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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先勇在其作品表层世界的背后，给我们揭示了另一面独具特色的审美意识世界，这是标志着白先勇作为特立独行的“这一个”的特质，也是其人格魅力所在。从主体审美心灵图式的角度来阐释白先勇的审美意识世界，这是根解其作品的金钥匙。本文拟从审美个性、本能及童年经验、社会文化、社会生活等四个层面来考察白先勇的审美心灵图式，这四个因素又因为相互之间的关系及其在主体心理态势形成过程中的具体作用而分为两组：一组是审美个性、本能及童年经验，它们是触发主体心理态势的诱引因素：一组是社会文化与社会生活，它们是决定心理态势和价值取向的主导因素。 一、触发主体心理态势的诱引因素 1、审美个性 个性就一般意义而言是指性格，在审美心理学的层面上还包括作家的才气、禀赋、审美趣味等方面的内容。曹丕在《典论·论文》里指出：“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典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这是对作家个性气质与作品关系的初步探讨。许一青在《文学创作心理学》一书中将作家的个性气质类型归结为四类：胆汁质、多血质、粘液质、抑郁质［1］， 我们认为白先勇是属于一种粘液质和抑郁质综合性气质类型的作家。他多愁善感，对生活细节常常有比一般人更加敏锐的感触。他并没有刻意去探究作品中生命悲剧背后的社会与时代背景，因此在其作品中我们很少直观到时代风云的总体特征，而更多地发现了隐含于具体而细微的生命形态与生活过程中复杂微妙的情感变化。从总体上看，由他这种独特个性所决定的文学创作的审美视点是内指而非外指的。 从社会文化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主体审美视点的外指一般存在两种情况：屈从于外在强制体系的需要而与其保持一致；或者在与外在强制体系的冲撞中遭受毁灭性打击。而主体审美视点的内指则可以保留一个相对独立的、隐秘的文化空间，以实现主体与外在体系的对立与妥协。从白先勇文学创作的实践来看，审美视点的内指使得他在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化空间里，既不屈从于传统中国文化体系的内在轨范，又不至于被现代西方文化体系所羁绊乃至同化。可以说，正是这种独特的审美个性（审美视点），为白先勇在审美心理态势和价值取向上表现出在传统与反传统之间游走与抉择的动态特征提供了内在依据。 2、本能及童年经验 白先勇小说的审美心灵图式与其性格变化有着深切的关系，而其性格塑造又与本能、童年经验息息相关。所谓“本能”，美国社会心理学家麦独孤曾这样定义：它是“一种遗传的或先天的心理——物理倾向。这种倾向决定了人们去知觉：去注意某种确定的目标；去体验知觉这种目标所形成的某种特殊的情绪兴奋，按与其有关的某种特定方式行动，或者至少要去体验一下这种行动的冲动。”［2］这个定义有助于揭示白先勇早期小说创作中心理倾向的真相。试看下面三段文字： 他端上茶杯笑着请我用茶时，我看见他竟长了一口齐垛垛雪白的牙齿，好好看，我敢说他一定还没有剃过胡子，他的嘴唇上留了一转淡青的须毛毛，看起来好细致，好柔软，一根一根，全是乖乖的倒向两旁，很逗人爱，嫩相得很。 我连忙把棋子抢在手中，笑着和他打赖，他也红着脸笑了起来，露出一嘴齐垛垛的牙齿，我真奇怪他嘴上那须毛为甚么那么细那么软呢？连竖不起来的，我忽然起了一个怪念头：要是我能摸一摸庆生的软须胡，一定很舒服的…… 我轻脚轻手走到他头边，他睡得好甜，连不晓得我来了。我蹲了下来，仔细瞧了他一阵了，他睡着的样子比昨天还要好看似的。