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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香港文学的历史定位问题,学术界与文学界历来存在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一种是从“大中华”意识出发,强调香港文学与祖国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和现实承继关系,将香港文学纳入中国文学的整体版块儿中进行审视;一种则强调香港文学的独立性,突出香港文学意识,以求摆脱被大陆文学阵营收编并被边缘化的命运。观点的提出纠缠着复杂的历史问题与现实矛盾,即便是试图从纯粹学理性的角度给二者以公断,也显然是一件勉为其难的事。可是,争论的双方似乎都忽略了一个症结所在:我们其实都没有摆脱以往那种二元对立的对抗性思维模式,而忽略了跳出圈儿外,以“他者”身份从容观看风云变幻所能得到的启示,结果是我们虽然在学术研究中力避受到意识形态观念的影响,却恰恰陷入了这种影响的悖论当中。问题是,怎样才能跳出圈儿外,变“自我”为“他者”呢? 对文学史地位的争辩,深层次体现出的是历史意识与文化立场的分歧,从新文学整体观的视角尝试整合大陆与香港的文学生态时,我们大概不能无视这种客观的差异。也斯谈到,“过去人们对现实已有了许多定型的看法,不知怎的这些成套的已有看法总回答不了我由亲身感受开始的问题”。①也斯自70年代走上文坛,他的创作始终被视为是体现香港本土意识的突出代表,奇怪的是人们较多注意他的文学叙述中那些致力于建构“香港形象”的部分,而对他融会在字里行间的更为宽厚的文化立场缺乏认识,事实上正是这后一个方面使他超越了一般的文学论者,并对我们重新审视香港文学与大陆文学的关系具有启示意义。 在后现代的历史视野中,从来不存在所谓客观的历史,只有历史的叙述。海登·怀特强调:“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历史事件只是故事的因素。事件通过压制和贬低一些因素,以及抬高和重视别的因素,通过个性塑造、主题的重复、声音和观点的变化、可供选择的描写策略等等——才变成了故事。”②因此同一历史事件可以变成不同的故事,关键取决于叙述者看待这一历史事件时的立场和角度。借鉴这样的历史观来考察内地与香港知识界近年来对于两地文学关系的讨论,可以发现一些症结问题所在。在大陆,依据传统的文学观念和国族历史大叙事的思维意识审视1949年以后的香港文学,能够进入文学史视野的作家作品相当有限,香港常常被描述为“文化沙漠”,充斥其间的是贩毒走私、赌狗赛马、色情泛滥、灯红酒绿,人们耳熟能详的多为武侠、言情小说,“文艺小说”的生存空间极为有限。李欧梵在论述香港文学的边缘性时曾经指出:“这一种大陆知识分子的中心心态,我认为一直持续到现在,几乎没有任何人对于香港文化和历史有真正的兴趣,甚至于有几位目前已在香港任教的原大陆学者,在其发表的批评文章中对香港文化更是蔑视有加。”③说“几乎没有任何人对于香港文化和历史有真正的兴趣”未免太过武断,不过他指出的大陆知识者的“中原心态”倒确实存在。有论者指出大陆的香港文学研究存在模式的单一化问题,“台港文学尽管与大陆不同,但仍被纳入到现实主义的论述模式中”,“把自视为惟一真理(‘现实主义’、‘泛大陆本位中国现当代文学观’/‘纯文学’)的评论框架加诸被研究的对象(香港文学/流行文学)时自然会得出既定的结果,自设问题又自行解答,亦因此泯灭了被研究对象的个别殊相。”④站在传统的“华夷观”和大文学史叙述模式的立场上去收编中原以外的其它叙事,无论怎样努力,都很难给予贴切真实的观照。 在历史、文化的夹缝中探求文化身份的香港知识者,面对英国殖民者的文化同化策略和大陆学界自觉不自觉体现出来的“大中原心态”,内心的焦灼与愤激情绪常常溢于言表。周蕾甚至断言,香港与大陆的历史差异“甚至可说是两地的基本社会性冲突(其中包括香港有、大陆无的严格设立与运作悠久的法律制度,初步的直接选举,相对的议论自由等),却常常被‘大家是同胞’诸如此类的神话抹煞;而这类血缘神话必须绝对服从,正因为它其实是完全空洞的。对同宗血缘关系的服从即是表示能动性力量的放弃,而只有建立在劳作与生机而不是建立在血缘与种族之上的能动性力量,才是管理一个社区之本。”⑤香港作家刘以鬯也曾不无焦虑的谈及香港文学的境遇问题,指出:“长期以来,香港文学工作者取得的成绩一直得不到认同与肯定。有人说:‘香港是文化沙漠。’有人说:‘香港没有文学。’在这种情形下,除非我们无意看清历史的足迹,否则就有必要根据实际情况求真求是,将模糊的观念转为准确的意识。”⑥对文化与文学问题进行学理性的探讨当然是必要的,可是也须注意避免将情绪化的因素搀杂其间,否则原本是为了抵制一种话语霸权,却无形中又造成了新的话语霸权。许子东在为《后殖民食物与爱情》选集写的序言中提到,“在传统上,香港‘文艺小说’所具有的意识形态功能一向相当有限。