万余人（公派145万人，自费16万人），其中将近一半到美国。学成归来的主要是公派留学生，而自费留学生的回归率只有10%左右，也就是说尚有近90%的自费留学生，已经转为新移民。［4］ 20世纪的美华文学，便是在这样一波又一波的留学/移民背景上发展的。人口的流动是文化传播的重要渠道之一。特别是这种飘洋过海的跨地域、跨国界、跨民族和跨文化的传播，移民是其最重要的文化的承载者、传播者和不同文化交融的媒介点。不同时期进入美国的华人移民，不仅承载着历史悠远的中华文化，而且背负着各自时期的历史命运和文化命题。他们进入美国之后各自独特的人生经历，也带着鲜明的历史与时代的印记。这便使在这一背景上升华起来的不同时期的美华文学，也发展出不同的形貌。一方面是华人移民共同的中华文化背景，规制了美国华文（华人）文学的总体形态，使之不仅区别于美国的主流文学，也区别于美国的其他族裔文学，如犹太文学、黑人文学、亚裔其他族群文学等；另一方面，不同时代华人移民的历史际遇、文化背景、生存方式和人生经历以及介入美国社会的方式与深度等，也发展出不同时期美华文学的特殊形态和不同的文化关注点，回应着他们对于故国母土潜存的历史焦灼和文化困惑。因此20世纪美华文学与中国文学存在着深刻的双重互动关系。一方面是美华作家的中国文化背景和中国文学传统的哺育，是他们在异域创作的文化基础和文学起点；另一方面他们又以在异域所接受的文化经验和人生体认，通过文学创作，重新反思母国的文化和文学传统，进行解构和重构，反馈于母国文学，对中国文学从五四迄今的现代性建构，产生影响。 正是基于上述的这一认识，本课题的研究集中在两个重点：一是20世纪美华文学文化主题的变迁。之所以集中在文学的文化主题上，是希望透过文学主题的文化关注点的变化，揭示出不同时期美华文学外在形态背后潜隐的种种历史、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因素。其二是美华文学与中国文学的互动关系。既是对作为美华文学形成与发展背景的中国文化与中国文学因素的观照，也是对美华文学以其理论形态和艺术实践基础和对中国文化与中国文学传统的反思，从而或显在或潜在地不同程度影响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也因此，本课题虽然追循着美华文学发展的历史脉胳进行论析，但并非是一本文学史或准文学史的著作。我们只求对问题有所阐发，而不求对史实全面铺展。文本当然是我们研究的基础和出发点，但不是研究的终点。我们期待的是在有选择的文本分析基础上，对上述两方面的问题有所发现和阐析。虽然受制于水平等方面的原因，有些章节较侧重于文本的分析，有些章节则较重视理论的发挥，但以史证论，是我们共同的目标。 还有两个问题必须在这里说明：首先是关于“移民”的概念。世界各国对于这一国际人口迁移的定义，各不相同。在中国的移民研究中也是歧义纷出。《中国大百科全书》认为：一定时期内人口在地区之间永久或半永久的居住地的变动，人口迁移形成为移民。何谓“半永久”，其量化的时间指标是很难把握的。《中国移民史》的作者葛剑雄也认为：“移民是指迁离了原来的居住地而在其他地方定居或居住了较长时间的人口”。这里所谓的“较长时间”是多久？也很难把握，没有时间的定量指标是很难说清楚的。为此又有了“永久性移民”和“暂时性移民”之分。《美国大百科全书》放宽了“移民”的居住时间定义，认为“在接收国居留至少一年的人被列为移民”。本课题不是对于移民的专门研究，但华文（华人）文学的创作主体不能不涉及到移民身份问题。为了便于阐述所要回答的关于文化主题变迁和文学互动问题，我们选择了比较宽泛的关于移民的定义，即将并未获得永久居留权和国籍的中国留学生，在美国居留期间的文学活动和创作实践，都纳入美华文学的讨论范围。这也符合于《美国大百科全书》所肯认的移民定义和中国移民研究中所提出的“暂时性移民”的定义。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华文文学”还是“华人文学”。这也是这一学科争论不休的问题之一。对此我们曾有过专文，说明我们认识的变化和现在的观点［5］，这里不再详述。中国的海外移民经历过三次身份的变化：最初他们是中国的海外子民，被称为华侨，无论在血统、文化还是政治身份上，他们都是中国人；其次，20世纪中叶中国政府宣布取消双重国籍以后，许多长居海外的华侨选择加入所在地国籍，从而成为外籍华人；他们在政治身份上脱离了中国国籍，但在文化身份上并没有脱离中华文化传统，或者说是以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作为自己的身份和资源，参与所在国多元社会和文化的建构；第三是长期定居海外的华人后代，所谓华裔，其中也包括了部分华人与所在国其他民族通婚的混血后代。他们保留了华人的血统或部分血统，不仅在政治认同上，而且在文化认同上已融入所在国的社会和文化。如在美国，他们首先是美国人，其次才是作为美国少数民族之一的华裔美国人。源自他们父祖辈的悠远的中华文化，是作为他们族性文化的基因，成为他们融入美国社会的一部分文化资源。从民族的观念上区分，无论华侨、华人还是华裔，他们都是中华民族，或称华族。20世纪的美华文学，包含了华侨、华人和华裔的文学。他们的主要文字媒介是中文（也称华文），因此在一般情况下称之为华文文学。但华文文学并不能涵括华人和华裔用其他语种（主要是英语）创作的文学。特别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美国华裔的英语文学受到包括美国主流社会的认同和广泛关注。他们创作中表现出来的文化沟通和改造，是不同地域、不同种族和不同历史之间文化融汇的重要现象和亟待深入探讨的新鲜命题；而且随着华人对所在国社会的参与和融入的程度日渐加深，华人的异语种书写必将成为更为普遍的现象。因此近年来颇有一些学者主张超越语种的区限而立足于族性和文化之上，将“华文文学”易名为“华人文学”。我们基本上倾向于这一观点。因此在本书的讨论中将华裔英语文学也列为专章论述。但由于学界的意见尚未一致，所以我们在一般的叙述中仍使用“华文文学”这一提法，或将华文与华人并列，这是特别需要说明的。 参考文献： ［1］参阅陈碧笙主篇的《南洋华侨史》，第14页，江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 ［2］［4］参阅黄润龙编著《海外移民和美籍华人》，第9页、第57-73页，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 ［3］参阅阿英编《反美华工禁约文学集》，中华书局1960年。 ［5］参阅刘登翰、刘小新《华人文化诗学：华文文学研究范式的转移》，载《东南学术》2004年第6期。 原载：《华文文学杂志》2006 原载：《华文文学杂志》2006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