好光润的额头，一大绺头发弯弯的滑在上面，薄薄的嘴唇闭得紧紧的，我看到他鼻孔微微的翕动着，睡得好斯文，一点也不象我们家那批男佣人，个个睡起来“呼噜呼噜”的，嘴巴歪得难看死了。真是不知怎么回事，我一看见他嘴唇上那转柔得发软的青胡须就喜得难耐，我忍不住伸手去摸了一下他嘴上的软毛毛……［3］ 一般说来，作品表现出来的审美趣味就是作家个人的审美趣味，至少也应得到他的认同或认可。张爱玲曾说过：“写小说的间或把自己的经验用进去，是常有的事。至于细节套用实事，往往是这种地方最显出作者对背景的熟悉，增加真实感。作者的个性渗入书中主角的，也是几乎不可避免的，因为作者大都需要与主角多少有点认同。”［4］在上面的三段文字里，我们可以发现白先勇对目标的选择、感知和体验表现为在一定程度上的“变态”（同性恋）倾向，这种倾向在《玉卿嫂》中的容哥儿、《月梦》里的吴医生、《青春》里的老画家、《寂寞的十七岁》中的杨云峰、以及长篇《孽子》中的李青等人物形象上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有鉴于白先勇高贵的出身和较之常人更为优越的生存环境，我们只能将这种倾向归于作家先天的本能在起作用。 如果说本能是作为先天因素而作用于主体性格的话，那么童年经验则作为后天因素对主体性格的形成起到了极大的制约作用。白先勇曾坦言：“小时候我是个好热闹又顽皮的孩子，个性是很外向的。在我七、八岁的时候得了肺病，我在病床上躺了四、五年，养病使我与外界隔绝。当我病好再去上学时，我的适应力很差，因此也变得敏感而内向。”［5］许多年后白先勇再一次不胜感慨地追忆起这一段时光： 得病以前，我受父母宠爱，在家中横行霸道，一旦隔离，拘禁在花园山坡上一幢小房子里，我顿感被打入冷宫，十分郁郁不得志起来。一个春天的傍晚，园中百花怒放，父母在园中设宴，一时宾客云集，笑语四溢。我在山坡的小屋里，悄悄掀开窗帘，窥见园中大千世界，一片繁华，自己的哥姊、堂表弟兄，也穿插其间，个个喜气洋洋。一霎时，一阵被人摈弃，为世所遗的悲愤兜上心头，禁不住痛哭起来。［6］ 童年的这段不幸遭遇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白先勇的心理结构和情感结构，对他的性格形成乃至于文学创作活动有很大的影响。性格的由外转内使其敏锐而多愁善感，并开始了由外视到内视的审美观照基点的转移；另一方面，这种独处而寂寞的内省活动使主体滋生了某种逆反心理素质，并令其以一种自怜自爱的心态来关注自我、关注周遭人群。这种性格变化最终反映在白先勇早期作品人物形象的特点上：一方面是表现对天真快乐的童年生活的无限依恋，如容哥儿等：一方面是对“老病少年心态”的刻画，如杨云峰等人。前者是一种缺失性体验，它来源于病中的白先勇对正常的童年、少年生活的渴求心态；后者是一种超常态性体验，它来源于病愈后性格大变的白先勇在遭遇到不能很快或完全融入现实生活这一尴尬处境时所产生的逆反心理。归结起来，本能、童年经验等诱引因素的作用在于：促使白先勇在心理上和生理上具备了从事文学创作活动的才性气质、先天禀赋等基本条件，并诱发了白先勇审美心态和审美情感倾向的萌芽。 二、决定主体心理态势的主导因素 1、社会文化 社会生活与社会文化是审美心灵图式得以最终形成的主导因素，社会生活作用于社会文化而对审美心灵图式发生影响。 白先勇1937年出生于广西桂林，抗战爆发后随家迁往重庆，1945年抗战胜利后迁南京，1948年就读于香港一所教会学校，1957年入台大外文系，1963年赴美，后留美任教。在这段经历的背后隐藏有几个对白先勇文化心理产生重大影响的因素：一是四年多的病榻生活；二是抗日战争中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三是国民党内战失败、退拒台湾的政治现实；四是留学并最终任教于美国——一个与传统中国文化模式决然不同的国度。由于上述四个因素的作用，我们发现了白先勇社会文化心理层中传统文化模式与现代西方文化模式既相容纳又相冲突的情状。 