从来都很少有香港的中短篇小说会引起市民大众广泛注意进而改变一代社会思潮甚至影响香港的文化、教育政策,也罕有小说家会因其创作而进入政府公务员体制同时直接间接地影响政治生态(所有这些情况在古代乃至现当代中国甚至台湾都屡见不鲜)。香港文学影响、改变香港社会主流价值观念系统的作用,不仅不如马会、电视等大众娱乐工(商)业来得直接明显,而且在文学范围内,‘文艺小说’的社会影响也不及报刊上的专栏散文或武侠长篇。”⑦可是,就是这样边缘化的“文艺小说”,自70年代以来也在有意无意地承担起建构、塑造香港主流意识形态的使命,这种意识形态常常被许多论者笼统的称为“香港意识”,并侧重挖掘其对香港社会一般大众心理、文化发展趋向和城市文化生态等方面的体现,西西、也斯、李碧华、黄碧云等人的小说常被用来作为例证。令人怀疑的问题是,即便是这些被视为最具“香港意识”的作家,在他们的作品中表述出来的文化观念也具有相当大的差异,而从香港文学创作的整体阵容来看,关注或侧重讨论“香港意识”的作品也仅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它与城市批判文学、女性文学等共分天下。由此观之,“香港意识”的内涵就相当模糊,对“香港意识”的突出与强调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支持论者的文化立场,既是为了纠正某些基于思维惰性而导致的学术思路的僵化,也有在文化多元化格局中争得一席之地的愿望。然而,对文化身份的探寻最终在一些人的观念中转变为不自觉的“文化自主意识”,“隐隐然有本土香港的东西就是好的倾向”⑧,多少令人发现了一点儿地方主义的影子。 也斯的创作始终致力于对香港文化身份的辨识,与众不同的是他很少采取抗辩的姿态,而能保持一种从容的心态,让香港的文化生态自然的呈现于世人面前。台湾作家席慕容谈到自己的散文创作时,曾经提到,“从前写故乡的文化,总有一种向别人抗辩、申诉的欲望。你看,你看,我们的文化不是你想象的那样,是这样的。而现在,我的创作不再是为了向别人申辩,我很平静的展示我的文化,她是这样的,我爱她,你一定会喜欢她。”⑨思维方式的变化让我们体会到文化意识的成熟与思想的境界,在很大程度上,也斯采取的也正是这样的叙事策略。 在创作中,也斯注重展示弥漫在香港都市中的人伦情怀、市井风俗,他借鉴法国新小说派的笔法,以“都市生活观察者”的角度,自然而不动声色的再现出生活常态中的点滴细节。在平静的观察中,他把握到困扰着当代香港文化人的症结所在,但他对香港的历史境遇与现实处境的思考,又不是局限于偏至的本土意识。他游走在不同民族的文化空间当中,如《记忆的城市虚构的城市》,借助于主人公的旅程把世界上和人类文化密切相关的几座城市(纽约、巴黎、三藩、香港等)串连在一起,既发现香港文化的特色,也反省香港文化的不足,比如,在美国,也斯认识到港人文化教育的严重缺欠: 发觉近代史的课本残缺混乱,要重新编写讲义。大家说起我们中英文科的内容,都与现实脱了节,即不能令我们对过去的中外文学有一个完整贯彻的印象,也不能看到香港人写香港的作品。种种教材的设计,好象是为了有意无意令我们看不清全面的图象。只见一切都是破碎朦胧,好象自自然然地抹煞了过去,压抑了我们集体的记忆;另一方面又好象要隔开现在,令我们接触不到任何具体的实况。从一开始我们接受的教育就是不完整的。⑩ 在小说集《岛和大陆》中,收录的《使头发变黑的汤》、《洛杉矶的除夕》、《革命大道旁的牙医》、《岛和大陆》、《清明时节》,以及附录《古怪的大榕树》等一些探讨东西方文化的冲突与融会,以及港人在文化碰撞中的生命体验的篇章,都使我们感受到他的一种历史思考和文化立场,他的视点并不在简单的审视文化的对抗,他常常使用的一个关键意向是“沟通”。在《古怪的大榕树》中,借助于对眺望大陆和岛的视角的讨论,也斯提出这样的文化观念,“从岛眺望大陆,又从大陆眺望岛。换了一个角度,至少会看到站在原地看不到的东西,会想到去体会别人为什么那样看事情”。“当我们不断移换观察的角度,我们就会发觉:其实是有许多许多的岛,也有许多许多的大陆,大陆里面有岛的属性,岛里面也有大陆的属性,也许正是那些复杂变幻的属性,令我们想从不同的角度去了解人”。[11]其实文化乃至政治思想的交流,都需要依凭这样一种宽容、理性的思维意识,小而言之是在局部的对抗和冲突中采取对话、沟通的方式,理智、清晰的审视不同民族文化传统的利与弊;大而言之则是在人类的发展进程中,树立全人类意识,藉此来消弭基于民族文化等方面的差异而产生的隔膜与敌意。 游走于两种文化之间的人,是也斯在其小说创作中给予了较多关注的对象。他让那些无法克服传统思维惯性的主人公们在现实中不断遭受灵魂的拷问,写出他们的犹疑、彷徨、失落和生活的混乱,如《洛杉矶的除夕》中的李地,《清明时节》中的表妹,以此写实化地揭示不同文化之间碰撞时的状态,同时,他也着力塑造出一些在两种文化中能够和谐自处的人物形象,像《洛杉矶的除夕》中的美兰,《使头发变黑的汤》中的玉珠和她的母亲。传统文化的因素似乎并没有阻碍她们接受另一种全新的文化,没有太多的内心冲突,一切从使生活变得更美好的角度出发,她们就那么自然和谐的将两种异质文化融会在自己的生命历程中了,惟其如此,她们也获得了超越于任何一种单一文化视野之上的观照角度,能够提出这样的见解:“西方的社会是一个不同的社会,有它的问题,有它的自私、冷酷的一面,但亦未尝没有优点。