经由了数千年沉淀而至于广博深厚，并以一种矢量平衡状态存在的传统中国文化对白先勇影响甚巨，有几个具体因素促使了白先勇对传统文化的吸纳与继承。首先，白先勇出生于一个军人世家里，其父一向以“儒将”著称，他自小就处于一种传统文化氛围之中并饱经熏陶。其次，童年时的病榻生活以及由此而来的性格变化使得他与传统文学中具备阴柔美色彩的人物形象之间有一种心理接近性，这也触发了他对《红楼梦》、巴金和张恨水的小说的兴趣，尤其是对《红楼梦》的迷恋，使得传统中国文化的精髓渐渐渗入其心田。三是抗战生活对其文化心理的潜意识层次有重大影响：一方面是父辈的卓越表现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种来自心底的自豪与骄傲在其某些作品里若隐若现，也因此而平添了对现实不堪之境的伤感；另一方面抗战的胜利和民族主义的高涨，诱发了中国大众的民族文化意识的觉醒，这对白先勇对传统文化（尤其是文学）的接受无疑起到了促进作用。四是美国之行使他得以从一个全新的、比较的视角，即在西方文化背景下透视传统中国文化，并进而发现传统文化的真谛。因此一度在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冲击下兴奋不已的白先勇经由了情感、文化心理的多层次对撞后，开始了对传统中国文化的回归。 2、社会生活 正是由于上述文化层面的因素使得传统历史文化浸润于白先勇的审美意识的深层，并在其审美意识世界里居于重要地位，发挥重要作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白先勇审美意识世界的单一性存在。首先，此前我们已经分析过本能、童年经验等诱引因素的作用。心理医学临床试验证实，意想不到的生活变故——长期寂寞枯燥的病榻生活以及动乱的现实遭遇——有可能导致主体心理意识脱离常态，如产生逆反心理等。本能、童年经验等等主体心理态势得以形成的诱引因素，令其在潜意识里滋生了某种独特的审美情趣，而这种审美情趣与传统文化心态是基本对立的。其次，传统价值观的危机触发了其反传统心理机制的萌生。白先勇出生于一个高级将领的家庭里，自小就深受传统文化及家庭环境的影响，这就决定了他守教从训、成就大业的传统心理定势以及一种“将门虎子”的原生心态，但是身染沉疾、与外界隔绝的病榻生活使其发生了由外而内的性格变化；另一方面动荡不安的生活经历、家族事业江河日下的现状又令其平添几许惆怅与困惑。这种传统心理定势和原生心态在遭遇到生活现状的巨大反差时，便产生了白先勇在传统与反传统之间游走不定的态势，在具体写作过程中发生了与传统文化价值观念的分裂乃至于“背叛”。这种“背叛”既是作品内容对于传统道德的挑衅与叛逆，也是作家个体对于信仰传统的行为的叛逆。在这种叛逆中，作家在精神上得到了某种替代性满足，因此，这种叛逆既可以看作是作家对社会的回敬，也可以视为主体的自我解嘲。其三，由以上诸因素所诱发的审美情趣使得白先勇在进入台大外文系后，对外国文化（文学）发生了浓厚兴趣，而美国之行使得他可以全方位地接触西方现代文化。虽然白先勇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基，但是处于西方文化的全面包围与冲击之下，他不可能全身而退，事实上，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白先勇是以一种略带惊喜乃至于激赏的心态来观照异域文明的。 因此，我们发现白先勇审美意识世界中反传统机制的形成与他的文化处境有着复杂微妙的关系。一方面，作为将军后嗣，白先勇终于没能子承父业，虽然这是在多种因素影响下的结果，但由此而来的潜意识里的痛楚是无法避免的，在《国葬》、《思旧赋》中的少爷，《孽子》中的李青等人物形象中我们能感受到他那份巨大的痛苦、无奈与伤感。另一方面，逃离大陆——栖居台湾——浪迹美国的生活经历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文化困惑。