即使在他们的文学中,亦有不少对这社会问题的自省,问题是一个生活在西方的中国人,很容易只是模仿表面的轻浮,或是轻易就全盘否定它,没有细看那些反省罢了。若只说中国好,西方不行,这样的话,如果不能实际活生生地结合到生活中去,很容易变成外在的骄横,内心仍是虚弱的。”“我希望我们说的中国的态度,不是杂碎和炒面、灯笼和屏风,而是真正可以帮助一个在中国家庭背景长大的中国人,明智地生活在这西方的社会中。”[13]文化的融合实在不只是习俗的简单与平面化接纳,更应该是一种健康乐观的心态、人格、精神气质的塑造。对于香港与大陆的关系,他也力避抽象而空泛的论调,坚持“岛与大陆有不同的构成,有不同的历史和地理,自然有很大的差距。”“这些不同,也许是值得肯定和细察的。”[12]“我觉得只有通过对话、商量,才可以消减对权力的膜拜与恐惧。我们与过去的关系,也必须有不断的对话和商量,才不致于带来简单的迷信与否定”[14]。 在历史和现实的夹缝中,也斯选择了作为“他者”来进行观察的视角,他的许多生命体验就因此而不仅仅为香港人所独有,成了具有某种人类共通性的感受。他并不强加给人们某种思想观念,但他力求提供一种建设性的思路,正如他在《后殖民食物与爱情》中委婉地传达的那样,“我坐在中间,看着席上不同背景的朋友,想连在饮食的问题上也难有一个共识呢!”“我环顾两旁,高兴见到来自不同背景的朋友围坐一桌,谈兴正浓,高高兴兴地把酒也喝得差不多清光了。有些人离开我们到处生活,又有些新的人加入进来。我们对事老是各有不同的意见,彼此争吵不休,有时也会伤害对方,但到头来又还是走在一起,也许到头来也会学习对彼此仁慈”[15]。他在寻找书写香港的角度,但他力避将香港定型化、中心化。以此检视学术界、文化界对于“香港意识”的分歧,我们多少可以认识到,其实分歧的实质在于双方都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自主”的观念,执著于文化身份的认定,使我们常常忽略了文学艺术中传达的具有人类共通性的质素,而陷入了偏狭的地域性限制。 对于大陆和香港的文学研究者来说,超越狭隘的政治社会学偏见,突破现有对抗性思维的局限,正视两地文学的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关系,应该是文学研究进一步深化的有效途径。 注释: ①也斯:《〈养龙人师门〉后记·影印机与神话》,见《养龙人师门》,(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②HaydenWhite,The Historical Text as Literary Artifact,in Tropics of Discourse:Essays in Cultural Criticism(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7),转引自赵稀方《小说香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 ③李欧梵:《香港文化的“边缘性”初探》,《狐狸洞呓语》,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④李焯雄:《名字的故事》,陈炳良《香港文学探赏》,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91年第1版。转引自赵稀方《小说香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 ⑤周蕾:《写在家国之外》,(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⑥刘以鬯:《香港文学在当代华文文学的位置》,《文学世纪》(香港)2002年1期。 ⑦许子东:《后殖民食物与爱情·序言》,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 ⑧⑨源于笔者对香港《文学世纪》主编古剑先生、台湾作家席慕容的访谈,尚未发表。 ⑩也斯:《烦恼娃娃的旅程》(又名《记忆的城市虚构的城市》),漓江出版社1996年版。 [11][12]也斯:《古怪的大榕树》,见《岛和大陆》,(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13]也斯:《使头发变黑的汤》,见《岛和大陆》,(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14]也斯:《与传统共商量》,香港《香江文坛》2002年2期。 [15]也斯:《后殖民食物与爱情》,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 原载：《文艺争鸣》2004年05期 原载：《文艺争鸣》2004年05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