作为一位台湾人，他的根在大陆；作为一位“纽约客”，他的根在中国；然而两岸三地异常的政治气候所造成的现实隔阂与文化冲突又使其真正就属于“无根的一代”。因此扎根于空虚、焦虑、荒谬的存在现实的西方现代主义天然就与白先勇的文化处境有着某种接近性，这正是白先勇审美意识世界反传统态势的根本所在。 三、图式与结论 到目前为止，白先勇的小说创作可分为四个阶段。小说集《寂寞的十七岁》多取材于作者童年及青少年时代的生活经验。小说多从小男孩（少爷）的角度来关注人间万象，开始了作家对于人与社会关系的探索历程，表现出强烈的主体意识和唯美倾向。进入台大外文系后，白先勇全面接触了西方现代主义的文艺理论和文学作品，并对其发生了浓厚兴趣，从《寂寞的十七岁》中可以看出，这时候的白先勇无论是在心理态势上还是在价值取向上都表现出反传统的特征。《纽约客》依然包涵了反传统的内在因子，却开始了白先勇对传统中国文化的回归历程。美国之行使得他能够从一个全新的、比较的视角，即在西方社会文化背景之下透视传统文化。在《纽约客》中失去了固有文化根基的中国人在异国他乡饱经风霜，他们空虚、焦虑，在挣扎中寻求生命的意义，却又永远无法在西方社会的坐标轴上定位自己，因而在沉沦中走向衰亡。从“纽约客”们的身上我们可以发现白先勇对传统中国文化的渴望与回归。如果我们把白先勇从《纽约客》到《台北人》的创作视为在某种意义上的“寻根文学”的话，这个根就是传统中国文化。在《台北人》中白先勇进一步贴近传统中国文化，小说无论是在艺术技巧上还是在审美风格上都倾向于传统。但是《孽子》又突出地回到了与《寂寞的十七岁》对应的位置。小说描写了被放逐的“迷惘的一代”（青春鸟）在沉沦中寻求爱与生存之道的图景。白先勇在对这些“青春鸟”寄予深切理解和同情的同时，展开了对时代社会的前所未有的批判，小说的基本姿态是反传统的。［7］ 通过上述具体分析，我们可以将白先勇的审美心灵模式图示如下： 附图{略} 审美心灵图式是主体心理机制的表现模式，它表明是那些因素影响和决定了主体的心理态势和价值取向，并最终通过作品表现出来。就白先勇前后四个阶段的创作而言，其审美意识世界既有着恒定的土壤层面，又有着不断发生微妙变化的气候层面。事实上，白先勇的审美心理态势与价值取向并非始终是一成不变的，各方面因素的合力导致了他在传统与反传统之间游走与抉择的心理态势。在具体写作过程中，当反传统意识在其审美创造中发挥重大作用时便产生了《寂寞的十七岁》、《孽子》等作品，而《纽约客》、《台北人》等作品则是其传统意识居于主导地位下的产物。因此，对白先勇小说的审美判断与价值判断不能建立在单一的价值尺度与认识维度上，正是在游走与抉择于多元文化向度的困境中，白先勇确立了自己在中西文化坐标体系上的位置，白先勇小说的审美价值与文化魅力亦根源于此。 【参考文献】 ［1］许一青．文学创作心理学［M］．学林出版社，1990，P396—397． ［2］麦孤独．社会心理学导论［A］．波士顿出版社，1908，P30． ［3］王晋民．玉卿嫂［A］．白先勇小说选［C］．广西人民出版社， 1980，P263—264，P265，P266． ［4］蔡登山．活在作品中的张爱玲［A］．陈子善．作别张爱玲［C］．文汇出版社，1996，P15． ［5］汪景寿．台湾小说作家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P149．。 ［6］白先勇．蓦然回首、第六只手指［M］．花城出版社，2000，P4． ［7］罗义华．〈孽子〉批判的指向与力度分析——兼论白先勇创作心理的转变［J］．民族文学研究，2000（1）． 原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3年12 期 原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3年12期 (责任编辑：admin) |